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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疆域·空间——唐朝权力博弈的场所 
作者:[李鸿宾] 来源:[公众号民族史“2017-07-11] 2017-07-14

    摘 要:本文是对唐朝疆域·空间性质进行的专门研究。作者认为,疆域·空间这些原本自然地理的形貌之所以具有意义,与其说在于其自身,不如说是活跃其上的人群,尤其以国家政权为主建形式的政治体所内涵的价值。人群的活动只有进入国家政权的建设层面, 疆域空间才有了备受关注的意涵。就唐朝而言,其疆域的意义就体现在以汉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构建了以农耕区为中心,并向四周非农耕地带发展的势头之上。在此期间, 尤以步入草原游牧地带构建的王朝所具有的超越以往农耕的单一限度形塑的混溶欧亚大陆的南北特质而彰显于世。于此,作为沟通南北的长城地带亦由中原王朝范围内的边缘递升为中心,这至少构成了唐初50年王朝地域的基本特质。

    我曾撰写 《唐朝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 《唐朝的疆域与疆域观念——有关 “唐朝边疆问题” 的若干思考》 等文①, 就唐朝的疆域若干问题进行申论。 因其范围所限, 有诸多问题仍待阐明,此文拟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就唐朝疆域前后衍变的特性做一概观式的归纳,以彰显我认识中疆域或地理空间的映像。

    今人对唐朝疆域的认识,多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着眼,它强调的是确定而分明的疆界、公民权的保障与国家主权的维护,这是近代以来源自欧洲民族—国家进而影响全世界的范式。① 以它的标准来讨论唐朝不但不合适, 还会造成误解。 唐朝是典型的王朝国家, 与民族—国家的模式迥然有别,它的疆域问题应当置放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去理解,这是我一再强调的。② 那么,我们是怎样理解这一问题的呢?

    唐朝的建国始于李渊太原起兵,他在文臣武将的辅助下,矛头直指隋朝首都大兴城。占据都城就意味着占据者能够获得新王朝的法统地,这一标志性事件亦成为不同时代各路诸侯豪杰竞相争取的目标,如同秦末东方反秦势力的(名誉)为首者楚怀王就曾与项羽、 刘邦诸辈相约 “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 ③,那意思很明显: 只有占据关中的都城,才能推翻秦朝并取而代之。

    李渊与其竞争者们建立王朝的方式, 都是通过构建一支稳固的统治集团、占据一个稳定的地区(通常以都城为核心),以此角逐争战、 竞相扩展而实现的,毛汉光将其归纳为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模式。① 竞争沿承的规则是 “胜者王侯败者贼”,李渊最终成功了。

    618年李渊即位,标志着新王朝的开始。唐朝面临的任务就是征服与自己抗衡的对手或招降那些反隋势力,一旦将他们纳入麾下,就意味着唐本土形势的安稳和缓,这正是唐廷合法性统治的诉求。这里的 “本土” 是指农耕地区,这是汉人王朝建立统治的地缘基础。倘若王朝实力未逮且观念保守,那么农耕地域的边缘就成为王朝追求的 “极限”了。秦始皇向以宏图远大著称,他稳定中原农耕地域后试图再向草原拓展,但遭遇游牧势力的抗衡而终止于长城的构筑②,这表明:向北部的拓展已经超过了它的能力③,真正打破农耕限域的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则是唐朝。④

    唐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 首先是它秉承了隋朝建国近40年的大一统基础。⑤ 隋朝留给唐的重要遗产,就是对王朝一统化地位的追求。 从唐太宗口口声声要吸取隋亡之教训而他仍旧延续炀帝征伐高丽进取东北的行为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统化合法地位的诉求意愿①, 这就是先秦时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延续。这也是华夏统治集团普遍的思想观念,一旦条件具备, 他们就将观念变成行动。与此对应,唐朝宗室的鲜卑拓跋血脉及其文化传统,也是促使他们突破进入草原的另一思想和观念。②此种路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之后尤其体现在宇文泰纠合各路诸侯和权贵组建关陇集团以抗衡东魏—北齐的追求中,并由此构建了此后的隋唐王朝政权,这也是学界流行的唐朝 “拓跋国家” 的根基所在。③

    这两个因素是唐朝建构超越农耕王朝的基本动因。我想说明的是,630年征服东突厥之后又相继征服西突厥的举动,都能证明(汉人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唐朝统辖范围的扩展,已经超出了汉人王朝的限域,这在其前既没有先例,也无后来者。这个时期的唐朝,除了将北部突厥势力纳入朝廷的控制下以及铁勒诸部主动投附外,它又出兵东北征服高句丽、 派兵深入西域腹地建立军政系统,进而囊括了东、 北、 西诸外围地带; 其时吐蕃、 吐谷浑等西部势力亦相继遣使长安向朝廷进奉。④ 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 含括农耕外围广远地带、 农牧交相混杂的诸民族构建的雄盛王朝, 终于形成了。

    但是,兼跨农耕、草原的一统化局面,随着吐蕃势力的崛起并向唐展开进攻,特别是东突厥24州县的起兵叛乱导致的重新复国而遭到破坏。① 如果从630年唐征服东突厥算起,至680年前后东突厥的复兴,前后不过50年。② 此后的唐朝,遭受周边各种势力的抗衡而终于以外重内轻的节度使御边的体系代替了初始的内重外轻方略。③ 安史之乱以后的王朝,其地域与人群的有效治理,又局促于农耕、汉人的主体范围之中。④ 唐朝合法地位的丧失,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实现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说过:就汉式王朝而言⑤,它的地域与人群,大体由中原内地与周边外围、汉人居中与非汉人守边的格局而形成。当王朝的实力雄强之时,它就能建立超越中原、汉人以外包括周边广远地带和众多民族的巨型王朝;然而当它削弱之际,周边地区和各民族势力也能反过头来向中原挺进和施压,王朝遂萎缩并局限于农耕内地;一旦中原核心腹地及其汉人群体不再以王朝为合法依托而掀起反抗,王朝的命运就此告结。① 唐朝的整体历程,就体现在这三个面向之中。所谓囊括农耕、草原并皇帝、“天可汗”集于一身为标识的唐太宗统领下的帝国②,正是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到了足以支撑其构建 “天下” 政治的程度,才有太宗兼跨长城南北王朝局面的出现。然而随着吐蕃的崛起扩大、东突厥帝国的复兴,他们分别从西南和北方挤压唐朝,契丹等周边势力亦叛服无常,唐朝的“盛世”局面频遭威胁和挫折,安禄山随后掀起的叛乱则彻底改变了唐廷强势拓展的劲头,此后的朝廷被迫周旋于长安与各地藩镇的权力博弈之中。这个时代的唐朝,基本处于朝廷与周边外围势力攻守相兼的纠缠之内,而周边势力的挺近迫使唐朝回缩,则是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黄巢起兵反唐之后的历史,亦走上了节度使武力支配并取代朝廷法统的道路: 唐朝的合法性地位最终被剥夺了。③

    纵观唐朝300年历程的三种命运,我们从中看到的支配这个王朝命运如此嬗变的要素,一个是人群的活动,另一个则是他们活动依托的地理空间,换言之,人地关系应当是我们解释其命运的关键所在。

    人类的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构建高度的组织架构以作保障,国家政权因此而萌生并逐递演化。国家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它是人类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依托,人群的活动需要特定的地理空间以便伸展,此种空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而得以凸显(反过来说,这种空间同样需要国家政治体的设置以维护和保证人群的活动)。国家一旦出现之后,它亦以人群为载体、地域为依托求得发展。这种互为因果即王朝(国家)、人群(民族)、地域(空间)三者的关系①,就成为我们理解唐朝三个阶段不同命运的基本维度。作为本文讨论的中心——地域空间的尺度,它的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则是我们集中讨论的问题。② 我们可从以下两个视角考虑。

    首先,从唐朝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论,它体现的是中原王朝为核心所施展的政治愿望及其活动。

    倘若从此着眼,那么唐朝帝国的建立、发展与消亡,实际上就是这一政治体自中原向周边拓展伸缩的过程。其模式是以中原为核心、汉人群体为依托的王朝的建构、演变与消解的历史。它建基于秦,完成于明,唐朝则为其发展的顶点。如上所述,唐朝的起始经历了李渊核心集团从太原起兵反隋到谋取都城、剪除兼并与之抗衡的其他势力,进而稳固中原核心区,并在此基础上向周边拓展的过程,最后营建出了跨越长城南北、兼有农耕游牧诸多地区及诸种民族势力的王朝帝国。随后,吐蕃的崛起与东突厥的复兴所代表的周边外围势力转而回向唐朝而展开进攻和夹击,又迫使唐朝战略转移,以致引起内部安禄山军队的叛乱,导致后期帝国内部的纷争,王朝最终被有政治“野心” 的节度使势力所取代。这种演变的格局,都是以中原(具体是关中长安都城)为核心腹地、汉人为支撑群体的方式而展开的。

    在其演变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汉人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他们依托中原核心腹地在向周边发展的过程中,与周边各个民族势力进行军事开拓、政治支配的博弈。当以太宗为首的朝廷进军东北旨在征服高句丽、平定朝鲜半岛局势,向北征服东西突厥,向西域腹地进军并设置军政体制之际,标志着实力雄厚的中原势力着意构建的、超越农耕地域的一统化王朝的确立。而吐蕃崛起、突厥复辟引生的周边外围势力的兴盛并挤压唐朝之时,便意味着兼跨南北一统化王朝遭受新的压力而被迫回缩。唐廷行将被朱温取代前后,周边地带的契丹、党项乃至草原•西域诸地的回鹘,则开启了自身建构政权的道路,最终演化成五代十国与周边外族王朝并存的局面。这三个阶段中的命运虽千差万别,但都是围绕中原与周边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之所以是中原、周边这种内外地区的伸张、收缩,正是活跃在这些地区的汉人与非汉人族群之间的互动所引发的。在那个时代,族群与族群的交往争执,主要是依托王朝政治体而展开。于是,欧亚大陆东部这个地域的本质,就表现为中原王朝通过与周边非汉人政治势力(包括王朝帝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往而呈现的南北互动。单就政治意图而言,它则表现为中原王朝扩展自身(势力)而兼并周边势力、后者又通过军事手段削弱唐朝实力的博弈过程。在这种内外竞争的互动中,中原王朝自认为文化优越、文明进步、出自正统而具有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优越,从而赋予它的开拓乃至收缩行为以合法性地位,与之对应的则是周边的外族多系文化落后、“野蛮”未驯而成为“教化”的对象。尽管唐太宗声称“独爱之(夷狄) 如一”视以同侪相待①,但这并没有改变华夏—夷狄的差序不等的结构,如同他与朝臣议论中华、夷狄二者视同树木的本根与枝叶一般②,华夏自我中心、外夷依托华夏甘居其下的正统—僭伪的意识和观念,一直是唐朝统治集团处理内外关系的主旋律。

    当中原朝廷处于支配周边的上升态势时,它就打出华夏正统的旗号兼越四方并以夷落“文明化”的“进步”方式扩大王朝的势力;一旦它的能力遭受周边四夷的质疑和削弱、不能自保的时候,它就打出 “夷夏有别”的旗号以切割内外之关联,① 这就是中唐时期安禄山叛乱之后朝廷的主旨思想。② 到唐朝法统地位遭受节度使势力的挑战直至王朝覆亡前后,不论是内地的军人势力,还是周边外围的各族集团,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建构自己的政权,试图在新一轮的角逐较量中成为新王朝的领路人。这时候唐朝的法统地位,已为新崛起的各族政治势力所替代。③ 唐朝的地域——无论是其雄盛之时的内地或草原,还是势促后的萎缩空间,都是在王朝帝国政治体为依托的各族政治势力相互角逐、博弈争竞的过程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如此看来,所谓地区、地域或地理空间,在我们所讨论的时代,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为政治体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这个场所是以中原王朝的互动为中心而展开的。

    其次,若从欧亚大陆南北的角度立论,它所揭示的则是农耕与游牧两种迥然有别的政治体交相互为的活动场景。

    与中原王朝为核心呈圈状向外发展的思考路径相对应④,欧亚大陆南北互动的观察视角强调的则是各自为中心的主体性抑或双主体特性,这是以南部的农耕与北方的草原两种迥然有别的生计方式及建基于各自基础之上呈鲜明对比的政治体为前提的。① 双主体性之所以存在,则是每个掌握权力的特定的政治体均构拟了一套以自身为中心构建的中心—外围体系及其观念。② 就欧亚大陆东部而言,南部广阔的耕作地区与北方纵横无垠的草原,使得南北都能建构成为巨型(农耕和游牧)政权,③ 它们均以自己的核心地带构建帝国,其自主中心的观念之强,更超越其他。

    然而,当每个政治体从中心向外拓展之时尤其超越自身的限度进入对方的领域内,争战、征伐、屯边、移民、垦殖、军政管理、经济贸易这些交往互动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本文讨论的唐朝时期,南北的交往在长时段的王朝整体过程中则以互动的频繁及拓展幅度伸缩之明显而著称。如前所述,唐朝通过征服东西突厥而占有幅员广阔的北亚草原构建的南北一统化政治体,衍变成为超越秦汉帝国的盛世局面,其跨越幅度之深、含括之广,前所未有;然而吐蕃崛起、 突厥复兴对唐朝的夹击与牵制,迫使唐朝统辖的范围又回溯至中原的农耕限域 (虽然某些触角不受此限),后期王朝与藩镇的整个活动大体就在这个领域之内。唐朝300年的历史,活动在中原和草原的各种政治势力,就是在具体的军事征伐和对抗中实现各自的政治意图的。这些政治活动,构成了唐朝前后发展演变的重要甚至中心的内容可以说,一部王朝史就是如此展示出来的。而王朝历史固然是人群自身变化的呈现,但他们之活动和演变亦以特定的空间为依托,于是,本文所谓长城南北的中原农耕之地与游牧草原之区,其蕴意的产生和凸显,就在于王朝政治体的活动之上。至少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政治体的王朝及其开展的活动,是构成我们赋予这些原本自然属性的地区以政治意涵的根本动因。这就是本文题目的设置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取代突厥成为草原霸主地位的回鹘王朝,与唐朝分享了长城南北的统治①,然而,回鹘帝国矛盾激化被黠戛斯人攻灭四分五裂逃往河西走廊、西域腹地后,北方草原因等待新一轮霸主的产生而六神无主之时,这个时候唐朝为什么不就此填补空缺呢?此时的唐武宗政权,主政的宰相李德裕当听到回鹘部分宗室的势力前来投靠唐廷的消息,他接受了嗢没斯势力而拒绝乌介可汗。②对他们而言,朝廷更在意的是回鹘势力的威胁与否。此时的回鹘帝国饱受内外的冲击,已丧失了唐廷与之打交道的能力而被后者弃置,这虽然暴露了唐廷强烈的功利主义心态,却也证明了空旷的草原虽然广袤,但却未能引起唐廷的兴趣。为什么会如此?在唐廷的眼里,游牧草原的吸引力与其说是草原自身,不如说是活跃其上的政治势力。从唐征服东西突厥,到突厥复兴,再到唐与回鹘的交涉,唐廷一系列的关注,倾向的是草原的政治势力,草原本身一旦与这些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吊起唐廷的胃口。由此看来,唐朝对草原地区的关注,就是通过与其政治体的纵横捭阖的交往实现的;回鹘势力衰弱后,唐廷对其又拉又打予以分化,目的还在于回鹘人的势力自身而非其活动的广阔空间,这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政治体形成后将土地等资源视作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占有或掠夺所塑造的“地域国家”的建构大相径庭。①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在中原与草原的交往中,夹处二者之间的地区就迅速掘升成为影响双方整个战略的关键地带。在国家经营的战略当中,地理空间发挥的作用是以区位差序的格局呈现出来的。②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游牧帝国,其地缘空间在各自的运作与双方交往的互动中并非全部同一而毫无差别,相反,双方交界地带会取代其他地区而上升为冲突、 交往的中心而备受重视,这也是为什么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带视为亚洲各地交往的中心或贮水池的缘故。③ 就唐朝而言,长城地带的凸显,正是唐朝攻灭东突厥之后于其地设置羁縻府州安置降户体现出来的。按照温彦博的说法,这个地区既适应游牧的草原,又接近农耕地域,能够满足游牧人的愿望。④ 突厥复兴之后与唐朝的较量,同样是透过长城地带进行的;取而代之的回鹘帝国同样依托于这个地带与唐朝交往。一部唐朝内地与草原发展互动的历史,主要展现在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之中,它的区域特性在这里呈现出来的是南北两个政治体交往的战略中心而非区位局部,① 我们如此理解方能窥探其内缘真谛。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唐朝所谓的地理空间,其意义的体现不在于纯粹的区域或地缘本身,而是这些地区成为由王朝包裹下人群的政治活动的特定场所,如同拉策尔所说“面积与疆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组具有可比性的现象,因为两者都具有政治意义,并皆为政治手段” ②。唐朝人群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汉人的圈子而囊括了草原游牧人和周边众多的非汉人群体,从而形成了这些异质性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包括冲突、联系、分散、聚合等诸多形态)。这些不同的人群活跃在中原内地和周边的草原、牧场、高原,因隶属在不同的政治体之下而彼此争战、联系、贸易、使者往来等, 构成了以长城南北为纽带的中原—周边的内外互动局面。 这种形势正是中国早期诸民族群体彼此相互联系的历史进程衍变的结果,也使它突破了早先的范围进而达到了中古时期活动的新阶段。从这个角度着眼,唐朝的地理空间,它的意义不仅是汉人政治活动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游牧人和其他群体政治活动所囊括的场域的表征,它更是欧亚大陆东部南北东西众多人群在王朝国家包裹下从事政治活动之发展与衍变的彰显。

    如果与欧洲同时期(中世纪)的历史相比较,唐朝前后呈现出来的王朝分合的发展态势与后者迥然有别。欧洲中世纪王朝发展走的实际上是王朝扩展到诸国的分化道路。① 各国在利益的博弈较量中以重新洗牌的方式形成新的国家政治体,应是中世纪以后其发展的常规模式。例如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政治集团(诸如王国、公国、封侯、采邑等)之间的政治冲突、军事争衡、王室贵族的婚宦结合乃至文化吸收与影响,无不是在王朝、诸国的转换、更替的形式下进行的;② 到近代,尤其强调各个国家的自立,经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欧洲国家更走上了以民族为单元的国家建构的道路,其分立之彰显,为其重要特征。这些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换,均以活动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为条件的;地域与领土为它们的转换和更替承担了活动的场所,从而使各种政治体得以发挥其功能和效益,地域空间的意义由此而展现出来。就趋向而言,欧洲的地理空间呈现的王朝、国家的分合更替,最终走向了多民族、多国家的道路。

    与此对照,中国王朝轮替的发展路径,则是以一统化而告结。在本文讨论的时段内,呈现出来的是前期王朝一度囊括农耕草原两大区域为主的疆域广阔、族群众多的王朝帝国,但吐蕃崛起、突厥复兴之后,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王朝又陷入内部纷争而被节度使势力倾覆遽尔遭受解体的命运。唐朝之后的中国,被分割成五代十国、契丹人的辽、 党项人的西夏、回鹘诸国乃至大理国等,旋即展开了宋•辽•西夏•金诸朝之间冲突、对峙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贸易的活动,直至蒙古帝国形成后四处征伐,重新将欧亚大陆东部整合进入一个王朝(元)而获得一统化,此后的路线被满族贵族集团所接续,他们构建的清朝型塑了近代到来之前的王朝帝国的盛世局面。这个发展路径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在国家政治体分合更替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统合趋势。这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王朝历史特征的核心所在。① 至于形成统合的因素缘由,众多的研究成果均做出了不同的解答,② 非本文所重。我们只想指出,在这个趋向中,唐朝的分合、涨缩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是中古时期中值得注意的关键环节,特别是汉人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建构了超越农耕地域的王朝,如前所述,它无疑成为中国王朝发展史中“汉人”王朝的一个特例。走笔至此,历史逐段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势力的不断介入,是中原王朝突破农耕地区臻至一统化境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唐朝后期萎缩的状态再一次证实:帝国构建中的草原(等)空缺位置,似乎只能由北方的非汉人的政治活动才能填补;那里广阔的地域空间,随着众多的族群政治性的活动而被纳入到了王朝之内,其意义和价值亦因此而凸显出来。

(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民族史研究》第13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P2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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