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漱溟本来是旧式文人，更确切的说是帝国主义、买办和士绅的代言人，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是丧家的帝国主义、买办、士绅的乏走狗。而他却自我标榜是一生都在搞事功的救国的“实干家”。中国学术界的大佬们有眼无珠，对梁漱溟的评价甚至超过梁漱溟本人的自我吹嘘。武汉大学郭齐勇说梁漱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也有人将梁簌溟作为“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事功主要有三次半途而废乡村建设活动，一次充当蒋介石代理人的南京和谈活动。进入新中国后，梁漱溟拒绝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府，拒绝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活动，毫无事功可言。如果偏要说梁漱溟在新中国有“事功”的话，梁漱溟只有反党反人民的事功。一次是1953年9月反对总路线、妄议中央的事功；一次是1970年代公开反对批判已经被改造成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故梁漱溟的事功实践主要在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的三次乡村建设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实践，完全依赖地方军阀出钱赋权，地方军阀倒台，他的实践也就告吹。主持南京国共和谈，充当蒋介石代言人，出卖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利益，这就是梁漱溟所谓的救国实践。乡村建设活动依靠军阀，南京和谈代表军阀利益，这能叫事功吗？能叫“实干”吗？何况每次事功实践都以跑路而告终。所以如果梁漱溟是“实干家”，也是擅长跑路的“实干家”。擅长跑路是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买办的软弱性的体现。而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拿着新中国的俸禄，拒绝为中国人民服务，又反对总路线，反对工业化，则是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买办阶层反动性的表现。

梁漱溟（1893—1988），祖籍广西，世居北京，近现代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于河南、山东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梁漱溟出版著作主要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乡村建设理论》（1937）、《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等著作。其书的思想学术价值有限。以至于研究梁漱溟、鼓吹梁漱溟，认为梁漱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的郭齐勇都不得不说：“梁先生九十五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首先是他的为人，其次才是他的为学。梁先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老实说，梁先生不是学问家。他的成名和传世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在世界文明或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虽然开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具有启迪新思想的作用，但毕竟粗疏、笼统、缺乏严密的逻辑。”【1】

以“实干家”自居享有盛名的梁漱溟

梁漱溟自己也不以学者或哲学家自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梁漱溟对于自己的思想价值有自知之明，而是他觉得自己比学者或哲学家要高明的的多，实际上梁漱溟是看不起学者或者哲学家的。他在1930年时这样认识自己：“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是易从实际人事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2】梁漱溟一直强调他的强项是将其思想落实于行动。而他一生的主要行动是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第一次广东尚未开始就结束，第二次在河南不到一年时间因为军阀混战而结束，第三次在山东长达七年因为日本侵华而结束。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基本是恢复士绅在农村的统治、乏善可陈。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千家驹在1936年年底曾参观过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回忆：“研究院是政教合一的组织，他不单纯是个‘学院’，同时也掌握着政权，……掌权者均当地乡绅。【3】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宣告结束。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所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当地群众总恨之入骨，甚至不少乡建干部为群众所杀。”【4】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拯救近代中国的唯一方法，而乡建的结果是为日寇和军阀培养了后备军，而其乡建工作人员又被当地百姓所杀。可见乡建不得当地百姓的民心。即使这样，梁簌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直到他死前一年的1987年12月25日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仍然大言不惭的说：

“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占领，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

“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地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应为‘村治讲习所’——编者）；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5】

梁漱溟通过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为自己的一生做出极高的评价，第一梁漱溟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实干救国的人，那么我们就看看梁漱溟是怎样以实干的吧。

梁漱溟出任山东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力主学生“无钱者不出钱”，食堂瘫痪一走了之

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山东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他起草了1924年山东第六中学招生简章，涉及学生伙食费规定“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老师们有不同意见，梁簌溟强行通过。高中秋季招生开学后不到三个月，因为经费缺乏，食堂瘫痪。穷学生面伙食费无法继续推行，梁漱溟则一走了之。

详细情况请看当时曾就读于山东第六中学的王先进的回忆：“在1924年秋天六中招生简章上说学生在吃饭时，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在讨论这个简章时，有许多老师不同意。梁先生说：‘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众老师看见梁先生执意行这个办法，遂无异议地通过。在开学第一个月没问题，到第二个月管爨者即有了困难，到第三个月管爨者就办不下去了。即是有钱者不多出，够他们的饭费为止，贫穷者少出钱，不够也差不多。无钱者不出钱，头一个月不出，第二月还不出，第三个月仍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生活不习惯。管爨者催他交钱，他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么，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不出钱。’催已经交费的人多出钱。他们说：‘我们仅能供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已经付钱的贫穷者也变成无钱的了。管爨者无钱买面，伙食趋于瘫痪，梁先生不得已辞职走了。外地的学生也都走了。我当时不在高中部，不知是真是假。我曾问过当时在高中部为学生的高赞非。高赞非既未否认，也未肯定。含乎糊其辞把我支吾开了。”【6】

无钱者免交伙食费，是梁漱溟以自己的道德境界绑架老师们通过招生简章，而如何筹集伙食费，梁漱溟根本没有考虑，在山东第六中学因为缺乏经费，食堂瘫痪，梁漱溟却跑路了。这怎么能说梁漱溟是个认真的人？是个实干者呢？如果梁漱溟是个认真的人，就应该事先通过各种方式筹措学生的伙食费，或者通过各种荣誉奖励鼓励富裕的学生多出伙食费。如果梁漱溟是实干者，怎么能在食堂接近瘫痪时一走了之呢？！

梁漱溟在广东的第一次乡治实践尚未开始，梁漱溟就跑路了

梁漱溟思考和实践的核心是乡村建设工作，其一生先后三次在广东、河南和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时间。

梁漱溟的第一次乡村建设活动，即广东乡治讲学，因为梁漱溟和李济深的私交而在广东进行。梁漱溟结识李济深是大约在1917至1920年之间，彼此共同参加北京士绅进行的会讲而相识。1920年，李济深南下担任粤军军职。李济深与蒋介石同流合污，1927年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杀害肖楚女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因为反共功劳甚大，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欲以梁漱溟为幕僚，梁漱溟应邀请南下广州，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代主任，主任由李济深兼任。梁漱溟此时计划在广东推行其乡村自治思想，并在1928年5月14日至6月3日期间的十天做了乡治十讲的报告。而事实上李济深反对梁漱溟在广州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碍于情面，难于否决，遂将建议案上推中央决定。”【7】梁漱溟对此“甚感不悦，遂请假，离广州往细墟乡间。”【8】而梁漱溟在几十年后则为李济深开脱，同时更是为自己开脱，将其不能在广州搞乡村建设的原因推卸到国民党中央。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忆此事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政府内政部迟迟不答复，后来才同意试办，颇有勉强之意。我不愿意勉强，“少着人力，多听天功”，便带了一帮人由南而北，到各地考察、学习去了。”【9】

我们姑且可以把梁漱溟的回忆作为实情。既然是一个实干家，中央答复的晚了一些，就不干了，这叫什么实干家？！梁漱溟觉得国民党中央没有全力支持他，乡治建设方案是梁漱溟主动提出的，既然梁漱溟主动提出，只要中央允许，那就应该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只因为中央没有全力支持，梁漱溟就带着一帮人离开广东北上到各地考察、学期去了。其实不就是跑路了嘛。

河南、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梁漱溟也跑路了

1929年，河南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所控制，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为巩固地方政权，培养地方干部，冯玉祥出资兴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负责教务工作长。梁漱溟说：“我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由我写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件。”【10】并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河南村治学院1929年年底招生，1930年1月开学，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因军阀混战而关闭。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政局骤变，河南土著军阀张伯英代替韩复榘出任河南省长，下令关闭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不到一年的乡建实践结束，梁漱溟离开河南回到北京。

河南村治学院是在韩复榘任省主席时开办的，韩复榘对此也有兴趣。1930年月，韩复榘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梁漱溟等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追随韩复榘在山东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分为三个部分，一乡村建设研究研究部，主要培养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一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培养一般乡村建设工作人员；三是实验区，梁漱溟主要工作于邹平实验区。实验区内原有行政建置取消，实验区内一切用人行政均由研究院决定，故有‘第二省政府’之称。研究院设有‘乡学’、‘村学’”，分设‘学长’、‘学懂’；‘学长’主持教育，‘学懂’主持行政。掌权者均当地乡绅。【11】  

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在山东邹平持续七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结束。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和山东的三次乡村建设实践，在山东的第三次持续时间最长。乡建工作因为“七七事变”而结束，先看看梁漱溟是如何善后的。梁漱溟回忆说：“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我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当然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们同样责无旁贷。我的脑子里开始形成一种想法，即为发动广大民众抗日，应把大中小学教员疏散到乡村去，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教育运动。”【1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说的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具体实践梁漱溟啥也没做。再有我们看梁漱溟是如何离开山东的。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后的几天，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张群转来的蒋介石邀请梁漱溟前往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所属的参政会的电报，“我一接电报，便收拾行装，匆匆赶往南京。”【13】不做善后安排，匆匆赶往南京，并且是为了抗战，为了蒋介石的召唤。梁漱溟为自己跑路找的理由太充分了，既有高大上的抗战因素，也有蒋介石的邀请等原因。

以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主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被迫中止，确实存在客观原因，一是军阀混战，一是日寇的全面侵华，我们没有必要苛求梁漱溟在这种条件下继续办学。梁漱溟虽然主导参与了乡村建设实践，但是却以活动中止和跑路告终，这应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梁漱溟并未因跑路而觉得脸上无光，更因为自己主导参与乡村建设实践，念念不忘标榜自己是“实干家”。

在1987年12月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仍然絮絮叨叨的反复说：“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14】梁簌溟怎么就不想想自己是怎么跑路的呢？既然标榜“实干”，就应该不依靠军阀和乡绅的支持，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梁漱溟自诩为实干家，他的实干永远离不开军阀的支持，只要军阀不支持，梁漱溟就可以找到光明正大理由跑路。梁漱溟若自诩为社会活动家是可以的，做事依靠军阀，有困难就跑路，实在与实干家之名不相称。梁漱溟自己一生中不断的絮叨说自己是个认真的人，1987年死前的一年，他仍说：“我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15】如果梁漱溟实事求是的话，他怎么不想想三次乡村建设实践都以梁漱溟的跑路而告终，还自诩为实干家，这不明摆着是说自吹自擂的大话、假话吗？！

梁漱溟1946年10月自觉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搞出南京和谈折中方案，被周总理识破，梁漱溟再一次跑路了

1945年8月月底，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进行国共谈判，为自己争取时间准备内战。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重庆谈判为蒋介石发动内战争取到充分的时间。全面内战到进行到1946年10月，一方面蒋介石取得了夺去解放区105个城市的战果，蒋介石认为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蒋介石战线过长和兵力有限的矛盾。1946年10月，蒋介石改变内战战略，军事上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玩弄以“假和谈，真备战”的花招，以达到舆论上欺骗全国人民，军事上为兵力部署争取时间的目的。

本次和谈的地点在南京，负责召集国共两党谈判的是所谓第三方面即民主党派，其中梁漱溟作为当时中国民盟的秘书长是负责本次和谈的核心人物。这次谈判，蒋介石的八条谈判方案是国共两党所属军队暂住现地，实行停火，以达到全面内战军事成果合法化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方案是蒋介石的军队必须撤出新占领的解放区，双方驻军必须恢复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时双方军队的驻防位置。

按照我党方案，蒋介石必须撤出1946年7月以来占领的解放区，这是蒋介石绝不可能答应的。双方谈判方案差距极大，能够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毫不存在。正式谈判从1946年10月21日开始，谈判由第三方面负责人梁漱溟主持。因为谈判必须在11月12日之前达成一致，梁漱溟自作主张，在蒋介石八条方案的基础上拟定了所谓“折中方案”。他曾回忆此事说：

“在这种情势下，我心急如焚，急于求得一个折衷方案，而偏偏第三方面谁都一筹莫展。于是我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在第三方面的会议上提出一个原则，即第三方面“只有把国共两方的方案都不算”，而提出我们自己的折衷方案，其条文一要把国民党的作为尽量纳入政协决议的轨道，二要双方在利害所关的问题上，斟情酌理，互相让步。我在会上就这些原则作了发挥，有人提出“双方的方案都不算”的话不现实，做不到，我躁急地在会上以掌击桌，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用第三方面的力量来说服不肯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我们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就只有撒手不干。’大多数人本来也提不出别的办法，拿不出主意，最后便一致同意我的原则，要我尽快起草折衷方案。”【16】

而梁漱溟提出的折中方案完全是站在蒋介石立场上的，甚至比蒋介石还要蒋介石。梁漱溟的折中方案第一条是“各就现地一律停战”，这就使得蒋介石在1946年1月停战协定生效以来强占的解放区合法化，不打折扣的满足了蒋介石的八条方案的核心——关内按现有驻防位置停战的要求。梁漱溟的折中方案还包括关外的东北，梁漱溟的折中方案规定，解放军只能驻防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而对国民党驻军防区没做任何限制，本质上这是为国民党军队围歼解放军创造条件。再有关于东北铁路沿线的军政统一问题，当时东北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占领21个县，属于我党控制的县20个。根据梁漱溟的折中方案，我党控制的20个县中，驻军要撤出，政权要交给国民党，“由国民政府派出县长和治安警察在长春以北的铁路沿线的二十几个县维持地方行政工作。”【17】

当梁漱溟的折中方案送达周恩来总理时，周总理立即识破了梁漱溟的阴谋。周总理当时针对梁漱溟说：“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的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18】这个方案理所当然的被我党拒绝。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1945年的国共重庆和谈中，蒋介石为主角以假和谈的方式准备真内战，而1946年国共南京谈判中，梁漱溟为主角以假和谈的方式准备新的重点进攻。在第二次和谈中，梁漱溟自觉自发的充当着蒋介石的帮凶。梁漱溟口口声声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19】梁漱溟以救国者自居，而主持国共两党的南京谈判，梁漱溟完全彻底自觉的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制定折中方案，全面彻底维护蒋介石的利益诉求，即认可了蒋介石的八条方案中的内容，更要求我党将东北的政治军事利益转让给国民党。如果梁漱溟九泉有灵，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梁漱溟救国救的是谁的国？其实梁漱溟是在救蒋介石的国，救的是士绅地主的国。

在救蒋介石之国的谈判失败后，梁漱溟又跑路了。1946年11月6日，梁漱溟从南京跑路到四川重庆北碚区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为“勉仁文学院”)闭门读书著作讲学去了。梁漱溟自己以实干救国自居，武汉大学的郭齐勇吹捧梁漱溟是“行动的思想家、实践型的哲学家)。”【20】请问梁漱溟的泉下之灵，请问武汉大学的郭齐勇，一遇到困难就跑路，算什么实干家？自觉地为蒋介石政权出谋划策，充当蒋介石的走狗，算什么救国？

注释

【1】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2】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3】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4】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5】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6】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第13-14页。 

【7】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第21页。

【8】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第21页。 

【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1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1】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1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3】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4】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5】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123页。

【17】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18】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19】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2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