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清华大学总裁班特约讲师阎耀永为翟玉忠先生《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路》修订版所作的序，他提出“社会环境通常是社会科学的边界条件”，这对于那些迷信西方的企业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商科成为显学，资本布局于全球的今天，国人对于商业、企业和金融看法，还有很多的偏颇。以奸诈、野蛮视之者，不在少数。事实上，奸诈之人、野蛮之人在任何领域都是一样存在。

尽管有此，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之下，商业日益展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数百年间让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现实世界中，人们确实感受到了某种“嗜血”与“野蛮”。

一些经济学家评论道：资本是野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没有区别。资本或许没有差别，但资本掌握在人的手中——人的本性才最终决定资本的特性。

因此人的问题才是资本的问题。重新构建商业伦理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中国商道与世界和平

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引用《周书》中的句子，“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其中，商不出则三宝绝，一般解释为，在商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之所产，工之所务，掌管山泽的虞之所出，得不到很好的流通，人们的生活往往陷入匮乏。

太史公接着叙述了一些大商的功业，比如陶朱公、子贡。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不仅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获得更好地生活，甚至助力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在《史记》上记载着一些商人保护国家的安全的故事，比如弦高犒师，孔子的学生子贡保护鲁国的故事。《庄子》讲述了商人利用冻疮膏帮助吴国打败了越国。

不仅如此。当国与国之间有了贸易，人们可以不依靠掠夺而获取物品，各自把勤劳和创意进行交换。在通常情况下，商业的繁荣会降低战争的风险。毕竟人们不愿意因为战争而失去美好的生活，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成立。

古之所谓“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以经济，以贸易交流来代替战争实现资源的流动。

二、中国商道的基本特点

提起商道，我们脑海中会出现什么？是云南茶马古道上的背夫，还是丝绸之路上的大漠与驼铃？

这些画面古朴而苍凉，事实上，它们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

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们，是怎么来到这里或者那里？他们被什么所驱使，被什么所牵引，离开安全而温暖的家乡来到这荒原大漠？

那些他们所负载的货品，是怎样被生产出来，有怎样包装，经过什么样的交换，最终达到消费者的手中？

这涉及货币、风险、质量、人员、技术等各个方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商道，在质量控制、选择人才、建立商誉方面，都有完整的理念。

当然，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它们缺乏体系性。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古来强调师承关系，老师要把一些经验和理念，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为何古人一直这么做呢？

因为一旦把经验和理念落在纸面上，它就成了死的知识。在古人看来，这些死的、僵化的知识无法真正面对变动不息的世界。因此，作为老师不能把学生教成死板板的，要引发他的智慧。他们甚至认为，“见与师齐，师德减半”，就是说，学生的见解和老师一样，那么老师的功德减去一半。

所以，古代商人们往往是师徒相续，或者朋友帮带而产生，并逐步发展到地域的规模。他们被冠以商帮之名，比如晋商、浙商、闽商等等，为人们所熟知。

地域不同，所从事的行业多有不同，但这些商人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征，看重道德、名节、信义；以陶朱公为祖，拜关公、财神等。

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的今天，那些古老的身影似乎伴随着旧道德的全面崩溃而消逝了。我们引入了许多新的学术体系，比如经济学、管理学、战略学，试图全面武装我们的企业，结果又如何呢？

许多做企业的朋友，几乎都有共同的体验：如果照搬西方管理经验，会给企业经营造成极大的困难。原因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社会环境通常是社会科学的边界条件！如果社会环境不同，边界条件也不同。相应的，建基其上的社会科学就难以达到相同的结果。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商道，要重现和再造自己的商道。

中国的企业和西方的企业不同。通常而言，在西方的企业中制定下目标和愿景，员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工作。而在中国，如果员工对企业、企业的管理者没有信任，即使有明确的目标和愿景，他们也不会全力以赴地付诸实施。

再比如，微软公司的创始者比尔•盖茨开会，可以把椅子摇动得像一只小船，可以把鞋子放到桌子上。而在中国的企业中，我们绝对看不到这些景象。

我们的员工对于企业和管理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投射，与生俱来的道德要求——那是一种价值观上的认同。

西方，企业背后有宗教的影子。而在中国，企业的背后是家的影子。十六世纪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后，人们认为赚钱、过更好地生活是上帝应许的事业，是一种商业救赎。

而在中国，长期政教统一的氛围，人们对于企业家有着自然的尊敬，同时，伴随着尊敬的，是道德上的要求。员工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能够约束自己，能够让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命令的下达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很好地贯彻和执行。

这个企业逻辑，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经生根发芽。我们在《论语》、《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著作里面都可以找到证据。比如《论语》中，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三、道在商业

“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道，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代表着形而上的万物本源，也代表着自然规律。商业必然有它的客观规律，就是所谓的“道”。

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中，社会科学不断更新，不断地发现各种新理论，并在现实的运用中，不断为人类增加繁荣。

同时，商业繁荣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萧条，人性的萧条。近代，在科学和经济高歌猛进的二三百年间，自然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有人预言，人类如果不改变自身的话，我们将亲手埋葬自己。目前，地球上的生命正在大量地灭绝，有数据表明，地球上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

今天，有识之士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尽管欧洲开启了科学之路，并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毋庸置疑，自然环境在十几代人的“努力”下正在极速变坏。有一本书叫做《四千年的农夫》，在这部书中，富兰克林•H•金博士写道，美国的土地，在化学农耕、机械农耕的作用下迅速贫瘠，而中国和受到中国影响的东南亚一带，土地却历尽四千年依旧肥沃。

这里，我们需要认真了解古人对自然态度，中国先民把自然看作有生命的。在我们文化中，不断地告诫后人不能做“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事情。这样的道德，士农工商，无论什么行业，都是中国人努力遵守的法则。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啊！

翟玉忠先生研究中国文化十几年，著作十几种。极尽心力，为商界同仁首次系统整理出中国商道，就是希望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新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之下，把地球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其用心也诚，其感人也深，功莫大焉！

是为序。

（翟玉忠先生《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路》【修订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京东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