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西学术传统之分野，一以贯之地表现在从形上到形下，从道德文化、到经济思想、到政治思想的所有层次上。而分野之核心则在于：华夏传统信仰贯通形上形下的一元平衡统合，即由形上一元本体推演引申出形下万象世界多维互动阴阳平衡之道，又在动态平衡基础上回归一元统合；而西方学术惯于方方面面的分割、分割、再分割，永无止境的无限分割，即从形上层面上的心物二元分立到形下层面上无限多元之间的永恒对立、对抗。 反映在政治理念方面，西方思想传统首先是肢解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块之间本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然后孤零零地、就事论事地谈论政治制度问题，而将政治运作背后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有意无意地屏蔽掩盖起来。而中国传统学术从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撇开社会经济关系和道德伦理原则谈论国家治理问题。 实际上，西方的政治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少数人排他的的经济权力和狭隘利益，从来就是建筑在不平衡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又反过来为其服务的。而不平衡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对抗的核心根源。少数强者（奴隶主、封建领主、企业雇主、帝国殖民主义者、跨国财团）对于大多数弱者（奴隶、农奴、雇工、被武力征服的异邦民众/殖民地人民、全球化资本殖民的所有受害者）的霸权和榨取，是贯穿西方古今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一根主线。他们把这种弱肉强食的经济关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不变真理。为了维护他们对于绝大多数弱者的经济霸权、剥削榨取，防止他们的反抗，这极少数强者往往采用软硬两手，硬的一手是政治-军事暴力，而软的一手就是所谓“民主政治”。其实，他们的“民主政治”完全是为了对潜在的反抗者进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一种策略手段，也就是欺骗、拉拢、收买与其同种同族同文的那一部分被剥削者，以便集中力量，以军事暴力为前锋或后盾，对外邦外族进行侵略、控制、殖民（包括资本殖民）、劫掠，然后从掠夺所得中分出一杯羹（在当代则以“福利国家”的名义），收买本国被他们榨干的穷人们（好比雇主收买“工人贵族”）、以赢得后者的感恩和忠诚，从而消弭潜在的反抗力量。 一、西式宪政民主：大资本霸权的虚伪把戏 （一）“政治决策后果承受者”与“参与决策主体”的不对称性 “民主”一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基本意思应该是：凡是攸关人民大众利害祸福的公共事务，必须由利害相关的所有民众(或通过民选代表和民选官员)参与议决和处置。笔者虽没有受过西方政治学的专业教育，但自以为这样理解不至于太离谱。问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都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其附庸），它们一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侵略、征服、殖民、渗透、掠夺、残杀等炮舰政策，他们的对外政策和行为直接影响到大批外邦异族人民的生死命运。这与古罗马奴隶制帝国对待其征服地区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代西方，它们都在其征服地区除了残酷杀戮当地原住民，还像捕捉动物一样围捕活人，将他们像物品一样卖给奴隶主（如美国种植园主），为其无报酬地创造财富。而且现代西方比古罗马更“文明”：除了战争、杀戮、蓄奴和公开抢掠以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外邦的手法更加多样、隐秘、“高明”，其中最“文明”的可算是资本殖民。印钞机一开动，天文数字的利润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了跨国公司大老板们的腰包了，还美其名曰“帮助发展”，得了便宜还卖乖，而被“帮助发展”国家如果不想成为血汗工厂、要与他们平起平坐，抵制他们一下，他们就想方设法给你制造混乱、制造借口，然后明里暗里将飞机大炮开进来。但是，因为这些外邦人民不是那些“民主国家”的公民，因此根本无权参与那些“民主国家”的“民主”运作，根本无法对它们的“文明”政策说“不”。这就是说，受威胁、受残害的兔子们根本无权过问“民主”老虎的屠宰政策，这种不对称性乃是西式民主虚伪性的最明显、最无耻不过的表现。 对照：中国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倡：大国应当通过谦虚与尊重赢得小国的服从，小国也通过谦虚与尊重赢得大国的接纳，而接受小国的服从仅仅意味着承担义务保护更多的人民免受饥饿与痛苦。因此，一国的首脑在决定以武力占领别国时应该非常的审慎，这样做的唯一正当理由应是为了伸张正义。战胜国对待占领国的人民应该一视同仁：不准掠夺，不准欺压，不准奴役，也不以军队占领土地，而是纾解贫困，保留前政府的文武官员，并让他们细心照料当地人的生活需要，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谋生机会，并且允许不同族裔之间自由通婚，从而使人们愉快地安居，相互同化，像一个真正的“大熔炉”。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同化了如此众多的族群，包括来自北方边境的征服者们及其后裔，甚至还有世称最难被同化的犹太人。 （二）假制衡冒充真制衡 制衡，在一定的社会层次上有其存在的意义，主要是可以有助于弱势群体抵制强势群体的霸权欺凌，即有助于达到和维护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和谐太平。但制衡的实质是二元或多元对抗，因此不能为制衡而制衡、为对抗而对抗，制衡、对抗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上以多元平衡为基础的一元统合。 在人类社会中，从人的个体，经过家庭/基层企事业单位/基层生活社区，向上经过大社会管理多个层级，直至国家以上、直至人类影响所及的整个太空，能达到一元平衡统合的层次越高，那么该层次统辖下的整个社会就越和谐太平。如果在某个层次上达不到或维持不了多元相对平衡，该层次以下的社会生活就会出现普遍、激烈的对抗；这样的层次越多，社会出现动荡混乱、趋向分崩离析的几率就越高，更高层次上实现一元统合的难度也越高，社会崩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以美国为例：即使在原初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得不到节制，在基层企业中，劳资关系不能在平等互动中达到大致的平衡（这是工商发达社会中最需要“制衡” 的关键环节），社会经济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就不但出现在劳资之间，也同时出现在大小资本之间。一旦少数大资本金主凭借其经济实力，逐步控制社会经济命脉，继而蚕食、控制社会文化领域（传媒、教育、学术），即控制民众的宏观思路，最后通过以“民主”为名、金主为实的选举把戏，成功篡夺国家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暴力机制；于是对内对外都可以为所欲为，并联合原发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垄断资本和全球其余地区的买办资本，在世界规模上扩大复制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社会秩序，并把这种严重失衡推向人天关系之中，将人类社会推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 其实，在西方，也存在着“一元统合”，那就是将全社会各个领域全部统合在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元利益之上，并企图将全世界、全太空都统合到国际金融大资本的一元霸权之中。这具体地体现在它们以维护私有财产（也就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的企业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单方面支配权）为核心内容的宪法、“宪政”之中，无论这种私有财产是明抢（炮舰开路）还是暗偷（制度性剥削）来的。但由于这种极少数人利益的一元，是建筑在以政治-军事暴力为后盾的、最关键的劳资之间经济关系不平衡、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其它多元社会关系严重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一种虚妄的一元。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中心，亿万富豪特朗普的上台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和西方社会严重失衡失序的局面，反而可能加速着美国和世界分崩离析的趋势。不过，这种分崩离析也许预示着美国和全球社会大分化、大改组、大变革机遇的到来；之所以说“也许”，因为这取决于举足轻重的中国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中国的事情办好了，角色扮正了，世界就有希望。 上面所述是为了说明：不是以多元平衡基础上的一元统合为目的的“制衡”，实质上是永恒无尽的终极对抗。西式民主所推崇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就是这样永远制造着对抗失衡而不会导致平衡统合的、在根本上反对人民民主的、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环节而已。 笔者一贯强调，对抗必须以更高层次上的平衡为目的；同时也从不否认，特定层次上的动态平衡并不排斥、而且有时还需要通过较低层次上必要的对抗才能实现。因此，真正有助于实现人民民主的制衡，只能局限于低一级层次上、也就是必须服从高一层次上的一元统合。而西式民主的所谓制衡恰恰缺少高一层次上一元统合的制度机制。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级和最高审判机关，是唯一由宪法规定的联邦法院，由九名终身大法官组成。当有大法官退休或过世时，就由当任总统提名新人、经国会参议院同意补足缺位。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并不真正独立于立法和行政两权。但在理论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应以各自党派立场、而应以宪法作为判案的标准作决断。但上面已经说了，其宪法的核心内容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企业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单方面支配权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一点上垄断了政治权力的两党没有根本分歧，因此最高法院不过是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两党之间争斗表演的第三个场所而已。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4年4月2日决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美国富人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捐款。舆论质疑此举将让美国政治彻底被金钱操纵，不过最高法却认为这只是有钱人在行使“言论自由”。实际上，美国政治献金上限早已名存实亡，有钱人早就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绕开这一限制。可见。标榜“司法独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本身既不能超越严重失衡的、全社会范围的普世阶级对立，也不受任何代表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一元中心的统合和制约。 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的农业社会、或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早期，制衡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资本，就像传统中国道法家所一贯主张和实行的“节制资本”政策，着力于防止大资本的形成、扩张、进而控制社会经济政治命脉，才能维持社会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社会的长期安定和繁荣。一旦国家政权被大资本财团篡夺以后，再要去制衡它就已经不可能了。那以后的所谓“制衡”就只能是，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表演给世人看的把戏了。 （三）金钱运作冒充全民选举 拆穿西洋镜，就可以看到，其全民选举的实质只是大资本的金钱运作而已，具体运作步骤如下： 一方面，如上文所说，西式民主国家从异邦异域劫掠得来的财富中分出一杯羹，以社会福利的名义（所谓“二次分配”）笼络人心，挑动本国与异邦民众之间的对立对抗（这就是所谓“冷战”、“反恐”的实质），让本国公民心甘情愿地绑在其战车上、并不加思考地接受其媒体的各种欺骗宣传……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如美国人在微观人际关系中那么文明礼貌、乐于助人的同时，多数普通民众却对于美国政府在国外横行霸道、支持跨国财团压榨异邦人民血汗、甚至直接间接地成百万地屠杀他国人民，或是拍手叫好、或是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吧。具有如此心态的民众在投票时的选择，自然只会投大资本所愿、还满以为那种选择是符合自己根本长远利益的呢。 同时，上文也提到过，大资本财团用金钱收买和控制新闻媒体、学术教育，编造无穷无尽的谎言，以改造民众的思维路线，蛊惑他们跟着其指挥棒转……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也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尚未完全掌控社会文化教育舆论阵地以前，所有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都一概以财产、受教育程度、性别等条件限制民众的投票资格，而不是一开始就上演“全民选举”秀的根本原因吧。 到了选举表演季节，大金主们更是大把撒钱，极力制造公平竞争的假象，同时通过摇唇鼓舌的密集演讲、唱双簧一般的虚假辩论、多媒体广告轰炸、海量邮寄宣传品、轮番电话骚扰等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左右社会舆论，同时精心挑选、推出能最有效地为其利益服务的红、白脸候选人，压制打击那些真正代表大多数受剥削压迫民众利益的社会正义力量及其代表人物，迫使广大选民别无选择、或干脆放弃投票（在美国，放弃者通常占到合格选民的一半左右）。而且，至少是近一、二十年中，美国两党候选人的得票数往往是相差无几。所以实际上当选者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只能代表约四分之一的选民。这样的选举结果能说是真正有效、值得宣扬仿效的吗？ 一句话，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全民选举”，得到的却是这样无效的结果，其虚伪性可谓昭然若揭。说它是表演秀，一点都不夸张。 对照：中国传统也有权力制衡的制度。首先，对于最高的皇权，也有来自下面的制约，如谏官的进谏（历代都有专责谏官的设置），相权的制约（宰相有权提出异议），每日上朝时的庭议（让君王从不同的主张中择善而从）。皇权以下的行政系统内部也有分权制衡，如宰相对于军权的制约。与西式宪政民主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法家还倡导全民监督体系（包含对官员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社会功勋制，如以奖励耕战提升平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取消无功而寄生的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同时一贯推行“节制资本”、防范和消除豪绅地主工商集团垄断势力的政策，以实现和维持整个社会上下全覆盖规模上多阶层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动态平衡；除了社会制衡机制和政策，更重要的还有最高制度层次上和道德文化上的一元统合。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传统鼓吹、煽动人们力争“自我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将少数特权阶层单方面支配和剥削多数无权弱势者所导致的利益不平衡推向最大化，制造永恒的、永远统合不起来的社会对立和对抗。与此相对照的是：华夏文明传统历来重视利益均衡基础上的社会和谐，教育普通百姓要“仁者爱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于掌权的官员、包括帝王，更是要求“天下为公”、“内圣外王”，要求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之，就重要性来说，提倡和培育自他相依、祸福与共的一元思想境界和道德氛围、和致力于维持社会关系动态平衡的最高权力一元统合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积极进取、主动地从根本上铲除各种自私自利的腐朽邪恶思想、消弭对立对抗、促进社会平衡和谐、因而是符合终极永恒大道的；而分权制衡机制只是辅助性地防止邪恶思想和势力借助权力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一种被动防范策略，因此虽然必要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的某些公知们，用第二位的策略来抵制第一位的大道原则，以此忽悠广大受众，是经不起现实的敲打的。笔者在十一年前的博文《政治话语的抽象平等与经济权力的实际不平等—试论西方民主之一 》【1】的末尾曾经写道： “至于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足够的自我更新的潜在能力，可以使其不断地改造、改良自己，以适应社会历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成熟时，自动地、和平地促成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和民主的实质性深化变革，以避免流血革命或法西斯化，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全人类的福祉，这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而上述的所谓“自我更新的潜在能力”，就包括针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进行实事求是的反省和检讨，同时对他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予以尊重和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如果某种民主制度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反而将僵化的自我设计强加于人，它就不会通得过历史的检验，尽管可以显赫炫耀于一时，而终将免不了被真正民主、合理的新制度所代替的命运。” 想不到这短短的十一年后，西式宪政民主就已经几乎走到了尽头，以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民主制度的有效性。谓予不信，请看确确实实的征兆：今年1月30日，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官员布鲁克斯(Rosa Brooks)在一篇写给《外交政策》杂志的社论中，提出了通过军事政变来解除特朗普权力的惊人想法，“有一种美国历史上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存在：军事政变，或者至少是军方官员拒绝服从某些命令。” 盲目崇拜西方的公知们，在上述可能性尚未成为现实以前，快收起你们从西方仇华势力那儿拾来的牙慧吧！ 二、道法社会主义：一党执政和宪政民主的一元统合
（一）资本主义（连同其宪政民主）正在走向终结，社会主义必然走向革新、复兴
在被标榜为民主旗手的美国，居然出现了公开宣称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这不但宣告了西式宪政民主的接近破产，更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以9/11事件为初始标志的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而由对外军事暴力和意识形态输出开路的、向着永不间断地扩大的世界市场进行资本输出，则是缓解危机和推迟总危机爆发的唯一生路。迄今为止，由于潜在世界市场的相当广阔，资本主义得以一次次地度过危机，但其经济危机周期越来越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虽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给资本殖民全球化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使其一时的苟延残喘成为可能，但随着大批后发国家在经济上的普遍崛起、及其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各方面影响的迅速扩大，其资本殖民的空间日渐接近告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太空殖民尚遥不可期），由于世界市场持续扩大的可能性即将为零，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其惨烈程度将远远超过上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性浩劫。科技的高速发展不但不可能消除、反而加速着社会根本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失衡失序的局面，也就是加速着总危机的到来。 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日渐临近的一个重大症候，就是目前孤立主义在美国、西欧的抬头。虽然这些国家决不会停止对外资本输出、军事干涉、和意识形态渗透，但是它们将不得不放低身段，放下“世界宪兵”、或人类“拯救者”的架子，摘下“开放的自由天堂”招牌，将大半扇国门关闭起来，以抵制外来不利影响，并缩短战线、集中资源；同时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偏见、原教旨保守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种种极端思潮，制造思想混乱，蓄意加剧社会失序，以便浑水摸鱼，等待机缘，设法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但是，只要总危机的根子还在，社会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还在，无论手法如何改变，它们“一天天烂下去”的总趋势就不可能逆转。 虽然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不是人类文明的总危机，但是由于人类社会被世界大资本利益集团普遍渗透、控制和劫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必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在西方，“世界末日”之说已经流行多年，其中并不全是蛊惑人心的谎言。谁也无法否认，核战阴影和生态崩溃的威胁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避免这类阴影威胁成为现实的唯一应对之道，就是动员世界人民，认清这一不祥前景的来由，认清主流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从全人类文明的千年宝库中、从有史以来人类生活的经验教训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智慧，以便从中找到一条新的生路。 （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最有潜力得以革新和复兴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可以涵盖从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以来五花八门的众多流派。不过从上世纪至今，影响较大的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以北欧诸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两者之间，笔者以为，还是马克思的思想比较最接近于天地大道，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范畴。 说到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瑞典更是被看作为典范。但是，这个深居资本主义世界后院、一贯养尊处优的殷实小国，六、七年来，也已被卷进了正扫荡着整个欧洲大陆的、世界性社会矛盾大爆发的旋涡，持续不断地发生暴乱，情况越来越糟。暴乱的由头都与外来移民与当地原居民之间的种族矛盾有关。实际上，这与遍布北美西欧各国的社会矛盾是同类的，但发生在远离国际纷争热点地区、而一贯比较太平安静的北欧后院，仍然具有警示的意义。 众所周知，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思想渗透所达到的世界各地，国际垄断资本可以自由出入，到处榨取当地人民的血汗，然后盗回国内，以税收和福利的形式尽量将国内的社会矛盾调和到不至于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程度，而那些北欧小国更以高税收、高福利闻名于世。但是与大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相对照的是，用血汗创造着世界财富的劳动力却不能如此自由地在各国之间流动。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像资本那样可以符号化，然后借由电子通讯，既灵活有快速地处处通达；但主要是垄断资本利用其窃据在手的各国国家权力，完全从对于资本增值单方面有利的目标出发制订移民政策，根本不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放在他们的盘算之中。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为了国际垄断资本财团的利益，到处制造纷争动乱、直接以武力或通过代理人挑起战争，迫使千百万异邦民众失去家园、流离失所。这就是当今发生在西亚、北非、南欧的难民问题的实质。被国际垄断资本收买、控制的主流媒体则蓄意隐瞒其中真相，百般挑动移民、难民与当地居民的矛盾，煽动宗教歧视、种族主义等极右思潮，重复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可悲历史。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也免不了风雨飘摇、终将破产倒地的历史必然性。 虽然对于有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别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非常时期，或者刚开始对名为“国有”实为官有的企业、以及有条件的私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造，但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尚无实质影响的过渡时期，社会民主主义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政策也许可以借用一段时期。但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在这种制度下，广大劳动者仍然不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而是接受福利“恩赐”的被雇佣者，因而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造成的社会危机。因此，不能以此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战术性利用，作为借口以代替和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改造这一战略性任务和目标。 相比之下，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因其合理的内核，最接近天地大道，才具有革新的基础、复兴的可能，尤其是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在半个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社会实践、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之后的今天。只是它需要吸收古今东西方其它思想传统中有价值的养料，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自我革新，才能有效地应用于当今新的现实。可以预见：在本世纪中，社会主义理念在与中国传统道法思想相结合以后的革新和复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一复兴的实现将是非常可能的，如果在这之前，人类文明尚未遭遇灭顶之灾的话。 （三）道法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提升 “科学社会主义”之需要提升到“道法社会主义”，乃是由于前者的发源地所处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达到圆融彻底的高度。主要表现在：哲学上没有完全摆脱心物、人天二元对立的思维路线和物质中心主义（如其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缺乏精神维度和精神信仰的高度），由此导致其社会理论方面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如看不到生产资料中有着天然潜在的对于人类有用的价值，完全被资本独占了）和机械的思维方式（如其信仰者们的观念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机械对立，看不到两者有重叠之处），其机械思维还表现在原子-铁板论视角（如原子论看不到生产设备和技术中存在着全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集体智慧结晶所具有的价值，也被资本独吞了；铁板论则表现在其信仰者们的实践中以“集体主义”、“ 整体利益”的名义普遍地忽视阶级与民众中每一个成员作为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主体性以及相应的权利和利益，结果影响到群体运作的有效性、造成集体事业的巨大挫折和损失）。 要将科学社会主义提升到道法社会主义，关键是要提高其信仰层次和思维理性层次。 提高信仰层次：原来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目标是消灭阶级剥削、解放全人类，同时解放生产力、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信仰需要提高精神层次，把“解放全人类”理解为将人类的精神从物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将“消灭剥削阶级”理解为将所有具有剥削行为和思想的人们从物欲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使全人类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中，在精神和基本物质需要两方面都生活得安乐自在。（详见笔者《终极透视共产主义信仰》一文。）【2】 提高思维理性层次：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遵循的是终极性对抗思维，见之于缺乏终极求衡目标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将必要的斗争、奋斗提升到求取多维整体动态平衡这一终极理性的高度，一切斗争才能取得意想的效果，而且具有最高价值的终极意义。（详见笔者《对抗思维是左右通病——兼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四）道法社会主义：先进政党、宪法法制、人民民主三者不可缺一 首先要澄清：宪政民主与多党竞争没有必然联系，将多党竞争说成是宪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那种说法属于资本主义的宪政理论。在道法社会主义旗帜下，先进政党的一党执政与宪政民主的国家体制应当是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的。这种并存互补不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先说两者相辅相成之所以可能，那是因为有关的政党、宪法、民主法治的运作程序都必须统一于终极求衡、即求取多维整体动态平衡这一大道根本原理，也就是： 这个党的宗旨必须是遵循上述原理所揭示的行动路线，即超越对抗思维，去实现这一原理所启示的行动目标，即逐步、有序地改造导致社会分裂和对抗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现今在全世界盛行的、那种迫使广大劳动者屈居于依附地位的、由资本单方面占有和分配社会财富的不合理生产关系，直至条件成熟时最后完全终结这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制度。 这个宪法必须：（1）首先从道义上否定这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2）并且将改造、终结这样的私有制确定为国家的远期战略目标；（3）同时表明反对违背动态平衡原理的过激路线，规定超越对抗思维的动态求衡路线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行动路径。 这一民主法治的运作程序也必须遵循动态平衡的大道原理，将下述各具不同特点因而扮演不同角色的三个方面有机地、动态地统合起来，使之相互参合渗透、拧成一股绳：一是通过精英和民众相结合制订出来的、体现全民意志的、相对长期稳定的宪法精神和文字，二是先进政党为了应对无时不刻不在变化着的客观形势而进行着的、灵活多变的日常治国决策和实践，三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全面实践中对于党政官员律己治国的实际作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监督制约。 那么，既然各方面都要遵循中国道法家所认识和揭示的大道原理，那么为什么还要各自分别存在呢？有了宪政民主，是否可以不要一党执政了呢？或者既然由一党长期执政，是否可以不要宪政民主了呢？笔者以为，先进政党的长期执政、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法制系统、人民民主的政治运作程序，这三者各有不同的角色特点和具体使命，概括地说： 宪法是体现全社会的共识和意志、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用以规范国家政治运作、并统制所有其它法律的根本大法； 执政党是代表着宪法所体现的全民意志和利益、针对时时变化的客观情势作出适时的决断、制订和执行相应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核心领导力量； 民主法治是依靠全民的参与、适时制订或修改宪法、并根据其文字和精神、对于执政党和政府及其各级官员和其它成员在律己和治国两方面的决策和作为进行全方位、不停顿的监督、检验、评判、选择（人员和政策的去留取舍）的制度性程序。 以上三个方面，连同道法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连同上世纪以来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留下的经验教训总结，都应一一写进宪法。以这样的宪法为统领的民主法治制度就是道法社会主义的“宪政”制度。显然，这样的宪法和宪政体制虽然借鉴、熔合了西式宪政民主的某些形式，但与后者是完全不同、或者说是根本针锋相对的两码事。 同样明显的是，上述三个方面是各有侧重、角色不同，但是可以彼此契合互补，而且必须互相配合运作才能真正有效，因此三者都有存在的必要，缺一不可。下面分别讨论各自的必要性。 （1）先进政党长期执政的必要性 首先，政党不应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应是由能代表全社会整体利益和意志的精英分子所组成。一个先进政党的成员、尤其是其领导核心，应该对于宇宙、社会、历史、人生具有圆满自洽、圆融统一的认识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懂得：作为个人如何律己，作为政党如何最有效地、以最有利于全体民众整体长远利益的方式治理国家，包括治理执政党自身。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所主张的“内圣外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道法家所阐述的大道原理最能接近圆满地解释天地人事的一切。因此，只有以道法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党才是当代最先进的政党。 大道真理只有一个，不可能多元。因此，追随大道的先进分子必然聚集在一个政党的旗帜之下，才能发挥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力量。虽然，如何将对于真理的原则性认识（对于道法家来说，即客观上的“动态平衡”原理、主观上的求衡思维原则）运用于治理社会的客观实际，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客观情况和千差万别的具体事务，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决策，但比较贴近客观实际的决策，只有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通过反复的检验、反思、修正才能逐步成熟起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由同一个这样的政党长期地主持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对于全社会是最有利的。主客观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大道原理，决定了先进政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具有合理性的唯一前提是：这个党必须长期保持其先进性，也就是长期坚持不偏离大道。也就是对于借党营私的腐败分子必须能及时清除，对于认识偏差造成的行政错误必须勇于承认、及时纠正。这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必要性。 （2）宪政体制的必要性 上面说了，宪法的角色地位、宪法权威的来源、宪法对于执政党的规范作用、宪法赋予全民的监政大权、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法治制度和程序，宪法所反映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所有这些统合起来，构成了能使执政党保持先进本色不变、使其长期执政始终不背弃全社会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长远利益的、必不可少的制度性保障。一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政党的蜕化变质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崩离析的惊人事实，更从反面说明了上述宪政制度的重要性。一个真正先进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政党，决不会质疑这样的宪政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不会视其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 （3）(摆脱官主、金主的)全民民主的必要性 关于金主操纵下的假民主，上文已经揭示过。而官主操纵下的假民主，笔者的同时代人都经历过，也不必多说。这些从反面说明，“民主”的本质，应是全民以历史创造者的主人翁姿态，自主地参与社会多层次上公共事务的治理。“自主”的主体可以是不受媒体舆论所蛊惑的单个个体，也可以是自主地组织起来的群体，如不受官方操纵、金钱收买的工会、农会等。全民民主之所以必要，是一方面可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防止资本集团和权力集团利用其金钱、权力优势，为极少数人用权谋利，破坏社会关系的平衡和谐；另一方面还可以激励全体民众自觉地警惕和约束自己，抵制金钱万能、权力万能思想的腐蚀，而不去攀附权贵、正道不走走歪道，因此有利于社会精神境界的普遍提升，营造平衡、安定、祥和的社会秩序。只有当道法社会主义宪法宪政的精神，扎根于全体民众的心灵深处，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社会精英阶层其精神境界也会水涨船高；社会这个多维整体的核心之维，即治国精英与主权者大众之间的动态平衡，才得以在最大宏观的层次上发挥其纲举目张的作用，即推动和维持整个社会众多维度上的动态平衡；然后，官僚腐败 – 改朝换代 – 还是官僚腐败 – 再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才有可能被打破，国家的长治久安得以实现。有了全民参与这个人的因素，纸面上的宪法，也才能真正发挥出大道真理引领历史的重大作用，而造福人类子孙万代。 （4）法治：民主的必要前提 全民民主的发扬和实现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的，如通过信件、上访等随时直接向上反映具体下情（包括官员主动向下调研），定期选举人民代表、甚至官员，或对某些重大决策表示取舍意见，以及人民代表在平时有计划地或随机地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社会情况，他们在各级人代会期间的发言、投票等。这种组织化的民主程序，包括民众和官员的相关权利和责任，除了宪法上的原则性规定以外，自然还需要相应的具体法律加以细致、明晰的确定和规范。 另一类发扬民主的渠道则是通过高科技传播媒介，这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群体性的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对于执政党政府和官员们来说，这不失为是了解下情和民意大趋势的一个十分高效的渠道。随着国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随着高科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高速化、便利化，这种自发地集成的、反映民意和下情的方式，正以日益增长的势头、在空前的规模上迅速地扩展开来。但是，由于其大体上的无组织性，这种多媒介、大空间、全方位的群体性交流，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盲目倾向。如果不加以规范，一不小心，尤其如果有某种有组织、有特定目的的势力暗中介入，也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乃至灾难。因此，也需要一套十分具体、细致、明晰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既要保护民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要规定参与者对于社会的责任（如严禁传播不确定的、而可能事关重大的消息，严禁进行人身攻击等，明确规定传播重大不实信息者、无端攻击者需负法律责任。）鉴于以往“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这一点尤其重要。 总之，具备一整套以宪法精神为指导的、涵盖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的法治制度，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中的法制教育和法律责任教育，不仅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真实而又高效的全民民主的基本前提。 （5）关于执政党的若干入宪条款建议 宪法应列明执政党的责任和合格条件，好比招工简章中的“岗位责任说明”和“职位要求”。但不宜将具体政党的名字写进宪法，因为宪法应该只是关于原则的章程；而且一个先进政党能否保持先进要看其后续表现。一时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而宪法必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宜经常修改。如果宪法为执政党打包票，主权者人民就被动了。这是历史的教训。 宪法应明文规定，执政党必须实行党内民主，同时应尊重人民民主，保障纯属意识形态分歧、没有违反法律的党内外异议者、或没有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党内异议者具有表达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还要规定，执政党的组织法应严禁对于党内异见成员纯属思想交流、不搞组织分裂的派别活动进行压制或限制。一个执政党如果利用国家或组织权力打击这样的异议者和异议活动，即构成违宪行为，有关负责人需承担法律责任。此条款不适用于非执政党。 笔者不赞成多党轮流执政，但不反对其它政党的存在及其对执政党的监督，也不反对在执政党持续背离大道、严重蜕化变质的情况下，新的先进政党如果能遵从宪法规定的原则、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就可以与不再先进的执政党竞争，不得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棍子加以打击。如果执政党利用国家权力加以迫害则罪加一等，其负责人需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条也应写入宪法，给人民以必要的法律手段抵制、抗击变质强权。
（作者简介：作者系新法家网站英文版http://www.xinfajia.cn/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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