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甲寅》到《青年杂志》

    1915年末，袁世凯因《帝政驳论》的刊载，签署授权令逮捕章士钊。不久， 章士钊便停办了《甲寅》，并为筹备“护国军”上下奔走。他回到中国，担任两广都司令岑春煊的军务院秘书长，成为欧事研究会成员；两年前的“二次革命”期间，他也担任过类似职务。章士钊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反袁势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岑春煊指示他与孙中山进行谈判，孙中山自从中国革命党成立以来，首次表示愿意在更大、更开放的党派框架中工作。

    章士钊回国数月之前，陈独秀已经回到上海。不过，他的目的不同于章士钊。陈独秀在当时和李大钊的观念一致，对“普通人”参政的潜在性持乐观态度；他断言，无休止的抽象政治讨论徒劳无益，他将致力于通过一个新的杂志——《青年杂志》来推动未来选民的“觉醒”。“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思想，为本志之天职。”陈独秀说，“批评时政，非其职业。” 陈独秀从未接纳章士钊、高一涵等人推崇的正规学院风，在《青年杂志》上，他能够突出地展现自己更具激情的散文体。通过饱含情感、强而有力的笔触，陈独秀撰写了与其青年目标读者个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以此努力动员了一批新的阅读群体，这标志着他已经背离了章士钊在《甲寅》中倡导的严肃风格，不过《青年杂志》在当时对于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影响力还不应被过分夸大。

    《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和《甲寅》的办刊时间有过短暂的交集。早期运营阶段，陈独秀还在《甲寅》上曾为其新杂志做宣传。《青年杂志》和《甲寅》一样，完全以文言文撰文，这意味着，它同样只面向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群体。尽管它后来比《甲寅》更具影响，但这一阶段的《青年杂志》运行规模非常有限，每期不到一千本的发行量使它的影响力只能辐射到上海及周边地区。《青年杂志》其实也没有和它之前一切做激烈、彻底的断裂。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没有理顺它和《甲寅》之间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根本无法理解《青年杂志》的起源。在办刊初期，陈独秀的杂志是由之前供稿于《甲寅》的一群专职年轻作家维持运转的。事实上，两份杂志间人员的连续性显而易见；在陈独秀这份新杂志运作的初期，发表文章的前《甲寅》供稿作者包括：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胡适、杨昌济、程演生、吴虞、吴稚晖、苏曼殊、谢无量、刘文典。因此，在《甲寅》和《青年杂志》之间，话题上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构成《甲寅》办刊基本宗旨的自由主义观念——特别是关注个体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利，以及相信公民需要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青年杂志》的办刊宗旨。

    《青年杂志》深化了《甲寅》时就已经开始的对“政治之精神”的探索。通过聚焦于青年，它比《甲寅》更具包容性，对于社会觉醒的普遍可能性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陈独秀关心政治的程度不亚于章士钊，他在其著名的《敬告青年》宣言中提出了六项标准——头等重要的是自主、进步和科学；此外还有世界性、进取性和实利——每个观念都与个人解放相关，但是陈独秀强调年轻人最应“自觉”与“奋斗”，他将这些看做是大规模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尽管陈独秀倡导的社会变革方法不同于章士钊，但其拥护变革的原因无疑是非常类似的。

    《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之后，紧随其后的两篇文章——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和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进一步表明，该杂志在这一阶段的焦点与《甲寅》的政治着眼点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在文章中，陈独秀赞颂了法国文明，这个国度创造了“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三种学说——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而高一涵则通过澄清专制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区别，探讨了《甲寅》未曾留意的话题：

    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於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

    高一涵在这一阶段为《青年杂志》撰写的文章几乎与陈独秀一样多。对他而言，因个人解放能够带来更加健康的政治，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在继续讨论“自觉”的话题之前，高一涵以很长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共和主义原则以及为此写作的西方理论家。

    高一涵在《青年杂志》接下来几期发表的其他文章，题为《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文章中，他强调共和政府并非自发产生，而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和权力的基础之上，以保护其自身权利为目的的制度。高一涵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无疑是为了突出个人与社会之间至关重要的关联以及他所认为的中国青年对国家肩负的重大责任。同样的观点多次出现在《青年杂志》的每一期中，高语罕（1888-1948）（与高一涵无关）一篇题为《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的文章对此表述得尤为清晰：“国家之危亡益急，吾青年当进德修业之时……明其责任而负之……不可一日忽也。”

    《青年杂志》比《甲寅》更加敏锐地关注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甲寅》对共和的首要原则和“政治之精神”的清晰讨论无疑帮它指明了文化主题的方向。从最初的议题开始，陈独秀就承诺要聚焦于文化而非政治。尽管《青年杂志》还是包含一个名为“国内大事记”的栏目，讨论当时的政事，但陈独秀否认他的目标是要去讨论或是去影响国内政治。这或许反映了他真实的愿望，但也可能是事关立场之处虚晃一枪。这种方式给人一种超越党派斗争的外表，实则是在转移开袁世凯的审查者们不必要的关注。在此处，陈独秀也追随着欧事研究会和《甲寅》，两者都指出了通往新文化宣言之路，即知识分子是自主的思想家，他们不受国家或党派政治立场的约束。

    在《青年杂志》1916年1月刊发的首篇文章中，陈独秀告诫中国的青年要成为有意识之人，“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后人常强调他在该方向上起到了引领作用。然而，当章士钊于1916年春天来到上海，代表护国军与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党代表进行谈判时，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能够成功遵从自身诫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袖手旁观，当即暂停了《青年杂志》并协助章士钊进行谈判。几个月后，在袁世凯逝世不久，他又帮助章士钊在上海筹措立宪会议——《青年杂志》因此前后共停刊长达六个月。即便在其复刊之后，陈独秀仍然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包括创办《伙友》，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异见人士组成的，试图影响首都政事的团体。1917年初，他与梁启超一道，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公开支持北洋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走向新文化运动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头三年里，新文化运动的未来领袖们分散于各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言论同盟。这个团体的成员虽然是因国内的形势被迫进入政治荒野，但是他们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自己作为外部人士的身份，在言辞上将自己定位为无党派、爱国知识分子，以国家的最大利益为己任。尽管他们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达成完全一致，但是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在倡导和平的改革模式，倡导西方的自由价值、合作和教育等方面还是团结一心的。这些主题在他们出版的杂志上无疑占据了主导位置。不过，这些杂志虽然在该团体有限的圈子内部有影响力，并在绝望感肆虐的时期提供了急需的方向和灵感，但是它们未能引起广泛的社会运动。袁世凯时代的《甲寅》和《青年杂志》确实激发了最早一批新文化运动，但是离广泛的运动还有年头，因为其倡议者散落于四海，身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边缘，所以无法到达一个沸点。

    袁世凯1916年6月的离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再度开启了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推行深度改革的可能。这座都城再一次焕发生机，充满了活力与希望。国会欣然于这一时刻的荣耀，收获着各界的赞誉，因为它的众多成员同时参与了护国军阻止袁世凯登基称帝的胜利抗争。政客们对这种合作斗争倍感新鲜，同时又警惕着公众对共和体制实际效用产生的矛盾心态，他们大胆地走出自己的思路，避免被指责为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考虑。“不党主义”浪潮席卷了首都，议员们更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怀揣高尚目的之人，而不是党派政客。“团结”成为流行语，因为所有回到北京的人都同意，在起草一部新宪法方面还需要合作努力。

    因此，短短几个月间，章士钊开具的处方看上去似乎已被遵循，政治精英似乎也确实会基于调和精神以及对于民族利益和立宪政府重要性的一致理解，在政治舞台上做出进步的变革。在这个高度乐观主义的时代，章士钊回到北京，在议会就职，陈独秀恢复出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以此与另一个相似名称的杂志区分开来。这一时期陈独秀依旧紧随章士钊，作为一名记者，继续在章士钊的影子下前行。

    根据印制和发行《甲寅》的上海出版商汪孟邹的说法，即使陈独秀重新为其杂志命名为《新青年》，它仍旧不如《甲寅》那样出名。章士钊的杂志在当时虽然已停刊超过一年，但袁世凯的离世却使这份期刊得以无惧报复，再次通过邮政寄送。1916年秋天，《甲寅》后几期迎来了销量上的猛增。章士钊的这份杂志在1916年秋冬持久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新青年》上刊载的庆祝《甲寅》杰出贡献的来信中清晰地表现出来。一名来信作者称赞《甲寅》是唯一一个不受政府或特定政党控制的公共论坛，另一名谈及“其真直为当世独一无偶”，甚至称它为该时代之“慈母”。

    此外，1917年1月章士钊以《甲寅日刊》为名继续出版《甲寅》。在他为复刊号撰写的首篇文章中，章士钊告诫读者避免陷入悲观主义，执着地停留于过去犯下的错误里同时避免对未来做出太多不切实际的规划。他认为，人们实际上需要在宽容和理性思考的前提下，清醒地面对当下的挑战。高一涵和李大钊即刻答应担任《甲寅日刊》的编者，不过他们与《新青年》的关系仍在继续。李大钊、高一涵、章士钊每个人同时在为《新青年》和《甲寅日刊》供稿，这表明此时这两份杂志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陈独秀在1917年1月致信吴虞和胡适分别为《新青年》和《甲寅日刊》约稿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1917年的前几个月，《甲寅》的小圈子仍然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存在；我们很难在当时的章士钊和陈独秀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因为二者同时涉足新闻与政治；也很难明确地断言《新青年》是最重要的杂志。

    事实上，在李大钊看来，《甲寅日刊》将会继续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杂志。他在这份期刊的第一期中写道：“今日之世界进化，其蜕演之度，可谓流动矣，频繁矣，迅捷矣，短促矣。《甲寅》于此而欲有以自贡以求助，进其功能则自所自尽之努力，亦宜千百万倍于畴昔也。为了使《甲寅日刊》不辜负这个承诺，李大钊笔耕不辍，在接下来数月间为它写下了70多篇文章；他为这份杂志所做出的努力之巨，就连章士钊后来都认为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的功劳理应比他本人还多。与其前身在几年前所做的一样，《甲寅日刊》倡导政治调和的思想。在1917年1月下旬发表的社论中，李大钊指出：“调和者，美之母也”，如果《甲寅日刊》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它会赢得读者的心。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 《新青年》（而非《甲寅》）发展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就在李大钊对《甲寅》的复兴还抱有乐观态度没过多久，章士钊因首都政治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而沮丧地再度将其关停。为此，他宣布要远离政治三年。他从新闻舞台的撤离为陈独秀开启了一条道路，而北京大学的事件进一步推波助澜：1916年夏天袁世凯逝世后，蔡元培被提名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上任的第一个举措便是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不久之后，陈独秀招聘了章士钊在学校教授逻辑学。

    到了1917年初，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搬到了北京大学，这里很快成为由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组建的各类非正式的、分散的群体的重要根据地。陈独秀和章士钊与蔡元培一起，迅速挖掘与他们各自杂志相关联的温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网络，这样，早期的新文化团体中的个人成员第一次聚在了一处。章士钊直接负责聘请李大钊、杨昌济，或许还聘请了高一涵。除了这些人之外，胡适，刘文典，程演生，吴虞，梁漱溟和刘复（1891-1934）以及与一到两种杂志有关联的人士也相继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

    由于有成员在北京大学担任教师职位，新文化团体获得了一个有声望的合法平台，他们能够发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影响力。如今，他们是“世界一流学府”的高薪教授，而非在中国政治边缘劳作的难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他们彼此交往，并且在同一个机构里共同生活时，他们自然而然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相应地，渐渐显露出他们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意识。《甲寅》停刊以后，《新青年》受益于这种新的活力与才俊的融汇；陈独秀很快将杂志的编辑职责交给了一个集体打理，它的成员均来自于新文化团体。

    首都政治阴谋从未停歇，1917年夏天张勋流产的复辟计划，扼杀了该团体成员对于议会尚且残留的全部信念。自那时起，《新青年》从政治中抽身而退，专注于文化批评，从此为大规模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章士钊无疑与这一切擦肩而过。他没有过渡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文化批判者，而是辞去了他的大学职位，继续参与派系政治。于他而言，中国问题的解药仍然是政治而非文化。如果说章士钊最终没能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提供一个彻底的全新视角，那么《甲寅》在这些问题的类型和范围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足以推动他人朝向这一角度继续进发。通过宣称自己超越了党派斗争，以及通过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觉醒、阻碍个人自由的力量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甲寅》为新文化运动铺平了道路，让《新青年》在这一道路上继续领航前行。（作者：Timothy B. Weston（魏定熙），译者：张舒，本文为《新文化团体的形成和定位，1913-1917》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