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哈佛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许成钢和中央党校周为民教授分别发言，不约而同地，看似“讨论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看似否定大数据与计划经济的关系，而实际上是否定所有的计划经济，肯定他们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肯定原始的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

　　首先声明，驳斥许成钢教授和周为民教授仅仅是对这两个人的学术水平的质疑，也仅仅是对类似这两个人的人的学术水平的质疑，而不是对他们所在的组织或曾经在的组织的质疑。尽管这些组织，特别是西方组织的某些方面也不是不能质疑的。我深知，在他们所在的组织或曾经在的组织中，有大量的学者会同意我的质疑（包括哈佛教授、博士），而在中国13亿人口中，也会有大量的人士同意我的质疑。马克思在写摘要时，往往使用粗鲁的措词和用语（《资本论》第二卷，第3页），如果本文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请读者原谅！

　　在人们的印象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代表着真经。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一、许、周二人的核心论点

　　（一）许的核心论点和支撑论点

　　许成钢的核心论点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可能重振计划经济。其支撑论点可以总结为，（1）“大数据从市场上来，你如果把市场消灭了，数据没有了。……（实行计划的）基础也就没有了。”（2）人的目的是为了幸福、为了愉快，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的幸福、你的愉快，所以“市场”重要，原因应该是“（喜悦、厌烦、痛苦、抑郁、思念、怀旧、贪婪、野心等等）软数据是没有办法用传感器或移动设备度量的，不能度量就无法传递、无法处理”，“无论你造出来的机器计算能力有多强，算法有多么优秀”。（3）机器人片面、静态（看到的是过去，但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即使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也缺少大量人的基本感知，缺少原始基础要素，因此只能是由设定它的人分配给它，因此，即使“人工智能能干的事非常非常多”，……，“可以是非常好的助理”，“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最终可以规划和执行企业和军事任务”，但也解决不了任务目的说不清楚的经济国民福利获得的问题。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科斯研究所董事许成钢）

　　（二）周的核心论点和支撑论点

　　周的核心论点是：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中国人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不可动摇。

　　首先，周认为，“计划经济的实质不在于有计划，不在于讲计划，而在于它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类似战争体制、战时管制体制的那种一种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以人们的自主活动为基础根本不同，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对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否定。这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的自主性，是个人和企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自主活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民众的自主经济。所以对市场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实质是对人民的自主活动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

　　其次，周认为，（1）大数据技术仍然不能帮助国家计划当局获得充分的、无限的信息，特别是知识。（2）大数据同样不能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动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它不能帮助计划经济形成对个人和企业的符合经济效率目标的有效激励。（3）计划经济由于它的性质，由于它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所以即便有了大数据，它仍然一定会压抑企业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为有了大数据而更加压抑企业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会抑制创新活动。（4）大数据技术不能使计划经济保证它的集中决策总能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来配置资源。（5）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体制来和它配合。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学习时报》原总编辑周为民）

　　二、究竟什么是对计划经济的科学的本体论认识

　　许没有明确地列出他对计划经济的本质的判断。这可能是他的狡猾之处。但从他的言下之意，不难推断，他很有可能基本同意周的对计划经济的本质的判断。周认为，“计划经济的实质不在于有计划，不在于讲计划，而在于它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类似战争体制、战时管制体制的那样一种组织方式。……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对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否定。这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在周的这种表述中，你不难看到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文本的影子，也不难看到西方极右主义学者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思想的影子。周看起来很博学，但只可惜缺乏深刻，更是历史的虚无主义。他把中国历史上盐铁专营、禁榷、告缗一概说成是“压制民间工商业，排斥市场活动”的计划经济，从而把他的观点与我们的反封建的观点混淆起来。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坚定的反封建的政党，但中国共产党无疑也是有机地、科学地在20世纪正中叶时由于中国的民间工商业者极为弱小从而有效地利用中央计划的办法来配置整个国家的资源，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建立起令许多国家艳羡同时令许多西方国家惊恐的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计划经济的办法，请问中国的工商业者（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怎样在1949-1976年间如周所说的那样依靠“人的自主性”、“个人和企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自主活动”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让许教授所说的“国民福利”得到保证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巨额储蓄如何获得呢？所需要的苏联技术、物资、人员、资金的援助如何获得呢？如果没有通过系统的努力获得苏联的技术、物资、人员、资金的援助（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一个重大促进因素），没有通过系统的努力获得占国民收入20-30%左右的储蓄率，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能够实现百分之五、六、七的年增长率吗？中国能够快速实现连许多深受西方教育的学者都同意的工业化吗？如果没有通过系统的努力，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能够实现广泛的均衡的平等的发展吗？当然这种系统的努力包容的内涵实在广泛。如果不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资本获得利润输出，中国用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储蓄率就必然降低，反过来为了发展就可能乞求外国资本。如果不在农村实行移风易俗，中国农村很快就会发展出一种富农阶层，甚至是农村资产阶级。当毛泽东因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而降低自己的工资，减少自己的消费时，许教授的“人的目的是为了幸福、为了愉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把这种系统的努力称之为计划经济又有何不可呢？这个系统的努力所达到的结果难道不是人民的普遍幸福和愉快吗？难道日本人枪杀、抢掠和国民党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人民和中国资源，就是人民的普遍幸福和愉快吗？一个穷国的幸福和愉快的数量和程度是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的。用科学标准衡量下用计划经济所得到的人民的普遍幸福和愉快难道不是许、周二人所宣称的市场经济所标榜的人民的普遍幸福和愉快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一些人偏要用许、周二人所使用的市场经济概念，难道中国1949-1976时期不也可以叫作市场经济吗？如果市场经济真的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经济，那中国1949-1976时期的计划经济就可以叫作市场经济。这样一来，许、周二人还反对什么呢？看来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得到幸福的经济，他们二人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公敌、大敌！在中国两极分化的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这种公敌、大敌表示充分的愤慨吗？他们二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吗？他们二人真的具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吗？他们真的懂经济增长吗？他们真的懂资源配置吗？他们真的懂人民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在古罗马人民二字指的是有财产的人还是有情可原的，在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七八十年后，还有人打着人民的名义，用经济学的幌子，罗织普通人还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词汇来强奸民意，是可以原谅的吗？

　　三、究竟什么是对市场经济的科学的本体论认识

　　他们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今天中国许多人极为推崇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人试图对市场经济加以限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市场代表人民，代表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市场的需求主体是收入得到保证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是真正的共享经济，是共同富裕的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的供给主体是由生产资料被少数人私人占有的企业所构成的，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生活还能得到保证吗？工人和农民只能拿到工资，而企业的所有者拿到利润。和利润相比，工资算什么呢？（这需要大数据才知道吗？）在工资本来就微薄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生活资料又不得不从所谓的市场上购得，工人的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价格相比又怎样呢？（这需要大数据才知道吗？）那么在这个丑陋的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还叫社会主义经济吗？正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本质是社会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应该是、本质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周许二人所讲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吗？周许二人所讲的市场经济是解决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案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周许二人所讲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并不排除在他们的发言中所用的市场一词有时是指交换。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使生产变了色，使生产的目的不是如封建社会那样直接为了封建贵族和农奴的需要，而是为了通过交换来实现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由于生产力和交换的高度发展，产生了大数据。而计算机的革命，只是使得大数据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而已。周许二人所讲的交换意义上的市场是有道理的，但他们用这种有道理掩盖他们所讲的市场经济的无道理。

　　四、论形式上的专制作为实质上的民主的可能性

　　周许二人如果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西方大资产阶级的传声筒。他们错误地、颠覆地理解了中国历史。他们以为他们主张民主，而实际上他们主张的是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就连秦始皇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从当时的历史看，秦始皇的专制也引起了许多反抗。张良就想刺杀秦始皇。但秦始皇的问题不在于专制，因为灭六国就意味着专制。但六国灭后，中国取得了统一，人民得到了和平，所以秦始皇使用专制的办法实现了民主。如果不是秦二世暴虐，秦国必然延续很长时间。

　　在任何一个历史条件下，当取得国家统一时，都不可能不出现类似的形式专制实质民主的现象。特别是，当近代中国落后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得不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就不得不表现出类似专制现象。但这种专制同时也代表着极大的民主。这正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内涵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当民族危亡得以挽救，新的国家得以诞生后，这个国家内部还有很多颠覆势力，更有很多外部威胁，这个时候为了维护新的国家的安全，为了新的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新的国家的建设发展，也不得不表现出类似专制现象。但真正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长治久安、建设发展都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也是最大的民主。因此，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专制专政和民主都是对立统一的，都不依赖于是否采取投票民主的形式。

　　五、周许二人形式上、口头上的民主和实质上专制

　　周许二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说到底是与哈耶克的奴役之路理论是一脉相通的，甚至就是哈耶克奴役之路影响的产物。但我敢说，他们对哈耶克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哈耶克同观点与他相反的米尔达尔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在1974年的颁奖典礼上追捧哈耶克而冷落米尔达尔就连参加当时颁奖的萨缪尔森都看不下去了，事后写文章加以追记。今天看来，西方决意要在世界推行极右主义经济学至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成型了。令人可笑的是，中国一些大学把送优秀学生去受极右、右翼经济学的系统教育为荣。这些大学的教育者根本不懂得经济学。这是民主还是专制？这是在科学名义下对广大人民的专制，只是表现得不明显而老百姓还无从造反而已。而近两年欧美连续出版反对经济不平等的经济学文献：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迪顿（2015）《逃离不平等》和沃尔特·沙伊德尔：《大矫正机：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史》，（王今朝参与翻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即出；原书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当世界各国在市场化的名义下发展到极度不平等的时候，世界人民就承受了最大程度的真正的专制，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民主、自由。而周许二人还开口市场闭口市场，开口自由闭口自由，其思想的幼稚和身体的老化简直形成最为鲜明的对比。愿两位老先生带着自己已经获得的收入去颐养天年，而不要不懂装懂、混淆视听、践踏学术、祸国殃民吧！我相信，中国下岗的职工、还活在房贷重压之下的人民、还在辛辛苦苦为我们提供粮食的农民以及其他的不解决中央为我们确立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没有希望的人民会赞成我的主张的。

　　周说，“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本来曾经讨论过、争论过、并且已经做了澄清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又出现了争论，又似乎模糊了。”是啊！本来，计划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本来这个成绩已经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可是，当新的一代人起来了，西方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进来了，中国就有一些人虽然长期受党的教育，却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识模糊了，反过来却认为今天中国一些学者提出计划经济是把意识模糊化了。猪八戒最终被封为净坛使者，却善于使用倒打一耙的手法。周许二人看来功德尚未圆满，倒打一耙的手法还在上演！

　　六、我对实施新计划经济的一点看法

　　我非常赞同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实施新计划经济的主张，但我不赞成他们提出中国实施新计划经济的理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确实能够帮助中国实施新计划经济，但并不是最为根本的理由。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十九大科学定位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如果不通过系统的办法就没有办法加以解决。把采取系统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称之为新计划经济完全是名正言顺的。这种新计划经济和中国在1953-1976年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国家控制投入和产出，而前者这个新计划经济将是中国根据真正科学的发展理念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比如国家应该控制房价、控制租金、控制私人利润、控制利率，市场的主体应该主要是公有制企业，市场应该主要是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市场，公有制企业与在公有制企业中劳动的消费者的市场。由于在这种新计划经济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交换来进行的，把它称为新市场经济也是可以的。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这种经济中，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都是国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这种意义上，把它称为新计划经济还是称为新市场经济都只是名上的差别。这样我们国家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时期中实现了市场与计划的真正统一，这也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