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漱溟本来是旧式文人，更确切的说是帝国主义、买办和士绅的代言人，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是丧家的帝国主义、买办、士绅的乏走狗。而他却自我标榜是一生都在搞事功的救国的“实干家”。中国学术界的大佬们有眼无珠，对梁漱溟的评价甚至超过梁漱溟本人的自我吹嘘。武汉大学郭齐勇说梁漱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也有人将梁簌溟作为“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事功主要有三次半途而废乡村建设活动，一次充当蒋介石代理人的南京和谈活动。进入新中国后，梁漱溟拒绝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府，拒绝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活动，毫无事功可言。如果偏要说梁漱溟在新中国有“事功”的话，梁漱溟只有反党反人民的事功。一次是1953年9月反对总路线、妄议中央的事功；一次是1970年代公开反对批判已经被改造成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故梁漱溟的事功实践主要在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的三次乡村建设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实践，完全依赖地方军阀出钱赋权，地方军阀倒台，他的实践也就告吹。主持南京国共和谈，充当蒋介石代言人，出卖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利益，这就是梁漱溟所谓的救国实践。乡村建设活动依靠军阀，南京和谈代表军阀利益，这能叫事功吗？能叫“实干”吗？何况每次事功实践都以跑路而告终。所以如果梁漱溟是“实干家”，也是擅长跑路的“实干家”。擅长跑路是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买办的软弱性的体现。而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拿着新中国的俸禄，拒绝为中国人民服务，又反对总路线，反对工业化，则是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买办阶层反动性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建议梁漱溟参加社会实践并为其提供条件，而梁漱溟却对参加社会实践不感兴趣，反而更热衷学术研究了。热衷学术研究，却没有什么创新性著作问世

1949年10月1日前夕，毛主席、周总理邀请梁漱溟北上进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梁漱溟心里并不看好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故居住于重庆，没有前往北京。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主席、周总理再次邀请来到北京。从1950年至3月至1952年8月，梁漱溟四次和毛主席面谈交流，前三次是毛主席邀见梁漱溟，第四次是梁漱溟请见毛主席。在四次谈话中，毛泽东每次都直接告诉梁漱溟，希望他多到基层和一线，去了解新中国的工业、农业改革和发展，了解新中国的社会现实。

1950年3月12日主席第一次与梁漱溟面谈，毛主席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什么变化？故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21】梁漱溟携带陪同人员三名从4月到9月，主要参观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的农村和东北三省的城市好农村。并且这是梁漱溟唯一一次主动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前往新老解放区参观。

1950年9月，梁漱溟一行的参观结束回京后，毛主席在9月23日约见梁漱溟，毛主席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22】对于主席的建议，梁漱溟“以多日奔弛于关内外，推辞不想再出去。”【23】梁漱溟拒绝了毛主席提醒他去广东参观的建议。直到1951年春天，四川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梁漱溟对四川很有感情，他才参加四川土改工作团。

这次参加土改工作的时间是在1951年5月至8月，8月下旬，梁漱溟回到北京。毛主席对梁漱溟参加土改工作十分关心，于1951年9月5日约见梁漱溟面谈土改观感。梁漱溟参加土改工作，他向主席汇报了两点有关土改的观感。第一是“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24】第二点是土改中对地主的打击过重。他跟主席说：“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 就是自杀，后果不好。”【25】毛主席解释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们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26】

参加川东土改工作，梁漱溟确实下乡了，他下乡的地点是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晚间住宿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等，都参加了。”【27】梁漱溟既然亲自参加土改，看到了雇农诉苦，作为一个感情丰富和具有基本认识能力的人，他应该清楚雇农打地主的原因是什么，更应该认识到他依靠地主乡绅进行乡村建设的荒谬和错误。而在向主席汇报观感时，却完全不涉及地主对雇农的压迫，更不涉及他对自己乡村建设主张的自我批判，而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主张必须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

1952年8月7日，毛主席应梁漱溟之请，第四次和梁漱溟面谈时，他向主席要求去苏联做学术研究，主席第四次建议他最好不去苏联，而应该对中国的做社会调查。“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28】  

毛主席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动力的认识大大得益于调查研究，所以毛主席才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梁漱溟号称是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却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现实，完全是从书本从他自己的想象出发来构建空疏无用的乡村建设理论。直到1985年，就是死前三年，梁漱溟才敢于承认这一点，他说：“过去我在山东搞乡建七年，却从未深入到营县、诸城、单县、曹县那些社会底层调查；在四川前后十来年，对当地地主剥削农民的实况从不加考察。直到1950年去鲁南参观，1951年参加川东土改，始有见有闻有感。像这样脱离实际地谈论社会问题，何能免于自欺欺人之讥!”【29】梁漱溟自己都说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乡村建设不成功，“问题还在于当初自己没有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如抓住真正痛痒之处而启发之，则农民还是好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有隔膜，与农民不是一条心之故。”【30】

梁漱溟倚老卖老，一方面自以为和李大钊、杨昌济是北大同事，倚靠自己是北大老师，而毛主席那时只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而自傲，另一方面因为主席对他的尊重，便忘乎所以，毫不尊重和认真对待主席的建议。毛主席和梁漱溟之间不存在师生关系，而毛主席对梁漱溟的帮助和启发比任何人都大，1938年1月，梁漱溟前往延安拜见毛主席，向毛主席表达了他对抗日战争的悲观态度和内心的苦闷，毛主席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彻底打消了梁漱溟的悲观论。

请看梁漱溟自己在聆听了主席教诲之后的感受：“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31】

毛主席的谈话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悲观认识和情绪，就此来说，梁漱溟最起码应该将毛主席当做老师来对待。韩愈在唐朝时期就明白这个道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更早的孔子也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主席帮助梁漱溟解了惑，尊师重道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梁漱溟又以孔孟之徒自居，他理所当然地应将毛主席当做老师尊重，而梁漱溟只是“把他（指毛主席——作者注）当作自己的一位老朋友”，【32】梁漱溟真的读不出韩愈的话中还有这样的含义——要将为你解惑的作为老师呀。

而毛主席是将梁漱溟作为统战对象、作为需要彻底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来对待的。毛主席对梁漱溟尊重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为出发点的。而梁漱溟三次拒绝主席的建议，拒绝参加社会实践，深入民众，拒绝改造。拒绝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是帝国主义、买办阶层和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人不仅是毛主席的敌人，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敌人。梁漱溟在1977方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于此年回忆道：“回想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33】梁簌溟拒绝社会实践不仅是对主席教诲的辜负，更是只迷信书本、迷信自己胡思乱想的代表封建士绅利益的中国旧式文人，漠视工农、厌恶劳动、脱离社会现实的劣根性的活灵活现的表现。

梁漱溟以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而著名，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三次乡村建设实践或刚有想法便告失败，或不到一年，或将近七年便告终结。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关心下，党和政府虽然困难重重，仍为梁漱溟参观和实践提供创造人力财力的条件。如此好的条件，梁漱溟竟然不去参观了，不进行社会调查了，这能叫“实干”吗？其实梁漱溟之所以不去参观，不进行社会调查，根本原因在于梁漱溟骨子里潜意识地反对新中国成立后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不愿意看到他所代表的士绅阶层所霸占的耕地财产被强制分配给广大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愿意看到士绅阶层威信扫地，颜面丧失。

新中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完全不同于梁漱溟依靠士绅阶层、将农民教化成农奴的乡村建设运动，彻底超越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更粉碎了梁漱溟以乡村建设重建地主阶级基层政权的梦想。梁漱溟在这时表现出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浓厚热情。1950年3月12日，梁漱溟拒绝毛主席邀请他参加政府工作，不愿意为新中国服务。却向毛主席要求“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34】由他主持该所工作，主席出于礼貌说了声“好，却未多往下说”。【35】主席的意思很明白，现在重要的政治秩序的重建、经济实力的恢复，梁漱溟的文化研究没那么重要。1950年9月23日再次与主席面谈时，梁漱溟竟然带来了他起草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的草案”请主席表态，毛主席说研究是可以的，此时不必忙吧。梁漱溟推辞说：“不是我急于要办，而是日前（16日）在怀仁堂时遇见周总理，总理嘱我起草此件，交给他以便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36】梁漱溟的话轻则是以周总理之托付要挟毛主席同意他创办文化研究所，重则是挑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污蔑周总理的嫌疑。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严谨，怎么会在怀仁堂偶遇梁漱溟的情况下，随意对他作此嘱托呢。

梁漱溟的两次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又生出前往苏联学习巴普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想法，并向主席提出此要求，毛主席希望他好好在中国做社会调查的建议便是在回应梁漱溟的要求时做出的。毛主席没有同意同意梁漱溟的要求，而梁漱溟也没有按照主席的建议去做。正向他自己所说：“我纵然去不成苏联，终不愿为国内漫游。”【37】从此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着政协委员的身份，长期定居北京从未离开，直到1988年离世。既没有被下放农村，也没有进过五七干校。正如千家驹所说：“梁先生的遭遇比起别的高级知识分子来算是最幸运的，他没有被送到想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也没有进过牛棚挨打挨斗。他还保持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政协委员的学习小组。”【38】

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拒绝参加社会实践，拒绝深入社会、深入生活、深入人民，本质上就是拒绝改造。而他所剩的选项也就只有著书立说，继续充当帝国主义、买办和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以三番五次要求党和政府满足他的非分之请。

为什么说梁漱溟迫切著书立说是想继续充当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代言人呢？

第一，梁漱溟拒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证据是1950年3月拒绝毛主席希望他参加政府的建议、1950年9月，拒绝“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个组织里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39】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0月，郭沫若为委员会主席，此组织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表达反对帝国主义制造战争的强烈意愿。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赴朝作战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领导让梁漱溟在本组织中担任负责职务，以表明中国各个阶层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强烈心声。而梁漱溟“自己不想就任。”【40】而梁漱溟为什么不想就任此职，他没有明说。梁漱溟倒是交待了他拒绝参加政府的原因。1950年3月12日，毛主席跟梁漱溟说：“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41】梁漱溟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

“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共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再走下坡路，苦莫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长期稳定下来。1949年11月尾，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分为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这些话存在心里，却未便说。”【42】

梁漱溟不参加政府工作的原因，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的解放和统一，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沦为六大军区割据分裂的局面，国民党蒋介石会借机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成功反攻大陆。如果他参加了新中国政府或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负责人，是没有办法向很快重新占领大陆的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交代的。第二，梁漱溟说如果他参加政府，站在共产党一边，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梁漱溟就失去了对各方面说话的立场资格。梁漱溟不想站在共产党一边，想中立不倚，其实他完全站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以中立不倚的假象充当着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言人。这并不是诬陷梁漱溟，看一看1946年11月由他召集的国共南京谈判中由他拟定的折中方案吧。梁漱溟的折中方案是比蒋介石还蒋介石呀。通过这件事我们就知道梁漱溟是想代表谁说话了。

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更加热衷学术研究，1950年进京至1988年去世的38年间，梁漱溟称得上是专著的作品只有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且书中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只是将其民国时期的守旧观点系统化、精细化而已。梁漱溟一生的后38年除了政协学习没有任何具体任务，只有一本将以往陈词滥调精细化的学术著作出版，原因在于他在民国时期为帝国主义、买办、士绅代言的的那些话早已在其以前的著作中表达殆尽，无话可说了。进入新中国后，不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参加社会实践，不肯改变为士绅代言的立场，腹中空空，大脑干涸，不可能写出有益于人民的新作品。

注释：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2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23】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页。

【2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25】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2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27】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28】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2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3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3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3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33】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2页。

【34】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圩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35】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圩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36】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圩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37】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圩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38】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3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42】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