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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国人为何失去对中国本土经济思想的记忆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7-03-17

春秋战国,一个东亚大陆上各个诸侯国大争的时代——不仅是流血千里的军事斗争,还包括经济上你死我活的惨烈竞争。

 此时,人类智慧被时代血火激发到极至。在军事思想领域,出现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这样垂范千古的兵学作品,在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管子》轻重诸篇;孙吴兵法光耀千秋,而轻重之术却沉入历史两千年无人问津;直到二十一世纪,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国人直面一个全球大争的时代,我们才重新发现她的真谛所在!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现代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管子》一样将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经济理论之中。

 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评论说: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46页)

  然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如下这些问题显得束手无策: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于是,人类开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我们吃惊地发现,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诸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明了这些问题。            

 一、儒家重义轻利 

那么,国人为何失去对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记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长期大统一环境。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成熟于春秋到秦汉长期的竞争环境,在汉武帝击垮匈奴后,中国周边的弱小民族经济上显得过于落后,这使得《管子》轻重诸篇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用武之地。欧洲则不然,自古列国交锋,所以西方人注重经济竞争。梁启超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我国自秦汉以后,为大一统之国者千余年,环列皆小蛮夷。其文物势力,不足与我相竞,故谋国者于对外政略,莫或厝意焉。即有交涉,亦不过攻掠战争之事。若夫经济力之一消一长,能影响于一国之兴亡,此则秦汉以后之政治家外交家所未尝梦见也。欧洲则不然,彼自千年以来,皆列国并立,势均力敌,境壤相接,交通夙开,故其人之奋于商战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70页。)

 大统一的环境中儒家成为主导思想,西汉以后“管商”之术在儒学独大的学术氛围里尽乎成为贬义词。再加上许多儒生将义和利对立起来,重义而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事实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讲求“以义制利”,《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与义并重,指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地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原文: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管子·白心第三十八》也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

 早期儒者就将义与利对立了起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强调道德伦理,借以阐述自由主义的小农市场经济理想。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称“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后来,当内外交困的梁惠王向远道而来的孟子询问治国之策时,孟子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本能的反感。他说:

 “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丈不远千里前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梁惠王上》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孔子之后儒家重义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长期无人问津。特别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管子》轻重诸篇,从唐代的孔颖达(574~648)到清代的四库馆臣多讥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管子》)轻重篇尤复鄙俗。”

 明朝朱长春(字大复,乌程人。万历癸未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在其所著《管子榷》中竟认为,《轻重》书纯粹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东西,哪里是什么王霸之术。他说:“按《管子轻重》十二篇,本义尽矣,虽伪犹有可观。所云《甲》《乙》七篇,又后之好事者借名剿说而演之。改头换面,附根生枝,至驵贾之所不屑,儿童之所不可欺。如是能为国乎?况于霸。议既陋鄙,文亦琐屑。修辞者取节犹可,施之于行,远矣。”

 这种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幼稚偏见直到梁启超时代才彻底改变。

二、经济思想的全盘西化

 国人失去对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记忆的第二个原因是当代经济思想的全盘西化。西方经济理论擅长微观分析,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一味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标准看待一切,其结果必然是看不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这座巍峨大山。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和数理化结构,并逐步完成了去政治化和去伦理化的过程。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人们才开始对这一过程进行理性地反思,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数学建模着迷”,过度数理化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离的问题,并开始重建经济学的政治与伦理之维。在这种背景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政治经济学兴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森·森通过对饥荒问题的研究,指出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伦理关系。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机械物理学的知识路线——这一路线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危机。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转引自科马里[]:《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9月,第175页)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当代经济学直接继承了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致命基因。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评论道:“正当杰文斯和沃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Nicholas 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 2~3.

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反而刺激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的“个体”,现实中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将系统推向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失去的逻辑起点。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递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美国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之学已经有了完整的经济思想——集中于《管子》轻重诸篇。

 笔者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位经济家者建议研究从管子到孙中山、再到陈云、薛暮桥时代跨越两千七百年的经济理论,他们的回答令人惊讶,除了两人异口同声地宣布《管子》思想只代表小农时代的经济理论外,一人声陈云是账房先生式的“理财家”,另一人声称薛暮桥只有些经验,不懂经济学。

 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其生存经验的理论总结,将中国长期的经世济民经验归零,不带分辨地盲目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痼疾!事实上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政经一体,以义制利的思想正好弥补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不足。《管子·牧民第一》开篇就讨论经济与政治伦理的有机联系,上面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面这段后为后世广为引用。

 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相蓝欣教授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不同,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放弃全盘西化的紧迫性。他说:“事实上,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放弃全盘西化的思路,只有接着传统的经国济民的思想继续讲才有出路。中国经济思想的要旨是政经不分家,伦理道德为先,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中国的思辨方法和为政思路一样,中国传统的经国济民说不可能接受那种把一个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2页。)

 透过《管子》中的轻重诸篇,让我们聆听中国本土经济学跳动千载的心音吧——它必将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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