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王财贵这个名字，可能你问十个台湾人，有七个一脸茫然。

　　但他从上世纪90年代发起的“儿童诵读经典”运动，却在对岸开花结果——搞出了一个“读经”产业链，以全日制读经为教学方式，在大陆开了上百家“读经学堂”，2012年还在温州办了个“读经界”的最高学府：文礼书院，而且募资到上千万要大兴土木建造校舍。

　　▲ 文礼书院门前，王财贵的巨幅广告牌立在丁字路口。(《新京报》记者 罗婷 摄)

　　我拿这件事跟不少台湾朋友讨论，没有人理解为什么这位“读经教主”的生意在大陆有这么多拥趸。

　　在台湾，“王财贵读经教育读书会”的官方脸书只有一千多人点赞，而“台湾读经教育学会”的脸书群组只有八百人加入。虽然台湾体制外的“自学教育”团体远比大陆更普及也更具有认受度，但“读经派”在其中绝对连主流的边都沾不上，所以这位台湾“教主”到底是怎么顶着“国学教育大师”的光环在对岸趟出一片天地的?

　　在谈要不要读国学经典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重点是：你要跟谁读这些经典?要用什么方法读这些经典?

　　事实上王财贵的“读经”教育在台湾虽然起步得早，但推广得并不算顺风顺水。“读经”的兴起，其实是因为解严后儒家经典不再像从前那样为国民党党国教育所独尊(《四书》在1991年之前，是台湾中学唯一的文化基本教材)——学校课本在重编后减少了儒家内容，而社会观念与教育观念的松绑也令“自学模式”“弹性课时”开始在90年代的台湾出现，所以当时涌现出不少具有基督教、佛教背景的教育团体，这是后来台湾“自学教育”发展的起点。

　　当官方不再强调儒家思想但民间依然不乏对于儒家文化的爱重时，王财贵于是应时而出，他开始倡导“读经”，在民间产生一定影响力也与宗教团体背后的支持有千丝万缕关系。

　　他的理论强调死记硬背，目标是让小孩在13岁前记忆力最好的阶段照着私塾那种模式，四书五经全背下来再说，打下一个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底子。但他这套理论本身却又很自相矛盾：

　　一方面他强调学校的国文教育没调动起学生的阅读潜能，把课文讲得味同嚼蜡;另一方面又认为家长应该根本不要问孩子的意愿，“而是毫不犹豫地让其读经，并让其对读经产生一种深深的心理依恋”。他认为这才算家长“肩起了教育的责任”。

　　愚不愚昧、像不像邪教先不谈，但往往太过极端的方式方法总是可疑的。而王博士这套教育理论，在90年代台湾的大环境下，也只停留于搞搞课余辅导。多数台湾家长那会儿也还没开明到能完全接受“自学教育团体”的模式，课余读一读经典当然好，但一天到晚坐那读、别的科目统统不学了，怎么看都说不过去。“读经”这个事，反正是没得到真正的普及。

　　到了2004年，王博士在推广“读经”上遇到了瓶颈，跑去跟净空法师搞了个对谈，一起合计怎么“落实儿童读经教育”。王博士当时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可以“从儿童开始给他扎根”，“培养一批可以抵挡污染的、清净的人”，并认为读中华经典也是“增长善业”(是不是听上去更像邪教了)。

　　▲ 王财贵在厦门演讲

　　我是怎么也没想明白读经典这个事干嘛非要跟宗教性质的“抵挡名利污染”扯上关系。把文化上升到信仰的层面，明眼人都会觉得有问题吧。不过到了大陆，“文礼书院”倒也只敢提“精神家园”，用的是信仰洗脑的方法，但必须打正“国学教育”旗号，包装成政治正确的颂扬“中华传统文化”。

　　而在“读经”的方式上，这些年来其实都不断有反思的声音。

　　“读经”产业链中下端所流行的说法是“阿猫阿狗都能来教”。因为老师根本不用给孩子讲解那些经典，复读机按钮一按，让大家背诵就是了——王财贵的确就是这个理论，他觉得13岁前该“食古不化”就要食古不化，把经典背诵进生命深处，未来自会大受裨益。

　　这种不求甚解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见仁见智，但问题是，如果和孩子们每天直接接触的这些“老师”根本就没有“门槛”，他们自己都不太懂这些“经典”，更完全没受过教育心理的培训，乃至很多家长在“读经学堂”陪读了一阵自己就敢回去开班教学(好吧这不是传销是什么)——那究竟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跟着这些人“读经”呢?“近墨者黑”呀。

　　而我一点都不怀疑王财贵的“台湾教授”“台湾国学教育大师”身份，为他在大陆的“读经”生意大大加了分。你在台湾问一百个人，能有三个人坚定地点头说“对，他是大师”都很难。

　　他的儿童读经教育确是发轫于台湾，但他在台湾立案的读经学校(全日制私塾)也只有一个“大谦读经学园”。

　　截至2015年，这个书院只培养出了一位“合格学员”(合格的标准是背下了五十万字经典)。而这个书院主要在推广的，则是夏令营冬令营——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参与者来自大陆。

　　我不知道“大谦读经夏令营”所用的“期待与有缘的你，齐聚美丽宝岛，共读经典，远离尘嚣”的宣传语到底能对多少大陆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产生吸引力，但如果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保存在了台湾”这种迷思，就真的省省吧。

　　台湾有没有保留中华文化是一回事，但打着台湾的“正统”文化招牌去做生意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在岛内推了二十年“儿童读经”教育依然发展得不咸不淡的“大师”，跑到对岸居然能学堂连锁式一家家开还带动起了“读经”产业，这是说明大陆人口基数太大、钱的确是比台湾好赚(骗)?还是说明大陆比台湾更珍视博大精深的传统经典?

　　讲真，就算要跟着台湾“大师”重读国学经典，也真心轮不上这位王博士好吗?台湾作家杨照写过一整套《中国传统经典选读》，讲《诗经》《论语》老庄孟墨。他导读这些“经典”，是希望人们去理解先贤写作的语境和当时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体会出所谓“经典”在那个时代之中到底有怎样先于时代的智慧。

　　经典当然可以读，但“读经”教育不知其然的死记硬背，却读得盲目，把时间全耗在纯然背诵上而没有培养孩子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一直很喜欢杨照在讲为什么他经过多次研读后会认为《庄子》其实影响了《老子》时所强调的“个人所得”——“你不只读懂了《老子》，更大的一个乐趣是，你至少懂得、也愿意试图去挑战过去认为已经被固定下来的东西。”

　　▲ 杨照主编的《中国传统经典选读》

　　而把经典当成金科玉律在那边背诵，孩子能有多少“个人所得”?把《论语》一字不差全背下来又怎样呢?是能理解春秋时代的变局?还是能理解孔子面对变局时以怎样的信念来去提出他的主张?

　　所以，如果王财贵这种教经典的方式居然竟能在大陆带动起“受到台湾影响”的“国学热”，那可真是太狭隘化了所谓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

　　“中华文化”到底在不在台湾?或许“台湾=国学正统”这组意象也被对岸赋予了过于夸张、放大和移情的想象，但想象也不能罔顾现实。

　　现实中有两个层次：

　　首先客观上台湾没经历过对传统文化的切割，因而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被践行得更潜移默化并一直影响着社会价值观，这是事实;台湾人也的确从没排斥过孔孟老墨庄思想。但由此推论出人人都对经典朗朗上口、对国学狂热喜爱，那绝对是异想天开。

　　第二个层次则是，儒家经典当年在台湾的普及，有很重要的为政治服务的意义。国民党借由独尊儒家文化，以彰显自身尽管风雨飘摇却依然“正统”，从而强化和巩固统治正当性。这也直接导致了解严松绑后，台湾本土化运动所带动起的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反弹。

　　用政治的力量，把儒家思想变为官方思想，从而压抑本土文化的多元构成，这其实是国民党留给台湾人的隐痛。大概也正因为儒家经典在台湾曾被那样强力宣导，所以王财贵如今再怎么推销他死灰复燃的“读经”，引发的涟漪也很有限。

　　从另个层面来说，在今天的台湾去推行政治狂热的“去中国化”(完全摒弃文化经典、文化习惯等等)，人们也不会接受。即使最激进的“台独”思想，也很难硬拗说人们身边的文化都是“台湾独创”，和中华文化无关。

　　但人们也会从批评和反省的角度去看待儒家文化的封建性，简单来说，就是既不会全盘否定，也不会热烈拥抱。

　　“国学经典”在国语文课程内容始终有一定比例，而“如何理解论语?如何重读诗经?”这种话题也依然有噱头存在，但“读经”并不会蔚然成风。

　　能用更有趣的方法读懂孟子当然是好的，但台湾人可没把“国学传统-中华文化”当成“民族命根子”式的存在，文化就是文化，中华也好，西方也好，精华与价值等量齐观，并不会特别偏爱国学。

　　跟台湾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时，被反问道：“你不觉得特别夸张地去崇尚任何一种文化，都很不正常吗?”

　　国学经典的风潮也好，西方经典的风潮也好。什么样的经典一旦要变成了被疯狂学习与背诵的对象，就很扭曲。

　　所以要说台湾人对“国学经典”的看法，“无感”才是一种普遍态度。

　　作者简介：贾选凝，台大政治系博士生，任职香港媒体多年，文化评论与跨界研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