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1044年），庆州知州滕子京因滥用公帑赏赐内附羌人被贬为巴陵太守，庆历六年（1046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邀请同科进士范仲淹为其重修岳阳楼之举撰写记文，以刻碑流传千古。这是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的缘起。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忧和乐，“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腔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跃然纸上，范仲淹也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佳句名扬天下。

而在史书中范仲淹私下里与同僚富弼的悄悄话则证明范仲淹还有另一种更浓重的忧虑，忧人主手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介绍此事的经过：

庆历三年（1043年）淮南发生民变，聚众抢劫。高邮为淮南交通要冲，北宋设置高邮军镇守。此时高邮知军为晁仲约。面对变民的聚众抢劫，晁仲约不组织军队积极防御平定民变，反而组织高邮士绅筹集钱财、牲畜和酒肉，出城慰问变民，请求变民不要劫掠高邮城。变民在高邮获得晁仲约奉送的大量物资后，没有抢劫高邮城，转而劫掠其他地区。北宋中央得知此事，对晁仲约不尽职责祸水东引之举极为震怒。枢密副使富弼主张依法处决晁仲约。参知政事范仲淹却极力袒护晁仲约的不作为之举。二人在宋仁宗展开争辩。

富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筹集）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虽醵出财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徳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

《岳阳楼记》是刻在石碑上的公开文章，其文不关国家政务，是同年之间的应酬之作。而在具体国家事务处理中，范仲淹公然在皇帝面前袒护为官不作为的晁仲约，最终保住了晁仲约的小命儿。同僚富弼不满范仲淹的做法，认为范仲淹为不作为者辩护不利于国家治理。范仲淹则在私下对富弼说：朝中大臣同心同德为国者不多，皇帝个人意志游移不定。虽然晁仲约的放纵聚众抢劫于法当杀，那也不能杀。因为范仲淹认为将不作为的官员正法，等于赋予皇帝滥杀大臣的权力，他日皇帝手滑，所有大臣的小命都难保了。范仲淹因为担心皇帝手滑，便袒护官员不作为。此事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我心境的表述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大臣高官类似范仲淹忧皇帝手滑之举不在少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二中对此类现象所做的分析十分精彩，故全文录下：

一议也，而以私与其间，则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称持大体、务远图之大臣，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

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也，且所以养廉耻也。”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吁谟矣。既而又曰：“宰相时来则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辈。”此与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说同。苟怀此心以倡此说，传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将曰：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盖古今之通习，其为存国体、奖士节，皆假为之辞，不可信也。贾谊以不辱贵大臣谏文帝，亦与说略同，而谊以新进小臣，非绛、灌之伍，自可昌言而无讳。说怀“行及我辈”之心，与同官噂沓以语，则不可令人主闻，而开后世臣主猜防之衅。念一移而言随得咎，过岂在大哉？

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宁静，绝贿赂之门，饬子弟之汰，谢游客之邪，息党同之争，卓然于朝右，而奚笞辱之足忧？诚有过也，则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则辞禄以归耕。万一遇昏暴之主，触妇寺权奸之忌，而辱在不免，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又其不幸，固义命之适然，虽辱而荣者。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门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说自诩其识之及远，而自君子观之，何以异于胥史之雄，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

天下之公理，以私乱之，则公理夺矣。君臣之道丧，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是中央皇权依靠官僚队伍管理万民万事。百姓不能生存和发展，最终的结局是揭竿而起，推翻王朝。所以万民兴则皇权固，百姓的利益和中央皇权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官僚集团则是士绅阶层的代表，中央皇权管理国家必须依靠士绅，大多数百姓因经济实力差、文化水平低不具备从政的条件。而士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外敌入侵、内战纷争和自然灾害降临时，需要中央皇权组织各种力量抵御天灾人祸。士绅阶层不允许中央皇权行使除了代替士绅阶层抵御天灾人祸之外的一切职权。

中央皇权存在的条件是国家整体发展和社会相对公平。要谋发展就要压缩消费、提高积累、扩大投资，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安全设施和执政效能。要谋公平，就要增加赈灾和救济的投入。而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这种投入影响到士绅阶层的利益时，他们便会以各种名目反对中央皇权。他们打着祖宗之法的旗帜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们打着孝道的旗帜阻碍张居正改革，他们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帜反对中央皇权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士绅阶层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大权，更控制着话语权。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种类齐全，汗牛充栋，主要创造者是士绅阶层。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不能仅仅以士绅说了什么而无条件认同的他们的人生境界和从政诉求。因为祖宗之法、忠孝仁义等都是士绅阶层上抗中央、下虐百姓的工具。我们无意贬低范仲淹的人格和文化地位，只是呼吁在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时，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名人不能盲目崇拜和无限拔高，深刻认识士绅阶层以及士绅阶层所创造的儒家文化的阶级属性，认识到士绅阶层歪曲儒学内容，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付金才，石家庄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