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李慎明以金融危机为主题线索，结合20年中21篇学术论文创作而成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自付梓以来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喜爱与推崇。个中原因，自然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之发生、蔓延乃至发生、蔓延的具体时间和空间，至少截止到今天，莫不均早已为李慎明所言中；该书的阅读者，也莫不对李慎明的精准研判所折服而啧啧称叹。但笔者认为，该书的理论魅力，虽源于李慎明对金融危机的缕丝剖析、深刻洞见和科学预见，更在于他能够娴熟、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美国金融走势和世界经济格局，从而得出了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且已被社会实践证实的科学结论。

众所周知，李慎明治学以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和国际战略为主要场域，经济学的题材虽亦有涉及，但并不是重点关切。笔者理解，李慎明之所以对近20年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情有独钟，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李慎明并非纯粹地在经济学的视角中去看待金融危机，而是一方面立基于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融合，从而在国际战略的“大视野”中去看待美国金融危机。第二，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引发李慎明的兴趣，同时还是由于“美国”和“金融”所独特具有的典型性。

通览《李慎明论金融危机》，李慎明对金融危机的剖析与洞见，以资本主义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为前提，以代表、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和意愿为立场，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为路径，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为结论。

前提：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且处于金融垄断帝国主义阶段

清醒、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时代的实质，在该前提之下或之后具体研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总的历史走势，是《李慎明论金融危机》所使用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研判，李慎明表示肯定和推崇，并认为，尽管列宁逝世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若干年中，“整个世界的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生活的大时代本质并没有变。我们的时代就是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过渡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李慎明特别提醒我们，对历史时代本质的判断十分重要，“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误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罔顾事实，“就不可能去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就根本无法找出正确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措施”。

具体来说，李慎明根据列宁本人的经典论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深刻变化，决定时代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深入到列宁的经典著作中，不难发现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就是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说当今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说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据此，李慎明提出，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科学地找到应对的战略举措”。李慎明敏锐地观察到，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已经而且还在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种种迹象表明，“当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正是在“大的时代没有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之下，李慎明继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了对金融危机的精致分析。

立场：代表、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和意愿

在书中，李慎明对人民立场极为看重，他以极重的语气表达如下语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必然向前迈进的真谛。时间和未来在人民群众一边，在社会主义一边。”

李慎明之所以秉持人民立场，正如他自己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是实现和体现社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必然最终刺破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外壳，要求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迄今为止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废止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人民群众在其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在整个意义上，李慎明慨言道：“任何帝国都不是万古不变的，任何帝国的万古江山只是写在浪漫的诗篇里。只有人民的江山才能万古长青”。

李慎明对人民立场的秉持，见诸于全书的每一篇和每一处。当他谈到全球化的时候，他倡导必须坚持“全球”的视角，而决不能仅仅站在少数国家、少数利益集团和少数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因此，他主张将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作为全球化的最高指导原则。当他谈到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和策略时，他反复提醒说，共产党绝不是靠也绝不能紧靠技巧执政，而应当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观《李慎明论金融危机》，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立场，成为李慎明治学论道的逻辑红线：一言以蔽之，《李慎明论金融危机》始终站在代表、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和意愿的立场上。

路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

在书中，李慎明以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主轴线索，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统领，贯穿以经济分析方法，剖析、研判、预见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

李慎明在综合分析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时，极为看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分析资产阶级的道德时，他认为应当坚持一元论、反对二元论或多元论，因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即道德”；在研判当代世界的多种挑战时，他说：“贫富差距鸿沟，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发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的经济基础”；在裁量金融危机周期长短时，他多次强调：“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谈及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影响时，他一阵见血地指出：“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代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应，是国家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其根源在经济”。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李慎明意识到，西方强国主导的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致使“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越富”这一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在探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规律时，他除强调“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外，同时还特别指出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同时“也受在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最典型的是当李慎明在解析“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之间的关系时，他指明在具体社会形态的更替的问题上，唯物而又辩证的正确结论应当是“既要考虑物质条件的基础性，又要考虑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动性”，而不能坐等共产主义社会的自动到来。

在完整贯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之后，李慎明先生又逐步深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之中论证金融危机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运动和发展的产物。李慎明强烈建议，“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观点”来考量此次金融危机。为了达到考量的目的，他引用了大量的、详实的、最新的、权威的经济数据。其中既有例如联合国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又有西方权威政要和学者们的统计数字，更有中性纸质或平面媒体发表的调查结果。经过艰苦的考量，李慎明发现：第一，“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则是西方新经济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第二，经济全球化“绝没有消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是在一定时期内，采用有别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最新的特殊形式，将其转嫁到了其他国家”；第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所产生的“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使富国、富人愈来愈少、愈富，穷人、穷国愈来愈多、愈穷”，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的矛盾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第四，由于“生产和资本的无限性扩张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摆脱“生产力无限发展和消费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所在。

当然，李慎明在注重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贯穿至对金融危机发生、发展的分析时，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对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分析，否则将难以理解他的分析路径，正如他警醒地告知读者的那样：“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就如同人的手心和手背须臾不可分开一样”；“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全球化。任何生产力都承载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讲到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主要是看哪种生产关系在主导”。

最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整个《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的分析路径中，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不容忽视。关于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最富代表性是李慎明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内涵的厘定。他特别强调“对于同一用语，有着不同利益的人、集团、政党、阶级和国家，往往会赋予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内涵”。所以，西方强国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或经济一体化，第三世界国家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西方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

书中结论：

（一）金融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

李慎明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同时又是一个通过经济扩张而推行西方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理念的过程”，“其实质是企图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悄无声息地推行‘政治全球化’”。所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

（二）金融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又是社会主义的契机

李慎明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中逐步激化。他主张，“社会主义的‘危’，则是资本主义的‘机’。同样，资本主义的‘危’，则是社会主义的‘机’。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抓住了目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抓住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好时机”。换言之，“当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则深深地蕴含于资本主义的危机之中”。“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带来明天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变革大调整的根本动力；全人类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结果，就必然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

在书中，李慎明先生语调平缓而又充满自信同时又令人鼓舞地说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非但不会‘终结’，反而会在逆境中逐步复兴，并在21世纪发展中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21世纪中叶“必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艳阳天”。和李慎明的其他著作一样，《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的扉页上同样印着这样一句话：“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人民和历史明天的诉说”。我想，正如李慎明先生的其他著作一样，《李慎明论金融危机》必将能够成功接受人民和历史明天的诉说，因为它们坚持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用李慎明先自己的下面这段话进行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理论上的贡献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贡献。中国是个大党、大国，理应在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方面为世界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作者简介：迟方旭，作兰州大学法学院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