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今天，如果有人公开反科学，往往会被看成怪物。所以，反科学思潮早已转入地下，或者换上包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媒体和大众舆论中间。下面，我就解剖十种无反科学之名，却有反科学之实的社会现象。

邻避运动

我所在的小区曾经有人组织群体事件，诉求是反对政府在小区附近建一所医院。当时我只要回家，就有人给我递材料，呼吁象我这样的壮年人站出来“为社区利益斗争”。

闹到一定程度，政府自然要派人对话，现场就设在小区里的广场。对话前这些组织者就商量，必须出一个人，到时候把官员面前的桌子掀了，哪怕坐几天班房也行，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搞大，搞尖锐。

被邻居们拼命反抗的这座医院是妇幼保健医院，几乎是所有医院里最安全的。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家门口有这样一座医院，一个人回答我说，出门就是医院，多不吉利。此外我再没听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解释。三年下来，医院终于没建。这些群体运动的组织者，相信他们家的女眷都会使用妇幼保健医院的服务。但只要不建在家门口，一切OK。

这场茶杯里的风波就是典型的“邻避运动”，意思是“别建在我家后院”。这个词是进口的，但即使没这个词，中国早晚也会出现这类事情。现代化必然出现大量工厂和基础设施，把它们放到哪里的？不可能都在荒野山沟，绝大部分还要和普通民居为邻，摩擦势不可免。

邻避运动一开始有它的合理性，早期工厂的安全性远不如现在，高污染，事故多，对周围环境确实有很大危害。然而邻避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向了非理性。抵制对象甚至包括变电站和手机基站。相信如果哪个小区供电不足，或者手机信息出问题，居民肯定要骂娘，但他们却不喜欢把相关设施建在附近。害怕电磁波？每天怕不怕晒太阳呢？那可是典型的电磁波。

最早看到“邻避运动”这个词，是《南方周末》有关各地抗议PX项目的报导，这家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把它渲染成民众争取权利的象征。那几年正是中国PX生产大发展，力争世界第一的关键期，在《南方周末》以及一干公知鼓躁下，这个过程被推迟了几年，终于在宁波发展为暴力事件。

还好，即使有种种阻碍，在这个化工业的重要指标上，中国仍然走到了世界第一。PX学名二甲苯，号称化工业的棉花，人们经常把它的最终产品穿在身上，铺在床上。但是，同样不允许把生产它的工厂建在自家附近。

“邻避运动”之所以是典型的反科学运动，在于要成功组织一场这样的运动，必须妖魔化那个项目。象城市垃圾场这样的项目，其危害自然不难理解，但是象PX这样的化工业，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呢？普通人说不清楚，所以，必须使用“让PX滚出昆明”之类的口号。就这样，靠着简单而富于煽动性的标语口号，一个个科技成果被妖魔化，专家们苦口婆心的冗长解释显然要苍白许多。

“邻避运动”的逻辑类似于“纯天然崇拜”，是对任何科技生产过程抱有恐惧心理。它更彰显了科学与反科学矛盾的空间特点。传统宗教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人们拜完不同的神后，无非是种田织布养牲口。宗教门派之间会暴发激烈冲突，但如果打累了，你修你的庙，我建我的寺，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科学不然，它对社会的改变如同水银泄地。无孔不如，怀疑甚至敌视科学的那些人，在一个科学化的世界上无处可去，只能在这个社会的内部继续反科学。邻避运动就是火山口，渲泻着他们对科学的恐惧。想想被“邻避运动”抵制的工厂，难道要把它们集中建在无人区吗？或者在国土上单独划一片地方，请讨厌科技的人迁移过去。里面没有电，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机器，一切纯天然。

显然，这两个选项都不可能。如果接受邻避运动的主张，最终只能把这些工厂请出国门，然后再用外汇购买它们的产品。为什么还要买？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国计民生的必需品！

虽然现在还没有先例，邻避运动下一个目标显然是核电站。尽管中国核电技术的安全性已经世界领先，但这没有什么，核辐射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到，足够吓退深患科技恐惧症的人。看看海峡对岸吧，国民党单独执政时期曾计划建设几十座核电站，现在连第四道门坎都迈不过。大陆国民的科学素质并不更高，前景可想而知。

渲染“城市病” 

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城市化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国际上以一百万人为特大城市的底线，在中国却只是江津、宜昌的水平。

城市和人一样，有病就要治，这本来没什么问题。然而一部分人渲染“城市病”的危害，提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停止城市化进程，甚至希望人们重返乡村。虽然政府层面不会接受这种主张，但在城市社区里却有很大影响力。只是，亿万农民不理会这种渲染，依旧义无反顾地从乡村拥进城市。

过度渲染“城市病”的危害，从逻辑上讲是没把城市社区与整个社会放到一起判断。仅以占地而言，城市人均用地永远比农村少。中国城市一个区的面积，基本相当于农村一个乡，一个街道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自然村。一幢高层居民楼的地基，在农村只能建两三户住宅。只看社会平均，养活同样多的人口，城市只用了农村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日本人口比中国还密集，现在全国绿化水平很高，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进了城。

再看交通，很多城市陷入拥堵，然而，农民们从自家地里收获产品，再运到附近集市上出售，这中间花了多少时间，城里人是不关注的，但农民们会比较。同样忙活一天、一月、一年时间，城市提供的收入总会胜过乡村。当灾难、疾病来临时，人们在城市中获得救助的机会更是远远高于农村。所以，“城市病”固然存在，但总好过“农村病”。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中心一直在城市。工业化开始后，城市化更是飞速发展，一个国家从百分之九十的人种地，到百分之九十的人进城，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照此比例，中国最少只会留一亿人在农村，最多也不过两三亿人，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止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放眼将来，全球最大城市的前几名都会在中国。

现代城市就是科技的集中成果，它的水、电、燃料、食品供应等等，都建立在科技成果之上。一直以来，科技人员和城建专家都在为解决城市病开出各种药方，几十年前的城市病，比如大规模工业污染，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今天的城市病相信以后也会逐步解决。

然而，那些恶意渲染城市病的人将这些弊病凝固化，永恒化，认为正是这些现象说明城市不如农村更宜居，建立科技基础上的现代生活不如传统田园生活更人性。他们希望人们别再进城，如果请出去一些人更好。

渲染城市病的人大致有这么三个群体，一是媒体人，媒体肯定座落于城市，工作人员都是市民，对“城市病”感同身受，对“乡村病”几无所知。媒体几乎都从城里人的视角看待城市病。比如，他们会发现城市面积年年扩大，担心挤占农田，殊不知这只是挤占了城市边缘的农地。从整个国土来看，城市每扩大一平方公里，农村至少能节省十平方公里宅基地。

二是文化艺术界的主流人士。假如你喜欢参观画廊，就会发现很少有画家描绘城市。可笑的是，这些画廊却没有一家开在山沟里。艺术家接受的美学教育基本来自田园时代，这种教育让他们崇尚乡村，敌视城市、工业和科技。自从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后，世界各国主流艺术家便很少歌颂它。在他们笔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肮脏、暴力、灭人伦、坏风俗。“城市病”恰恰能印证他们的判断，势必借此机会来口株笔伐。

三是一部分城市原住民。在他们看来，城市扩大意味着外来人口激增。就业竞争加剧，生活压力也随着增加。然而，他们如果不是第二代移民，基本也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移民。以北京为例，一世纪前的人口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能有多少敢称“祖祖辈辈”的原住民？所以，这种指责天生不具备道德基础。

象北上广深这些大有前途的城市，患再多的病也不影响它们的发展。只有美国底特律，或者中国一些能源城市，它们已经患上“城市癌”，几乎注定会消亡。然而从整个社会角度讲，这是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它们以自己的死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教训而非此路不通的标志牌。

反对GDP 

十几年前，当中国的GDP飞速攀升，经济基础日益强盛时，媒体上集中出现了对“GDP崇拜”的批判。认为政府单纯抓GDP绝对值的增长，会忽略经济结构、环境成本、社会福利等领域。这种批评的初衷是好的，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本身确实有很多问题，自诞生到现在也做过很多调整。中国一些地方官为了政绩制造虚假的GDP，也确实属于官场歪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为补上经济这一课，确实也腾不出精力关注其他事情。

但是在一些人那些，“反对GDP崇拜”转变成反对GDP本身。在他们看来，经济差不多就得了，主要精力该用到其它方面了。他们的论调和各种“后现代”理论如出一辙，只是有了更明确的批判对象。

“反GDP崇拜”是这样一种观念：我已经把车开到一百迈，不必再把全部精力用于加速，可以分一部分关注其它事情。而“反GDP”是这样一种观念：今年收成不错，明年咱们就不必干活了，唱唱歌，跳跳舞，念念心灵鸡汤吧。“反GDP崇拜”是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弥补以前的漏洞，而“反GDP”则是准备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

看到“反GDP崇拜”变成“反GDP”，本人笑而不语。我在文革时代生活过几年，当时收音机里整天批判“唯生产力论”，虽然只是几岁孩童，也不免经常听到几耳朵。“反GDP”和“反唯生产力论”虽属两个时代，本质一脉相承，就是经济建设不重要，其它事情才重要。

在当年反唯生产力论者眼里，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今天反GDP的人，又把什么当成最重要的呢？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更明确的目标，有人说是社会福利，有人说是环境保护，有人说是传统文化。有一阵子，人们把虚无飘渺的“幸福指数”抬出来，认为幸福比GDP更重要。这个指数来自不丹，一个手机网络比朝鲜开通得还晚的封闭国家。七十年代，该国国王为保持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制造出这么个招牌，颇受西方小清新阶层的喜爱，并辗转传到中国。但是炒作几年之后，幸福指数毕竟无法代替实打实的就业和税收，也就偃旗息鼓了。

拿不出更明确的目标代替GDP，这还是小事，发达国家的现实更是严重煽击了这些人的脸。按照他们的标准，二十几年GDP都不增加的日本简直理想国，但日本人民对此怎么也看不出高兴的样子。希腊GDP下降那么快，他们为什么没感觉更幸福？一大群美国人更是把非主流的特朗普送到白宫，就是要让他象中国县委书记那样满世界招商引资，增加GDP！

GDP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或许会质疑，你不是要谈反科学吗？怎么提的都是反经济，反工业的事情？这要看你怎么看待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在我眼里，科学是精气神，工业是筋骨皮，两者互为表里。没有工业基础的科学必然苍白无力，而工业革命之后才是科学发展的最好年代。到了今天，经济大国必然是科技大国，反之亦然。象“天眼”、“东方超环”、“引力波探测仪”这样的科研设备，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根本无法造就。而没有科学成果的转化，经济也必然停滞。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敢再说大地是个平面，或者人类不可能从猿进化过来，很少有人质疑基本的科学原理。今天，反科学势力的主要目标就是攻打科学的肌肉、科学的外围、削弱科学的现实力量。他们的诉求万变不离其宗——工业不要再发展了，人类不要再改造自然了。

好在，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小民百姓，还都没有进化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

生态主义  

生态主义不是生态学，后者是门实证科学，诞生于生物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升，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又成为生态学的重要课题。

然而不管怎么变化，生态学始终是门实证科学，要求以事实说话。笔者参观过江西一个生态学实验室，他们正在研究工业对鄱阳湖水体的影响。课题看起来不大，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科研活动。

生态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它产生于环保运动和动物保护运动，然后逐渐激进，开始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主义认为所有生命体构成一个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所以已经不同于环境保护运动。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环保运动只是在维护人类健康，也不反对工业大生产，仍然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他们以地球生态的利益为圭皋，代表了更高级的道德。

站在这个立场上，生态主义者几乎都反对科学，因为科学大大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西方，一些生态主义者已经开始恐怖行动，杀害科学家，袭击科研院所，炸毁水库和工厂。他们认为，科学就是人类侵犯生态的工具，必须予以毁灭。最近一些西方电影里已经出现生态主义者的身影，如科幻片《地球停转之日》（新版）中的外星人，《特工学院》里的反派，《极盗者》中的极限运动家，都是生态主义者。

                              （ 电影《特工学院》中反派试图通过毁灭人类拯救地球）

然而，绝大部分人还是想过自己的好日子，这种极端的生态主义没有市场，所以，普通舆论场中的生态主义退而求其次。他们同样把万物组成的生态圈当成最高对象，然后得出结论，人类破坏生态就会遭灾惹祸。

当年，美国人在卡纳维拉尔角建立航天发射场，当地神甫就跑到火箭专家布劳恩面前抱怨说，这几年佛罗里达闹旱灾，就是你们发射火箭造成的！实际上，天气变化中的能量比火箭发射高几个数量级，两者并无直接联系。这个例子代表了温和生态主义者的特点，他们和极端派一样把生态当成神秘的综合体，它不能碰，不能扰乱，也不能研究，他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哪些行为对生态造成了那些实际影响，只是把生态当成宣传口号。于是，哪怕地震或者台风，也都会被他们指责为人类破坏生态的恶果。

在华人社会里，温和生态主义采用了“敬畏自然”的说法，其实就是古代“天人感应”论的翻版。在古代中国，如果某个地方遭灾，肯定是这里有人干了缺德事。如果全国大范围遭灾，皇帝必须下罪己诏。到了科学时代，认为不道德行为就能带来自然灾难，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如果改说人类破坏生态，导致大自然报复，不仅社会可以接受，而且能大行其道。毕竟，大部分人并不清楚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真正影响。

温和生态主义者不会搞恐怖袭击，而是以舆论遣责，民众抗议的方式提出诉求。在西方社会里，他们把工业生产称为“传统的”，自称要建立更高级的文明。可惜，发达国家的普通百姓为了饭碗，迟迟不接受这种更高级的文明。为了实现生态主义者的理想，不仅要废核电，还要废水电，废煤电，甚至已经有人质疑，如今有这么大规模的风电场，会不会破坏空气的自然循环？

人类从使用火和石器开始，就在一步步改造自然。猛玛象和剑齿虎被我们的祖先杀光了，四大文明古国建立在砍光当地森林的基础上，武松和李逵杀过老虎，水利设施更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兴建，甚至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按照生态主义的观点，这些都是邪恶的行为，遑论力量强大百倍的现代科技。总之，人类活着就是犯罪。

看来，除非退回到男耕女织，甚至茹毛饮血的时代，是无法让生态主义者闭嘴的。

（作者简介：郑军，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