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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消费者的成长与败坏 
作者:[龚鹏程] 来源:[公众号“龚鹏程大学堂”2018-09-01] 2018-09-28

一、消费社会之形成

消费,就是花钱,以充分享用可以享用的东西。

这谁不知道呢?开门七件事,处处都要钱,我们都处在庞大的消费压力中。

诶,不,现在讲到消费,主要是愉悦的,必要的生活支出只是一小部分。这就跟从前很不一样了,显示了社会的变化。

同时,过去消费主要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因此早期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消费与政治经济学无关,只属于个人道德或卫生范围。

现在大家当然不再如此想,因为所谓“消费社会”,早已翩然来到。

消费,固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倘若一个社会开始以消费作为指标,来判定该社会之繁荣与否;开始以鼓励消费、刺激消费,作为社会政策;开始以消费行为作为讨论社会问题的一般架构,探讨有关环境保护、社会安全、生活质量、文化发展之类问题时;消费不再只是纯经济层面的事,并据此而发展出消费者意识,开始有了消费者的团体,逐渐把消费视为一切生产、流通、分配的最后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称这个社会是个消费社会了。

这样的消费社会,出现并不太久,在欧洲也不过几十年。

一九二〇年代,新的传播媒体──收音机、电影、以及开始扩张的报纸──带来的新的震撼。

过去的传播,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了不起是个人对一小群人说话。无线电发明后,一九二一年起,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建立起广播设施,并开始大量生产音机,迎接广播时代的来临。人可以超越空间限制,直接向千万人说话了。

电影,则用视觉来达成与这同样的功能。至于报纸,出现当然甚早,但十九世纪识字率的提高和价格低廉的印刷,使得报纸能更有力地扩散到群众中去。到了一九一〇年以后,英国大概有一半成人读周报,一九三〇年以后,则有一半以上成人是每天看日报的。

这些日报、电影、广播,不但可以给一般观众带来立刻的经验冲击,更塑造了“观众(或听众)”这个语词、观念和组合。它们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又提供了许多人共同的经验,商业广告和政治人物对群众的控制能力,更是因此而有了巨烈的变化。

在广告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报纸的营收已有四分之三仰赖广告。为了招揽客户,报纸必须迎合大众口味,刊载运动消息、犯罪报导、煽情小说及夸张的新闻,以维持庞大发行量。职业性的广告商则尝试着应用心理学去迎合或塑造大众口味,抓住群众。政治人物,也深知其中奥妙,不只由政府直接管辖电台,甚至直接站到麦克风前,让“全国静听领袖的讲话”。

而观众或听众本身,也因为要共同观赏或收听节目,慢慢培养出普遍性的大众文化和去享受这种文化的闲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把休闲视为正当人权的观念,开始被普遍接受。旅游、体育逐渐不再是有钱贵族的专利,工人亦热衷于此。等到合成纤维人造丝出现后,用衣着来显示人的阶级身份,也不再适用,每个人都有能力穿丝织品;而且这些衣服价格低廉,形式更趋统一,又增加了国民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与传播革命所带来的结果,正相脗合。在衣着上宣告大家有共同的经验、信仰、嗜好、意识型态、说话腔调……。

这种文化,发展到一九六〇年代,愈发蓬勃,乃成了所谓“超成长”的消费社会。

Andrew Shonfield 在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Public and Private Power(Oxford, 1969)一书中,认为六十年代欧洲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成长,已经造成了一种超成长(Supergrowth)。由于工业技术加速进步,繁荣早已超过正常的需求,政府与商人看重经济成长,甚于稳定,使得西欧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所显示的特征,乃是高度的大众消费。

购买力和消费的观念、消费的习惯,都与那讲究节约的传统教训大相径庭。而国家福利制度,又强化了这些新的消费观念,使人不必再为将来失业或受冻之苦担忧,可以安心地花费他们的工资。

新生一代战后青年,因为本身没有贫穷世代的经验,富裕养成了他们的消费习惯;不是自己作工赚来的钱,用起来也更自由更无节制更心安理得。

从前,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告贷。现在,则普遍在分期付款和贷款的方式下享受人生。这是预先支付未来的钱,跟积谷防饥、储蓄现在的钱以备将来需要,恰好相反。

如果不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令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曷克臻此?

但倒过来说,人们的消费观念改变,也促使经济更加活络,购物量急遽增加、货物流通畅旺。甚至经济结构也有了变化。──工业革命初期,工业以铁、公路、矿业为主。现在,新的财团与富豪,通常不是基础商品工业的首脑,而是在房地产、家电用品、大众传播、娱乐事业等方面崛起的企业家了。

个人财力情况也有了改变。战后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财力比以前提高甚多,物价虽然不断上涨,平均工资事实上也在增加,而且比物价涨得快。再加上医疗、教育、交通各方面,均由政府负担了不少津贴,穷人乃逐渐减少,每个人可用的钱都比以前多得多。而工商业繁荣、职业需要量大、青年大批涌入工厂、就业率提高也刺激了购买力。真正的无产阶级或准无产阶级,均因工人阶级扩大,而渐渐不太容易看到了。

除了这些经济条件的变动,教育也是值得注意的。

大众基本教育,自十九世纪末即已展开,但高等教育之普及却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大事。无论在中国抑或欧洲,高等教育都是少数精英的教育,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或有能力接受这样的教育,社会上大部份均是文盲或仅有普通生活知识的人。而高等教育因为是精英教育,故均以人格涵养与经典理解为主。

二次大战后,高等教育民主化、普及化,造成了大学机构的膨胀扩张,也造成了大学普遍充斥的景况,大学生不再是一种等级象征,因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阶层,亦不复具有意义。不仅此也,由于工商业社会需要和教育的大众化,早期偏重人格教养的教育,如今也改为对技术能力如科学、工程及商业的训练,大学成了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以供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场所。

此一趋势,自然会与经济发展一样,使得社会流动及同构型增大。在这种同质化中,昔日借以区分社会等级的外在特征都已消逝,每个人都可以在消费行为中找到他自己的尊严——一名工作时无足轻重的小工,也可能拥有不输旁人的高级学历;他工作职位也许卑微,但一坐上自己的汽车,他立刻又赢回了某种尊严。

消费社会,就是在这些情况下,逐渐形成的。

 

二、对消费社会之反省与批评

根据 Robert O. Paxton《廿世纪欧洲史》的分析;对于欧洲这种超成长的消费社会,初期大家都十分满意,因为富裕似乎使社会摩擦减少了;但不久之后,新的批评即逐渐形成,对消费社会的优劣开始有了争论。

(一)意识型态之终结(?)

“富足的社会,使愤怒之火趋于平息”,经济繁荣、民生富庶、受薪阶级有更多接触物质享受的机会,都使社会摩擦趋于和缓。有些人则半开玩笑地说:在烤牛肉和苹果派的阵仗里,不管那一种社会主义,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这即是一幅意识型态终结(见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n The Fifties. Glencoe, ILL.:Free Press, 1960)的图象。

在人口结构方面,白领阶级扩张快速,工人数量因机器逐渐自动化而减少,从事文书及服务性工作的人员急遽增加,无产阶级渐渐变成了受薪阶级,它与社会的疏离感也自然减低了。这当然不容易再产生阶级仇恨和阶级鬪争。

整个社会,也慢慢出现了一种舆论共识,集中气力来讨论怎样经由有效管理大众事务,而使经济成长得以持续不坠。一切政治改革或理想,都不能干扰到这一点。在这种集体意愿之下,最重要的、最能显示意识型态之终结的,是知识分子的转变。

“新的欧洲领导者,不再是像波娃或沙特那样对政治关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注重实务的专家,是一群发展高速火车和核子发电场的后起之秀”,Paxton如此说。的确!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有关知识分子的教育,均已不复再见。代之而起的,是对时代世局无太多感受的注重实务之专家。于是,意识型态之争趋于淡漠,大家全力维持经济的稳定与成长。

(二)对消费社会的不满

这种大家一致看好的后意识型态(Post-ideological)稳定,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开始被抨击了。学潮与罢工,令人大为疑惑:为什么在追求到繁荣与安定之后,反而激起了这么多怒火?

不满的原因很多,第一是贫富不均仍然存在,财富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德国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资产是在最上端的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口手里。受薪阶级表面上已经有钱了,但其所得之增加,远不如投资者财富之累积。受薪者虽渴望能像他们一样,却又永远办不到,欲望所撩拨起来的愤懑当然不易平熄。

再加上受薪者的工作,日趋分工细密。生产标准化,工作之单调、枯燥、乏味,更是让人受不了。要知道,战后教育普及,大量年轻又有较高素质的“新工人”投入生产;乏味单调的工作,当然要令他们心生倦怠。而在教育过程中又只接受到专业技术训练,并无内在修养的凭借,帮他稳定人生的价值与理想、调适生活的苦闷,焉能不爆发其不满?

偏偏消费社会所依赖的繁荣经济,这时又出了问题。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和进口油价飞涨,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涨速超过薪资上涨率百分之十到十五,工人怎么会不罢工?没有一个国家能妥善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六〇年代初期凯因斯学派经济专家所沾沾自喜的经济成长之道,难道不值得怀疑?

青年学生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些青年,生活在繁荣且多变的社会,早年的战乱与贫穷,只证明了他们父母亲辈的失败;而新的千变万化世界,又让他们价值感茫乱无归。既讨厌粗鄙无文的物质主义,又已养成了消费的习性。

而当他拼命地竞争挤进大学,以便将来能获得较好的职位和享受时,竟又现大学的师资和设备,都赶不上其机构之扩张,不免越增愤懑。但长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习惯,事实上又根本无法与传统学术权威的教学方式和体制自期;对技术专家式的现代大学教育心生鄙夷,认为是大学精神世俗化、庸俗化的堕落。遂又常持传统知识分子理念来对抗大学的教育,引发学生运动,抗议大学只能制造一批唯政府之命是从的技术专家、只训练学生“应对中产阶级事物”。

在大众文化方面呢?经由商业体制运作和大众传播所扩散成形的大众文化,同质化日益增强,爵士乐、摇滚、口香糖、西部电影之类,风行世界。流风所及,传统地域民俗文化随之消逝,更是令有识者忧心忡忡。以披头士(Beatles)为代表的享乐主义,配合着专业化的录音技术、广告手段,迅即成为普遍的世界性青年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高级文化,也逐渐感到空间偪仄、生存困难了。

(三)批评的理念

正如 Paxton 所说,在消费社会中,欧洲人不只丧失了他们对于文化优势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于整个文化前途的憧憬。对消费社会,是有许多人不以为然的。

在 Barker 等人所着《近代欧洲文化史》中,即曾对“经济人”的出现,大为感叹,说:“技工和专家的时代来了,个人的权利、内在的生活价值,便被漠视”;“普遍的现世化及唯物的气氛”日益严重,而大众势力和随之而来的新花样,也构成了对高价值传统的摧残。

因此,他们把这一消费者空前伟大的时代,视为一场灾难,呼吁大家一齐来拯救欧洲文明的宝藏。

他们的立场,显然是要延续希腊以来关怀人格的文化传统,并关联着基督教精神,以保留文化遗产,使勿动摇,然后进而挽救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他们称为新的世纪病)。

这样的批评,在英国如利瓦伊士(F. R. Leavis)身上也可看到。由于利瓦伊士面对的是工业主义、是新闻事业、广告、流行小说、电影、广播飞速的发展。势力强大的机构,压垮了他所珍惜的思想与感觉方式,新的感觉与思想方式又只是廉价的表达与反应。故寄生于机械化生产和工厂制度之上的消费文化,非其所慕,宁愿回到英国早期有机共同体的乡镇社会。他认为:

现代劳动者、现代职员、现代的工厂工人只为了闲暇而生活,结果他们得到了闲暇,却没有能力过闲暇的生活。……他们使用闲暇的方式几乎全属“反创造”!

像他这种人,对于“群众”就是怀疑的。强调文化的创造永远只是少数人所为,在《群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中,他指出:“任何时代都是靠一群人数甚少的少数派,才有眼光明利的艺术与文学欣赏。……靠了这些少数人,我们才有力量去获益于过去人类经验的精华”。所谓大众文化,根本无文化可言。

艾略特(T. S. Eliot)也有此看法。觉得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动机已经肿胀成一种社会理想,“以私人利益和破坏公众为基本原则的社会组织,正在导使人性被漫无节制的工业主义扭曲变形,正在导致自然资源的穷竭。而且,我们的物质进步,有一大部分是后代可能必须付出惨痛代价的进步”。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大众文化的大众,本质上只是一群乱民,“即使饱食、丰衣、居室精美、纪律俨然,仍不失其为乱民”!因此,必须重新改造,才能实现《一个基督教社会的理念》。

这类批评,都有中世纪主义的味道,带着浓厚的怀旧倾向。

但也另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譬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在《批判的辩证》一书中,即曾从哲学上分析道:大众消费文化乃是倒转了康德“整个文化的目的,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判断力批判)之说,变成“为了目的的目的性”。无目的,是指个体的主体性没有特定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为了目的的目的,则是商业目的。以此为目的,即无可避免地构成了大众消费文化的虚妄性。

至于社会主义者,更是批评消费者高于一切的想法只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应该站在生产面看问题,只有生产者才能决定一切,未来社会所依赖的是职业团体,而不是消费者组织。而新马克斯主义,则预言:位于社会边缘的团体,如学生、少数民族、心怀不满的技术工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历史性集团,成为未来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

 

三、侈靡论──经济与政治伦理之关联

 

以上主要是介绍欧美消费社会的形成及其引发的争议。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也慢慢走到了这一步。侈靡成风,消费大盛,淘宝购物、微信支付已成为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争议也是不小的。沿用新马理论的左派、类似中世纪主义的传统派或保守派,目前虽还没什么具体理论及理论家,但社会意见气候却经常响起这些声音。

所以,看看历史,想想眼前,欧美经历过的争议,我们也逃不掉,仍是要面对的。

而且,纵观消费社会之形成以及对此社会性质的批评,我们即可以了解到,一项经济制度其实并不仅是经济问题。不同的经济制度,蕴含了不同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对经济的看法,理当放在文化发展中去学习,否则一个经济繁荣、民生富庶、人人有钱、大量消费的社会有什么不好,值得这么多学者专家着文探讨、批判?

经济学家往往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追求利润及利益,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要用最低痛苦的代价,换取快乐。W. S. Jevons 在《经济学理论》中论证说:“功利主义者之道德理论,我毫不踌躇地接受。从最低层次起,赚取足够的食物,满足其正当欲求,即是一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自然意向。……经济学确实是建立在人类的享乐法则上。我们致力生产,系以消费为唯一目的。每一位制造业者都知道他必须如何预先想到顾客的嗜好与需要。同样,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必须从一个正确的消费理论开始”。

所谓正确消费理论,即是由人之需求与嗜好来判知人是追求快乐的;为满足这种快乐,遂又必须或刺激了生产。

这类观念,其实在我国也早已有之,最重要的当是管子的《侈靡篇》。

《艺文类聚》卷八十载:“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后炊之、雕卵而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此即《管子·侈靡篇》所说:“伤心者不可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而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得也,为之畜化用”。

这是主张鼓励侈靡,以大量消费来提高财富流通、创造就业机会的。所以到了汉朝《盐铁论》的大辩难中,大夫桑弘羊还引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不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

但《盐铁论.国疾篇》说得好:“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诸生断断争盐铁,亦非为己也,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二者各有所宗”。侈靡消费的理论,基本上只是经济观点的考虑。而经济观点不是由需求面说,就是由供给面说,因此侈靡消费,无可厚非。但若由经济问题谈到仁义辅成,那显然就涉及了经济制度与政治、伦理的关联。一般认为鼓励消费、竞尚侈靡,会造成伦理问题以及社会不安定:

富贵奢侈,贫贱篡杀。女工难成而易弊,车器难就而易败。车不累朞,器不终岁。一车千石、一衣十钟。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蹋;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稗饭肉食。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乘耒抱躬耕身织者寡,聚要俭容傅白黛青者众。无而为有,贫而强夸。文表无里,纨绔枲装。富者欲过,贫者欲及。……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也。

他们早已发现了消费的富裕社会中,犯罪率和社会不满情绪为什么会逐日升高的原因了!可见现代消费社会形成虽晚,但其逻辑及所涉及之争论,其实历史上久已有之。

   那么,儒家的立场是什么?针对今日消费社会之发展,又有何建议?

   儒家其实也有“侈靡论”这一面,主张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如孟子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即是。汉代《盐铁论》的争辩中,儒家代表也有类似的看法。但儒家与新马、中世纪主义不同处,可能就在于它“得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讲究权衡、斟酌、度。故吸收西方这些批判、反思消费社会之理论,结合儒家相关言论,在当代社会发声,乃是必要的。

   当代大陆新儒家,最关心的是政治儒学,经济方面主要依傍自由主义,对此消费社会之文化问题,似乎还太少注目。

   可是,消费社会的伦理若不健全,消费者是会成为新时代之野蛮人的!

 (作者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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