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先评论刚刚公布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工作。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主流经济学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三位经济学奖获得者分别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印度裔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他的妻子、法国数学家出身的女性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诺奖经济学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不同也可以让香港那些所谓的民主派学学，即诺奖委员会也与时俱进，这与时俱进绝不是香港动乱所提倡的要恢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而是要承认资本主义的问题，即贫困。他们把奖发给在扶贫研究里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这一条应该祝贺，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社会的压力之下也开始正视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再说什么“完美市场”“有效市场”“看不见的手”，不再只给资本主义唱赞歌。现在，大气氛改变了！

还有另一点值得报喜。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激发了全球女性的抗争。现在西方社会不光是贫困问题，男女不平等问题也成为发达国家的大问题。所以今年他们就强调，迪弗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女性经济学家。这证明诺奖委员会正尽量摆脱先前的刻板印象——奖只颁给白人、男性，不给女性。上述两点改变都是可喜可贺的。

现在就跟大家谈谈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

他们三个人其实做了一类的工作，就是用随机控制的实验来对比不同的扶贫方法——这办法在西医里被普遍使用，用对照组来检查哪种治疗方法、哪种药物治疗有效。但是请注意他们的扶贫对象是谁。

因为他们是在美国主流大学里做研究，研究扶贫又是很费钱的，所以得靠私人赞助；而私人赞助，肯定是给资本主义补台，而不是“改革”乃至“革命”。因此，他们的研究框架就是现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框架。微观经济学迷信市场有效；但如果市场有效，贫困就应该不存在。现在出现贫困，怎么解决？他们在方法论上小小地偏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假设。

均衡理论假设整个社会是没有组织的，而是原子状的个人在消费、交换，一边有需求，一边有供给，供求关系自动平衡，社会就会稳定；现在贫困，就是社会不稳定，偏离平衡。那问题出在哪儿？之前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就研究过消费者，看穷人是怎么消费的，思考是不是他们购买的偏好存在问题，导致结果不能自动产生均衡。这三位经济学家实际上顺着同样的思路在走。他们认为贫困问题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偏离均衡的时候，他们考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否恰到好处，富国捐款的人或提供外援的政府机构如何做好政策设计。

前一阵子西方就有众多人呼吁，认为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理由是浪费钱。他们认为很多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是独裁者、腐败政府，钱都到了官员手中。因此，他们不但不主张增大援助，而且要求削减援助。

但这三位经济学家对穷人还是有同情心的：阿比吉特·班纳吉来自印度孟买，所以对孟买附近的贫困问题非常了解；法国数学家迪弗洛也受了她印度导师、现为丈夫的班纳吉的影响，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印度和东非国家肯尼亚的贫困问题；克雷默则是用对照实验的方法重点研究医疗和农业问题。

大伙都承认，医疗对扶贫很重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农民之所以陷入贫困，就是因为生病。不过这有争论。印度也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但生了病以后去治疗，其实帮助不大；还不如学中国更关注预防问题，如给穷人提前普遍注射防御疫苗，让他们不得病，这样效果要好得多。克雷默他们的研究就发现，预防可能比治疗还重要。

此外，非洲很多地方的民众处于饥饿状态，传统的做法是援助粮食。但他们研究发现，粮食含有的热量其实不那么重要，粮食里的铁、碘等营养成分对健康的影响更大。

这些对照研究有没有效果？应该说有效果。对中国有没有参考价值？有参考价值。但是单靠这样的研究，能不能像某些经济学家评论的那样，改变世界扶贫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微观经济学讲个人选择，讲消费、交换、产权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讲生产，他们在回避国家政府的作用。

为什么MIT的扶贫实验室能够得到私人赞助？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选的是印度和肯尼亚。为什么选印度、肯尼亚？我只能凭直觉猜测，第一条原因就是对抗中国模式。我发现，全世界贫困的最大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凡是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都远远小于从来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而印度和肯尼亚就属后者。即使林毅夫和中国扶贫办公室的官员，在扶贫问题上的实际贡献，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实验大的多，目前也不可能进入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的视野。经济学奖和自然科学不同，背后是有社会和政治因素的。

最近美国民主党一位参选总统的竞选人就指出，黑人的贫困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能解决，就是因为南北战争后美国北方将领违约，不兑现给被解放的黑奴的许诺——给他们每人40英亩地和一头驴。这个土地量其实比给白人移民的要少得多，但就是因为连这个也不给，才会有今天黑人的持续贫困。

所以，空讲产权、激励机制、私有化的好处，但是不讲起点是要进行普遍的土地改革或者某种程度的均田地，想要直接摆脱贫困，这是不可能的。

选择印度和肯尼亚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实行西方推荐的所谓议会民主制。有议会民主制，就不可能有强有力的政府彻底改变农村的现状。所以他们测量的药方，全是在这些小政府——严格来说是无能政府——的前提之下，得到有限的西方的援助和政府的补贴，想要就此改变贫困的现状。效果怎么样呢？给大家具体说个事儿。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每年夏天都会举行对话会。有一年，哈佛扶贫实验室里的一位印度裔博士后讲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在这次诺奖成果里没有被提到，就是印度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学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同时，也要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以它既学了英国，也学了苏联。而这位印度经济学家认为，印度的制度是一个最糟糕的组合。

这位经济学家在会上报告了一个例子，也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一。印度在基础教育上的投资很大，给教师的待遇也很好，到贫困农村地区教书的老师都会有政府提供的宿舍，而且轮换待遇非常优厚。但有一个奇怪的结果，印度教师的待遇看上去远比中国好，效率方面却远不如中国——这所谓的效率，指标就一条，即缺勤率。印度教师的缺勤率非常高。人去报到，拿工资了，然后人却不见了，不上课。这问题一度成为印度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

资料图来源：印媒

这批扶贫的经济学家就去研究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以提高印度教师的出勤率。这结果是可以定量测量的，连误差都可以算出，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办法又省钱又有效果，即捐点小钱鼓励印度的老师和学生拍照，拍了照以后把照片晒出来。一旦照片上了网，跟学生拍了照的老师再不来上课，就不好意思了。请问大家，如果这么改善，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和中国的学生竞争吗？

很多人迷信美国的教育，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比中国差得多。同样的微观经济学的思路，美国的学校把学生当成消费者，将老师当成替消费者服务的商业销售员，所以美国学生成绩一塌糊涂，英文不会写，数学也解不出来，而老师还不能批评，一批评，家长告到学校里面，马上就可能被炒鱿鱼——因为消费者是王。因此，美国有一大批中学生名义上是毕业了，实际上读写算都是有问题的，基础的数学问题更不会心算，一离开计算器就一团浆糊。

现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都成了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喜剧素材：自己为什么数学不好？因为“I’m not Chinese”（“我不是中国人”）。他们没有强调中国人数学好，完全是新中国解放以后教育改革的结果。这教育改革不是面向精英，而是从对工农兵的普及开始。中国原来很多解放军战士不识字，参军就像上学一样，从识字开始，后来还有去苏联留学的。

这例子就说明，用随机控制实验来改变贫困现状的办法，改革效果是非常微小的，也就是微观经济学里宣传的“帕累托有效”。这改革是不触动大地主所有者的利益的，也不触动大资本的利益，只在现有的贫困基础上做点小小的微调。

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可以讨论的。之前诺贝尔和平奖曾颁给推广小额贷款业务的孟加拉人尤努斯，他们三人就测量怎么支持农村企业家建设：到底外面的贷款激励因素要大到什么程度？给还是不给？该怎么给？等等。比如博弈论研究激励机制方面，我给你们十美元，你们愿意平分；或者你得一元，别人拿大头九元，不公平，但经济理性也容忍了，因为比双方都没有强；给你们一万美元，你得一美元，他拿走剩下的9999美元，你能接受这个不平等吗？这几个激励效果能一样吗？不一样的。

西方经济学现在做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不讲数量级的差别，不讲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财产制度，以为可以靠微观经济学激励机制的调节，解决世界上的扶贫问题，同时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我把这个思路归至于“空想资本主义”的修正版，它比完全迷信“看不见的手”进步了一点，但这进步是微调，偏离均衡一点点；远离均衡，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扶贫做得那么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扶贫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哈佛、MIT扶贫实验室所能给出的钱。

我再给大家分析下，什么叫“随机控制实验”。

“随机控制实验”的思路类似于西医，和中医的“辨证施治”思路是完全对立的。西方人信奉一神论，相信普世价值，所以他们认为真理必须是普遍适用的；而普遍适用，就是要去掉任何特殊性因素，比如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个性和发展阶段不同，但都被视作次要问题，可以被样本的随机化去掉。数学上采用的随机抽样，假设大到如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社区，里面的人口是处于均衡状态的，服从统计学的正态分布，差距不大，非常富或穷的人是非常少的，这样测量它的均值和方差才有现实意义。

我们国内一天到晚在宣传的人均GDP、基尼系数，还有现在搞的随机控制抽样，都是假设世界是大同的，贫富差距不大，满足均衡条件，然后就可以达到西方所谓的和谐社会，也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空想资本主义社会。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实现“一般均衡”。现在国内在宣讲美国优势的时候，也会提到“全要素生产率”。它假设经济增长的动力是随机噪声，发展是无规的，就像醉汉喝醉了酒后随机游走一样，当然就不可能有政府干预了，产业政策当然也没有效了，这样就证明自由市场是天然优越的。

在我看来，整个计量经济学的基础就是“金融炼金术”，假设经济的发展、股票市场的涨落是随机运动，是噪声驱动，不需要政府干预，我把它比作“单热源永动机”，也就是开车不需要高温燃烧低温散热，靠环境的热涨落就可以做功——这在热力学上早被否定了。所以，整个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是违背物理学原理的。

国内有位经济学教授学的专业是计量经济学，他就没有明白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才会认为经济学没有错，只是缺了一个可以理解基础设施重要的分支。他没有注意到，基础设施说明经济有中观结构，即金融，产业和中介。而哈佛教的微观经济学只有个人和宏观，没有中介结构。如果否认经济结构来研究基础建设的效果，如此设计随机控制实验，样本是随机抽样，它们所谓的特殊因素就会互相对冲掉。我告诉大家，即使个人的生命周期这一个因素就应该对冲。

如果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永恒的原子状态，而是有组织的生命有机体，那么个体一定是有生老病死的。婴儿的时候，能说不要爸妈照顾，不要政府帮助吗？年老衰亡的时候，能够不要孩子们的支持，也不要政府的救助吗？当然是不可能的。青春期有叛逆心态，和成年期的稳健心态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批MIT和哈佛的贫困实验，就没有考虑最简单的生命周期。扶持农民企业家，要扶持多少，如果不区分他的发展阶段是在初创时期、起飞阶段，还是成熟阶段，都采取一样的政策，必然否认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否定对初创时期农村企业最关键的政府的投入或者银行信贷的作用。随机控制实验，最后的结果肯定只是在贫困线附近小小地摆动，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那样大规模的乡镇企业，也根本不可能出现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竞争，甚至收购西方跨国企业的场面。

所以，我在此恭喜这三位诺奖经济学家的工作引起世界的注意，不过我也要提醒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民众，不要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抱过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