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西方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文斗”，而非导弹炮舰之间的“武争”。“文斗”的核心是围绕着政治领域，因为文明的核心在于政治。此方面的议题长时间被西方设定为“政体问题”争论，其以“民主/专制”两分法的极端偏狭对中国进行贬损和打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被动应付，显得“理屈词穷”，哪怕我们成绩斐然依然“被骂”。这就显示出“提出什么问题”比“如何回答问题”更为重要和根本，即所谓“问题意识”才是关键！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我们为什么不行”的问题之中（“李约瑟难题”或曰“李约瑟之谜”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纪上半叶乃至一度归因到文化和文字的“根源”上，差点像土耳其一样把自己传承几千年的文字都废掉而“彻底西化”，以图自强。现在看来自然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曾经我们认为的“根源”并无变动，结果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以至于整个西方都要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行”这一新问题。过去围绕“中国不行”的大量自以为聪明的回答就必然成为过眼云烟而几无学术和历史价值。

西方独特的“政体问题意识”是其宗教、历史和文化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历史上历来缺乏对此问题的敏感和关注，而是专注于治国理政的综合实践体系和利益共享的实质问题。这种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明朝末期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与学者利玛窦身上就已经萌发，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名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作过阐释。笔者将其概括为“利玛窦困惑”，即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自利玛窦始，后来持续影响了孟德斯鸠、黑格尔乃至马克思而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近代梁启超的翻译转入中国，限制和困扰了我们自己判断和问题意识，持续四百余年而无解。

“利玛窦困惑”本无需耗费我们太多精力去回应，这只是西方自身的困惑，中国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评价治国理政的标准显然是“治理绩效”，而不是某种“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这个世界也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形式”（政体）。之所以说这种回应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无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异”，而非野蛮征服或者削足适履。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历史大国，中国人生存和实践的意义，并非需西方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是“四个自信”的真正意义所在。治理为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治理话语”迅速上升是中国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回归初心”的表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其晚年自感时日无多的背景下整理记录自己近三十年在明朝中国的见闻，而且其在这些材料的封面上从未写过任何书名，这就意味着利玛窦本人是没有想过要公开出版过这么一本书的，这些材料是他准备寄送回西方的耶稣会会长审阅并传阅的“内部决策参考”，因此预设的读者是西方世界的上层人物，所以行文上就更加直接而少有遮掩。只是看来书籍似乎也有自己的命运，这些材料在其去世后的第五年（1615年）在西方世界公开出版发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传播甚广。

《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其第一卷第六章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并且在其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位的运用”中也谈及了政府体制的前提基础问题。相关内容如下：

“我们将只就与本书叙述的目的有关范围内触及这个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好几本书的话，那也会需要好几章。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在即将结束关于中国政府机构的这一章的时候，把他们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别的事物也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中国政府的整个性质都与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注：指中国的科举制度），它的政府的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的都不同。虽然帝国并不由知识阶级即‘哲人’在进行管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他们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初试，有时一个地区就有四、五千人应试。”

综合起来看，其实利玛窦一直在纠结于中国是什么政体？欧洲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首先，他看到中国有一个皇帝，所以判断中国应该是一个君主政体。第二，但皇帝在深宫里面，实际治理过国家民众吗？实际治理国家的是士大夫。所以中国看来又是一个贵族政体。第三，最后又一看中国的贵族和欧洲的贵族不一样，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中国的士大夫人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民主政体。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笔者概括为“利玛窦困惑”。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我们当代，到底中国算什么政体，只要套到西方概念里去就难以自圆其说。关键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表达我们是什么政体！

因为中国是没有政体概念的传统，政体和政体的分类是西方政治学的发明，源于亚里士多德。尽管近年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文明成果、亚里士多德其人及其著作的真实性都有质疑，认为很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这里我们姑且先按照流行的西方政治学脉络来理解，即使是托伪之作，至少在文艺复兴之后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了。亚里士多德将当时古希腊几百个“城邦”（村落？）按不同的政体分类，采用两个标准，第一是统治者的多寡，第二是统治者是为城邦整体服务还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最后形成三大类六小类，一个人统治叫君主政体，少数人叫贵族政体，多数人统治的叫做共和政体（民主政体）。他认为三种政体形式不变，但内容都会变质。君主政体形式下，当君主不为老百姓而仅仅为自己服务了，叫僭主政体。贵族就为自己服务就变成了寡头政体，那么民主政体中老百姓不为整体考虑了，一上来就掠夺富人的财富叫暴民政体。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利玛窦时期都是如此，所以他到了中国以后就纳闷，不知该如何在原来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框架中安置中国的位置。

西方真正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框架进行变动甚至是颠覆的是晚于利玛窦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孟德斯鸠影响力最大的书是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现在回顾孟德斯鸠的这本书，其实很多是不严谨甚至是大胆的胡说。但仅仅从学术和知识的角度是无法理解孟德斯鸠的著作的，因为孟德斯鸠是法国的贵族，但他面对法国的君主集权时内心特别痛恨。理解了这个背景，就容易理解他不便直接地骂法国的君主，而是拐弯地骂东方的君主，他真正想谈的问题是“法国问题”，真正考虑的读者对象是“西方读者”。所以他将政体分类为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三类。何谓专制政体？一人统治、无法无天，没有法律的叫专制政体。何谓君主政体？一人统治，有法律如英国一样叫君主立宪政体（其实在孟德斯鸠笔下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多数人的统治，那么叫做共和政体。在这本书里面孟德斯鸠系统发挥了“东方专制主义”思想，把整个东方的国家都包括进去。并且经常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东方专制政体的典型。此后，这个充满偶然偏见误解也颇为肤浅的“专制”概念，由黑格尔的历史接续，再经过马克思的著作（“封建专制政体”）发展以及冷战时期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鼓吹，终成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和分析框架。而将“政体”概念引入中国的，最早始自清末改革家梁启超，其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开篇提出，“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西方这些学者或者革命鼓动家的著作翻译到中国后影响甚广，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他同时代的曾经鼓吹过西式政体思维的中国学者，后来都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回归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路和经验上来，这是值得深思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因素？恐怕更多是亲见和亲历治国理政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后心存敬畏和谦虚了。如果说利玛窦写的还是“领导决策内参”的话，孟德斯鸠写的就是“革命宣传檄文”了，其客观性和学术性都弱了很多。但孟德斯鸠的偏见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基础上，他不过是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无法回答“利玛窦困惑”时的简单应付。批判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难的；摧毁是容易的，建设是困难的。

中国自清末以来，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对自身从秦朝开始已降两千年的政体的判断就陷入到这个理论框架里了。既然是民主/专制的二分法，一般将民主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当作美好的事物，将专制与落后僵化捆绑在一起当作负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国民众中也被广泛接受，但是这种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国几千年的治理经验？很少有人讨论。尤其是西方在经过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重新从程序角度定义民主概念后，“选举”就成为当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内容。“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这与中国治国理政的“郡县国家”历史经验和惯性之间冲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锐了。

西方偏爱对抽象的形式问题的结构分析（政体也是政治权力组织运作的形式），与其强调形式逻辑的哲学传统有关，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加之欧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碍统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进行政体比较成为可能和长期问题。但这些都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经验不相吻合，因而导致双方的问题意识自然也大不相同。这里本无对错，不过是西方的霸权逻辑和过度自负，导致其“输出民主”的动力特别强劲。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本推送为文章节选版，全文在《东南学术》2017年第5期以《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性突破》为题发表，在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可查询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