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族”一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出现在中国的社会文本中 。英语nation（民族）与中文的“民族”在语义上有很大不同。在许多场 合，中文的“民族”常与种族、国家概念相混淆。种族（ethnicity）以人 的体质形态上所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血型、骨 骼等）为标志，属于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如傣族，壮族，彝族，汉族， 藏族等，都是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中文“民族”的用法，在很 多场合，可以指种族，如“汉民族”，“少数民族”等。在英语环境里， 民族和种族的区别非常清楚，ethnicity是在严格的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上 使用的，如“黑人”、“白人”、“亚洲族裔”等。而“民族”是属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范畴。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政府承认中国有九个民族。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确认中国有38个民族，提出“38个民族是一家”的口号。后来，不断有人对38个民族的认定提出异议，政府又逐渐认定了一些民族。到1979年，我国的民族达到56个。并传唱出歌曲“56个民族是一家”。但事情没有到此终结。后来发现，56个民族认定中有许多错误。各地也不断有人提出民族认定问题。比如海南回辉人、贵州里民人、穿青族、龙家人、湖南瓦乡族、四川摩梭族、白马人、木雅人、云南拉基人、载瓦族 、贵州蔡家人……等等等等。

而中国历史上民族划分是以文化区分的，不然到现在的民族数量恐怕得成千上万了。同时中华文化也从不刻意区分民族差异，尤其在生产生活中，更是以法为教，一视同仁的。正因为这样血与土地的融合，我们才有了五千年不间断的统一而强大的伟大文明。而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都贯穿着种族歧视的传统，这是不值得我们学习，反而应当摒弃的做法。

 鄄城蒙古苏氏，其始祖是元朝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即元顺帝）的皇叔，封义王。至正二十八年（公元 1368年）七月，明军破大都（今北京）前逃出，隐居于现在的鄄城苏老家一带，改姓苏，取名克明，开垦种田，拥兵自卫。

查《元代亲王表》可知，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生八子，其四子为太子拖雷；二子无传，其三子为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生十一子，其九子为镇南王脱欢；镇南王脱欢生老章，老章袭封镇南王；老章生五子，其次子为威顺王宽彻普化；威顺王宽彻普化生六子，其六子为义王和尚。按皇族世系，义王和尚为成吉思汗第七代孙，长顺帝妥欢贴睦尔一辈次，恰为其皇叔。由此可见，鄄城蒙古苏氏的祖先，应从始祖苏克明（即义王和尚）进一步追溯到平定北漠，创立蒙古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据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波·少布先生考证，“义王和尚”一名，系蒙古语音译，与佛教僧俗称谓的“和尚”并无任何关系。由于翻译不准确，后人已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少布先生称，这种情况在《元史》中屡见不鲜。《元史》开篇称“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实际上是把“姓奇牙惕氏”误译成了“奇渥温氏”。同样，在《元史》中把义王和尚的父亲“浩民其布哈”译为“宽彻普化”，此类误译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不过音译的失误不会使史料失真。

一、苏姓的由来

查《蒙古苏氏族谱》，其中有苏氏五世祖苏佑所撰《世系》一文，此文对我国历史上的苏姓做了认真的考证。文中称，我国传统上的苏姓肇自高阳氏，高阳生称，称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重黎即帝喾，其弟吴回代之；吴回生陆终，陆路生六子，长子即樊，亦就是后来的昆吾氏；昆吾之后为苏、温、顾、董。

据此说法，我国历史上传统的苏姓应追溯到高阳氏、昆吾樊。苏佑在《世系》一文中，还对夏朝的鄄西苏城，周朝的司寇苏忿生，六国时的苏秦、苏代，汉武帝时的苏建及其子苏武、后世苏纯，唐武后时的苏味道，以及后来的眉山苏氏等一一分别作了考证。

很明显，以上苏佑所考证的我国历史上传统的苏姓，并不是蒙古苏氏真正的祖先。而蒙古苏氏的始祖苏克明，也就是元朝义王和尚，为什么要以苏为姓呢？对此，不外以下三种说法。

1.指草为姓

据有些苏姓群众谈论，其祖先本是元朝顺帝皇叔。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开始北伐，元军节节败退。七月，明军追至大都，七月二十八日，京城将破之时，义王和尚（也就是后来的苏克明）率亲信逃离。当他来在濮州时，被明军围堵在药材地里，明军发现后，追问其姓名，义王指一指身旁的苏子棵（一种药材），言以此草为姓，这才瞒过了明军。

这一说法，在《鄄城县志》中有记载：“五界首乡苏楼苏氏，原系蒙族，元末明初，其祖四处奔逃，被明军围堵在药材地里，追其姓名，遂指苏子，明军信其言，放行，自此姓苏。”

2.死而复苏，以“苏”为姓

查苏德彪先生所撰《明朝辖下蒙古苏氏在鄄城的发展》及《元世祖后裔：镇南王子孙》等文，有义王和尚“死而复苏，以苏为姓”的说法。文章说：义王和尚到濮州后，收集人马，拥兵自保，听到京都失陷，淮王殉难的消息后，和尚晕厥倒地，良久方苏。自此，改称苏姓，取汉名克明，意为死而复苏，克明复国。

3.以旗徽为姓

蒙古人的军旗、军徽，蒙古语称“苏勒德 ”，在明军势盛，兵荒马乱的形势下，义王和尚要躲避明军的追捕，显然暂时不能称自己是蒙古人，更不能称自己是皇亲，为了避免种种麻烦，要选一个汉字做为自己的姓氏，是要考虑其中的意义的。既然蒙古人的军旗、军徽称作“苏勒德”，为什么不能以一个音译的“苏”字，作为姓氏呢？取名“克明”，自然含有“克明复元”的意义，隐隐约约地把“苏克明”三字，解释为高举蒙古人的军旗、军徽攻克明军，光复元朝，这在当时的汉人是无法理解的。

以上三种说法，均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至于义王和尚为什么要以“苏”为姓，我们也无须过多的考证。总而言之，义王和尚在京城将陷，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携家眷亲信逃离京城，来在濮州，也就是现在的鄄城，选了一个汉字“苏”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蒙古苏氏族人代代相传的家族理念，也已经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统一认识。

二、有关史料

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及部分苏姓群众，遍览史书，多方考证，使蒙古苏氏的家族渊源越来越明晰，他们的蒙古族身份也越来越为世人所认可。现将有关史料收集罗列于下，以供大家分析参考。

1.蒙古苏氏族谱

查《蒙古苏氏族谱》，有《小传》一文，为苏氏五世祖苏佑所撰。文中说：“高祖府君讳克明，生于元季……洪武初占籍于濮，人传回骁雄勇健，时当草昧，常乘骏持槊以自随，卒免于难。”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苏克明既不是鄄城一带原来的土著居民，也不是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移民，而是元朝的后裔，并且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领袖。

1993年《重修族谱序》“吾濮阳苏氏，有载：本元蒙古族之后……迫于时势，以上世莫可考为由，隐匿本源……”在苏氏族谱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蒙古族本源。

每年春节或清明节、十月一等祭祖大典，蒙古苏氏族人总要在苏氏宗祠贴上对联，这些对联都是祖上一代代相传，从这些留传至今的对联，我们也可以看出苏姓群众的蒙古族渊源。现仅举其中两例，一联为 “基开蒙古有元世，家传基业占濮阳”，另一联为“昔实元朝君亲，今为苏氏始祖”。这两副对联，同样非常明确地概括了苏姓群众的家族本源。

2.碑铭石刻

鄄城的苏老家，北王召一带，最近发现了一批石碑和石雕，从这些文物中，也可清晰地看出鄄城蒙古苏氏的家族渊源。

北王召苏氏家祠院内正殿门两侧各有一碑，其左侧碑为“祖庙碑”。碑刻上记载：“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迪，公生于元季，明洪武兴，隐居于濮，相传为元室宗派。自来有遗像，瞻其衣冠伸笏，确有足征，生平常持槊自随，因号钢锸公。”文末载明，此碑刻于光绪二十二年。由此可见，苏氏族人，历来都是认定自己属蒙古人的后裔的。

苏氏宗祠内还有一对石狮，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毕宝启先生鉴定：“门前石狮一对系明初时物。”无独有偶，今春，苏氏族人代表赴内蒙古鄂尔多斯参加成吉思汗陵大祭时，发现成陵前的一对石狮与苏氏宗祠的一对石狮惊人地相似。这种惊人的相似，如果仅以一句艺术的偶然巧合去解释，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就不得不去深思鄄城蒙古苏氏与成吉思汗，与蒙古族之间根深蒂固的家族渊源。

苏氏宗祠门外，临北王召街道，有一座“蒙古苏氏历史纪念碑”。碑铭上写道：“……我蒙族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迪，号钢锸公者，本元室宗亲孛儿只斤·和尚也……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封义王。义王之高祖系元世祖忽必烈；曾祖镇南王脱欢，祖老章，袭镇南王职；父宽彻普化，封威顺王。叔父帖木儿不花，封淮王。是则我蒙族苏氏这本源也。”这段文字，明确具体地表明了蒙古苏氏家族的历史渊源。文末又对蒙古苏氏解放以来改称汉族的具体原因进行了介绍：“公元 1954年初选民登记，临濮区负责人某，以汉化为由，责令登记为汉族。且事过数载，习以为常，然祖宗本源岂可易哉！”这同时也表明了鄄城蒙古苏氏族人恒久不变的民族心理。

苏氏始祖苏克明墓碑，位于苏老家村西，鄄城县园艺一场二队果园内，碑正中楷书“大明故始祖苏氏讳克明钢锸公府君之墓”。此碑为苏氏五世孙苏佑于明嘉靖四十三年所立。此碑与其他墓碑的不同之处在于碑顶雕有五支箭令，据专家考证，这五支箭令与苏克明画像中头戴五梁冠正好相对应。查阅《中国古代服饰史》“五梁冠为左右散骑常侍可知，至殿中少将作监所戴……”，这正与苏克明（义王和尚）在元朝时的身份相吻合。

逢年过节，苏氏宗祠正殿总要供奉上苏氏始祖苏克明的龙牌，龙牌上书：“元亲王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迪号钢锸公府君之神主”。龙牌是祖上留传下来的，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苏氏族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先是元朝的亲王。

人们常说，蒙古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骑马射箭，喜欢游牧生活。从苏老家、北王召二村最近出土的文物，也可看出这一点。苏老家东南一华里处有苏氏四世祖苏恩墓地，2000年，墓地出土了一组石雕，其中有石马、石人、石羊、石牌坊等。马和羊是蒙古大草原的象征，这也反映了苏氏族人的蒙古族情结。今年夏季刚刚出土的北王召拦街御史牌坊，本是明朝皇帝为苏氏九世祖苏述所立，牌坊横额上雕刻的骑兵图案，也反映了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一特征。

3.史书方志

关于蒙古苏氏的家族渊源，史书方志上历来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载。

《元史》对义王和尚的记载显得有些简单。只记述了他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帝开建德门北奔，“京城将破”之时，“即先遁，不知所之”。至于和尚究竟遁到哪里，史无下文。《元史》这种记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和尚“先遁”本来就是一个秘密行动，而《元史》又是后人所修，修史者很难详细了解这次秘密行动的具体过程，更不可能了解和尚向何处而“遁”。

不过，在《曹州府志》则记载有这样的话：“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至兵部侍郎佑，始以进士起家，官总制，以诗文名海内。”《曹州府志》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曹州知府周尚质主持，刘藻撰写。周尚质在《序》中称刘藻为“终养里居，精古通今，素为海内矜式”，可见刘藻在《志》中的说法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刘藻在《志》中说：“其（指苏氏）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铁槊重百斤，今尚存。”也说明刘藻亲自到苏氏宗祠作过考察。

那么，《曹州府志》中的“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是不是就一定是义王和尚呢？对此，我们在《郓城县志》中找到了答案：“五界首乡苏楼苏氏，原系蒙古族，元末明初，其祖四处奔逃，被明军围堵在药材地里，追其姓名，遂指苏子，明军信其言，放行，自此姓苏。”这里的“其祖四处奔逃”，与《元史》中的“京城将破，即先遁，不知所之”正好遥相呼应，表明了“自此姓苏”的“五界首苏楼苏氏”正是元朝的义王和尚之后。从《蒙古苏氏族谱》可以发现，五界首乡苏楼苏氏，正是鄄城蒙古苏氏的长门长支。

三、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的古远的民族文化，带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嬗变性，即使经过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变迁，人们对于自己民族遥远的甚至已被淘汰的文化现象，也会有其朦胧的记忆。鄄城蒙古苏氏族人在鄄城立祖 600余年，居住在汉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带，他们与周围的汉族人民和睦相处，密切往来，受到汉文化的很深影响，这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他们心理上，蒙古文化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他们的中间，仍然保留着一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或蒙古族固有的民族特征。

1.语言文字

鄄城蒙古苏氏的通用语是汉语，但在有些地名等特殊的环境中也保留了一些蒙古语词汇。如现在的村庄名“北王召”，其中的“召”字就是蒙古语“寺庙”的意思。明初，苏氏始祖苏克明在这里修建祖庙，当地蒙古人用蒙古语称“召”，保留至今，现在不但苏氏宗祠叫“北王召”，就连村庄、集市名称也随之而称“北王召”了。最近，蒙古苏氏族人又在祖庙正殿的正门上方，挂上了蒙汉两种文字的“北王召”匾额。

据苏姓老年人回忆，明初以来，在苏氏祖庙中供奉的牌位，曾经是用蒙文书写的，后来黄河决口，被破坏，至 1951年，第三次修缮时，才修了汉字的始祖牌位。近几年，蒙古苏氏族人又集资修建了蒙古苏氏敖包和蒙古苏氏历史纪念碑，都用蒙汉两种文字刻写了碑文。有些人还用蒙古语给孩子取名。

2.衣冠服饰

蒙古苏氏目前穿着的衣冠服饰，与当地的汉族群众并没什么区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服饰越来越趋向于世界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衣冠服饰，都在不断地更新和改换，蒙古苏氏群众生活在汉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带，其固有的衣冠服饰特点，目前已很难明显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从蒙古苏氏始祖苏克明的画像上，还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其元代服饰的特点。

苏克明的画像，据传是明初匠人所绘，距今已有 600多年，由于保存条件的局限，画像已变黄，多处断裂，不能悬挂了，现在苏氏宗祠所悬挂的苏克明画像，是后人根据残破的遗像复制的。经波·少布先生考证，画像上的衣冠服饰“既有元代的历史遗迹，又有明代的现实风采”。“头戴五梁冠，额前有五博山，身着右衽盘领绯袍，衬以白中单，宽袖青缘，白带黄缓，玉佩珠饰，手执象笏，足登白腰方头蓝靴。这与苏克明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任职务基本相符。画像“更多地显示了元代的历史风貌，同时也有明代的文化痕迹。”

3.民风民俗

鄄城蒙古苏氏群众，在婚嫁、祭祀、节日等方面还顽强地保留着一，些蒙古族的风俗。

习俗。

①婚嫁习俗

实行“族外婚”是蒙古族的古老婚俗婚。在蒙古社会，有其专门相互通婚的部落，绝对禁止同部落氏族内部通婚。鄄城蒙古苏氏族人一直恪守这一原则，祖辈相传，沿袭至今。牡丹区东有一王桥村，村内有千余王姓蒙古族群众，因其祖先是蒙古苏氏的后裔，因故改称王姓，他们与蒙古苏氏宗族从不通婚，更不用说苏姓与苏姓的男女了。

②祭祀敖包

祭祀敖包，是草原蒙古人古老的习俗。蒙古人最初把敖包作为地方保护神来祭祀，后来逐渐演化为祭天、祭地、祭祖先，祈求安宁和幸福。据蒙古苏氏群众讲述，元末明初，蒙古苏氏仍沿袭着祭祀敖包的习俗，后来在农业文化的熏陶下，这种信仰逐渐变化、演变。苏老家村北有一空地，正月里，人们常到那里去，绕空地自右向左按顺时针方向转圈。事实上，这正是历史上曾经信仰过的转敖包的习俗。近年，蒙古苏氏群众，在这里重新垒石建起敖包。这表明，一个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传统是不会自行泯灭的。

③禁忌

鄄城蒙古苏氏忌讳过中秋节，据说这是因为历史上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现在，苏氏族人在中秋节也买月饼，并在亲戚之间赠送，但不祭月、不祝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与汉族人通婚，不得不入乡随俗的缘故。但是，这种被动地入乡随俗，与当地汉族群众大张旗鼓地欢度中秋佳节仍有其明显的不同。这与蒙古人的传统意识是一致的，因为蒙古人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不庆贺中秋节的。

适逢宗祠大典，苏氏族人常请民间戏班到宗祠演出，演出一般为四天、六天或八天，但无论演出时间长短和剧目多少，苏氏族人是绝对禁忌上演《兵困马家寨》和《反徐州》两个剧目的。因为《兵困马家寨》歌颂的是元朝末代的叛臣耿殿臣，而《反徐州》则歌颂的是明朝反元的主要首领徐达。这虽然表现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但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苏氏族人对元朝、对蒙古民族的无限尊崇和敬仰，对与蒙古民族对立的明朝将领，以及反叛元朝的叛臣代代相沿的敌对心理。

四、民族心理

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苏老家、北王召一带的苏姓群众，自古认为自己是蒙古人，他们对北方的蒙古族同胞以及故土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教育子孙后代不能忘记自己是蒙古人，应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

自1954年第一次选民登记以来，这里的苏姓群众，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恢复他们的蒙古族成分，尤其是近年来，这一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他们民族心理素质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

在苏姓群众中，有不少人在填写档案表格时，毅然地在“民族”一栏填写上“蒙古族”字样，虽然他们在户口登记时暂尚未得到认可，但是我想，一个民族的成员，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认真填写自己的民族身份，应该是他的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

目前，少数人以“汉化”为由，否定苏姓家族的蒙古族渊源，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从来都是互相影响，共同进步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多次战乱和规模较大的迁徙，形成了目前我们国家的民族大融合和大团结。我们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必然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只有这种各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社会才能进步，人类才会发展。如果片面地以“汉化”为由，否定某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那么，我国的 56个民族岂不是就不存在了吗？总之，少数民族的被“汉化”是必然的，不“汉化”才是偶然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汉化”就不去承认他，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作者简介：苏衍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教育局内退干部，蒙古族苏氏第二十一代孙）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4年第 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