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历

本人于1940年3月21日生于当时上海汕头路82号。生父谭正璧（1901-1991，文史学家、作家），生母蒋慧频（1911-1955）。生在谭家，长在陆家。养父陆惠儂、养母李锦云本无子女。据养母说，我五岁时来到陆家（处于当时江苏省青浦县陆家圩村，今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取名陆寿筠。陆家与生母娘家蒋家（处于当时蒋家巷村，离陆家圩三、四里路）本是远亲：蒋家祖上曾娶陆家女儿为媳（蒋家女婿本是陆家私塾先生的学生，陆家女儿一起听课。后逢太平天国起义，兵荒马乱，陆家先生就把女儿终身托付给了蒋家学生）。所以我身上也流着陆家的血脉。

据养母说，在来到陆家以前，我先是被送给黄渡镇上一对开膏药店的年青夫妇。(黄渡镇属于今上海市嘉定区，我亲生父母曾经的居住地。)当时我还很小，刚生下不多久。这一对抱养我的夫妇本无子女，开始时待我还不错。后来自己生了孩子，就嫌我了，把我丢在一边不管。他们不抱我，不喂我，用棉被把我裹成一个大包，装在椅子里，面前放些食物，说是让我自己用手捞着吃。后来有一次祖母刚好来探访，发现我瘦弱得不成样子，心急如焚，就把我抱回家。并立即请来当地名医、也是母亲本家蒋梅春来探治。蒋说：这个样子的孩子还有救吗？我没把握，就开一帖药试试吧。结果总算把小命抢回来了。

所以来到陆家的时候，我的身体是很虚弱的。据养母说，当时我虽已五岁（可能是虚岁），但走路都走不稳，两条腿一趴一趴的，摇摇晃晃。陆家养父母对我非常爱护，一向视如己出。他们知道我从未被喂过母奶（那时也没有牛奶），又遭受过膏药店夫妇的糟蹋，身体底子极差。因此从一开始一直到我发育成长的十多年里，养母想了很多土办法来滋补我的身体。他们也从不隐瞒我的出身。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生母生了我以后就得了病，家中子女多，生计艰难。也知道生父母名字，并知道生父从事教书和写书，令我自幼向往那样的人生。

我一到陆家，养母就开始教我识字、做算术（那时养父在上海一家运输公司谋生）。记得养母织布时，脚边放一张方凳当作小桌子，我就坐在小凳子上学识字、学加减乘除，学打算盘，写毛笔字。七岁时进入当地私塾小学，一开始就读三年级。先后进过两家私塾。后来进入当地一间公立小学，得到老师李传珪（音。国民党员，据说解放后去了台湾）特别重视，曾先后在不同规模和场合的人群面前作过三次“演讲” （背诵老师写的稿子）：一次是在当时观音堂镇中心小学的大礼堂，祝贺少先队成立；一次是在小范围内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

养父母看到我读书读得好，决心让我读下去，但当时乡下没有高小。他们就让我去黄渡镇中心小学读高小，寄宿在同村人在镇上开的米行内。不久，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镇上人心惶惶，商店纷纷打烊。我也就离开住处步行回家（约五、六里路）。路上却遇倾盆大雨，到家后生了一场重病，高烧昏迷，身体僵直，眼睛都上了翳。养母日夜守候，连续不断地替我翻身，以免生出褥疮，自己二十多个日夜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当时又是求医，又是拜鬼。幸好离上海大城市近，据说还搞到针剂（大概是青霉素吧？）但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那晚，养母绝望了，就对着我“身上附着的鬼”，又许愿、又威胁，软硬兼施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带他走，那就马上带走，我受不了了，我不管了，我要去睡觉了。如果你们放了他，我一定会香火拜谢。”果然，那晚半夜，养母听到了我自己翻身的声音，真是喜出望外。后来情况就一天天好起来。记得刚能起床的最初几天，眼睛仍看不见窗外的任何东西。这是我幼年时第二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据养母说，那年我九岁。

等我完全复原，就一个人去黄渡镇上散心。走到镇上小学的门口，看到有初中补习班招生（当时应该是1952年，乡镇尚无中学）。于是我去养父的一位朋友（开中药店的）那儿借了一毛钱作为报名费，立即报了名（虽然当时我名义上小学尚未毕业）。后来养父通过那位乡间小学老师李传珪办到了小学毕业证书，我就进了初中补习班。于是我每天带着午饭步行上学，来回各六里路，整整一年。但补习班只有初中一年级。所以第二年重新通过考试插班进入嘉定中学初中二年级。在那儿读了一学期，初二下学期随着（大概是）学校调整进入安亭师范学校初中部，直到1955年初中毕业。这两年住宿在学校。当时养父已被解雇回家务农（我家有四亩水田、四亩八分旱地），生活艰苦拮据。每学期开学和学期结束回家都是养父用扁担挑着我的铺盖行李长途跋涉步行接送。平时还要节衣缩食、卖鸡卖蛋、东借西凑筹措我的学费、膳宿费（我同时享受政府的部分助学减免）。寒暑假在家帮着做各种农活。初中毕业后，又由我自己决定考入苏州高级中学。离家更远了。学费、膳宿费也更高了。但养父母还是咬着牙支持我读到中学毕业，养父始终肩挑铺盖行李在家与火车站之间接送我，每年四次。

在苏州高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尤其擅长数学，也热爱文学，曾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获全校学生（30个班级）文学创作比赛三等奖。解放初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在人民政府关怀下的顺利求学经历，对照幼年的苦难、尤其是在那家膏药店的遭遇， 让我产生了要成为作家、以文字来揭露旧社会、颂扬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但是我高中毕业那年，复旦大学文科只有外文系在江苏省招生。本来是要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但是那一年复旦中文系、新闻系都不在江苏省招生，于是只得“退而”报考了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现在看来，这也许恰恰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多了一个学习又一种语言工具的机会）。记得当时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我写得非常顺手，字字真情，感到酣畅淋漓，虽然写的是养母。考入复旦以后，养父母又再艰苦支撑了我五年。除了享受部分助学金以外，在上海曹家渡鼎顺酱园从当学徒开始打工一生的舅舅（养母之弟）也时有接济。

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不久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因一贯坚持反对迫害知识分子、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与极左当局的做法相抵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反被打成“极左反革命小集团坏头头”，我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四人帮”下台后我们得到平反。期间于1969年与同事兼战友李xx结婚。1971年大儿子文中（文化大革命“中”）出生，那时我们两人受审查迫害刚刚结案不久。1977年小儿子文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吉、结谐音）出生。198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旧金山大学进修。后定居旧金山至今。在美三十多年来，打工谋生之余，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研修学术，思考社会人生，探索、写作。开始时，对西方社会和学术的失望曾经导致彷徨和消沉。1996年接触佛学，打开了新的思路，涤荡了自己的心灵，吸取其关怀人生的积极一面、及其心物一元整体论世界观（不同于西方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心物对立二元分割论，而与道家的一元整体论相通相接），用之于对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察和剖析。幸运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为非主流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07年在网路上结识了立志弘扬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新法家朋友，他们的思路与我多年思考的结论一拍即合。于是我接受他们邀请，担当了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的任务。虽然基本上这是只有精神和劳力的付出、没有物质回报的义工，但却是我一生中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我虽已不再年轻，但我坚信这是一件意义深远、值得我付出余生的事业。数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有了着落，实乃此生之幸。

我参加工作以后，每月都有贴补养父母的生活。但因为工作在外，没能经常关心伺候他们，文革中更是带给他们不少的担忧和惊吓，这是一件憾事。养母一生多病，75岁时因黄疸肝病过世。我当时还在上海，陪伴、伺候了她最后十余天。我来美后，养父由我妻李xx悉心照料，实属不易。 我在美国先后得知两位父亲过世的消息，没能最后见到他们一面，是一大遗憾。

二、寻亲

出于养父母善良的本性，他们很早就亲口告诉我生身父母的实情，从不隐瞒。于是在苏州高中求学的时候，很可能是中间那一年，我决定试着寻找生父。因为从小知道生父是写书的，估计有些名气，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上海解放日报社，请他们帮我寻找。不多几天就收到父亲来信，邀我去上海见面，我很高兴地在南京西路父亲老房子内住了若干天。可惜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不过当时年纪不小不大，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那么遗憾：这一生实际上从未看到过生养自己的母亲。

关于寻找生父,我事前好像并未征求过养父母的意见，也并不感到他们会反对。的确，他们对此、以及对后来我与生父一家的来往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从无任何异议，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仍一如往常。那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相信他们教育出来的我也是懂道理、会正确处理两方关系的。这是我的幸运。

三、余生自勉

人生不能尽如所愿，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总的来说，应该可以满足了。只要不求更多得益，但求尽力回报他人和社会，就会乐在其中、不枉一生了。

（作者简介：陆寿筠，旅美华人，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