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份，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历史上，必书生与农民相结合（如谭、戚、曾、左之兵），都市与农村相结合，始能发生真正之力量，造成巩固之基础。社会进步，今日之书生与农民（包括其他劳动者），不仅应以官民、官兵之关系结合；且须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能先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则进而以官民、官兵等关系相结合，乃能胶漆无间，而不至发生反拨作用。且必须能与农民以同志关系相结合之书生，乃为真正有用之书生，否则为百无一用之书生，甚且为敲脂吸血之书生。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

今日本党之主义，领袖之旨意，政府之政策与法令，皆已有明确之社会方向。然在实行之际，则辄陷于各式土劣之手，于是一切良法美意，无一能真正实行，无一不变质减量，而归于废纸，此乃因在政治行动时，迷失其社会方向使然也。故今日必承认社会确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之不合理。任何政策法令必须以大力摧毁土劣之包围，以直达于平民，并切实推行土地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乃能立政府之威信，增行政之效能，造成社会之真正力量。凡今日欲利用所谓士绅以推行政令法令者，若非对社会之认识不清，即系含有不可告人之隐之人也……抗战以来，社会风气之坏，社会现象之危险，至今日而已极。此安可不明定政治行动之社会方向，用大力以赴之，以为正本清源之计乎？

其实，共军最厉害的并不是正规作战，而在其能全力组训民众为其所用。不幸，在苏北，大地主较多，而一些不肖地主对付佃农的手段又失之过分严酷。更不幸的是国军、共军在对待民众上的做法也大不相同。国军下乡打仗，只求作战方便，而不顾民生疾苦，大军一临前线，便拉夫征粮，下门拆屋，无所不为，有时为扫清视界，不惜烧掉城堡外整街整巷。反之，共军进村入居，讲求的却是不入民居，有借必还，而且客客气气一路老大爷老大娘地殷勤喊叫。结果，民众事实上变成了共军的业余谍报员，而国军却在脱离民众之余，变成了战场上的睁眼瞎子。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彦远、介松在旁边，也附和此说。这分明是自信心已经动摇了。战败不足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