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扣尼在家里整理萨满服 关扣尼老了,82岁的皮肤皱得像树皮。
7月18日,她打车从白银纳乡到十八站乡,特意去做了一个波波头。当时,呼玛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葛春英正好下乡办事,看到关扣尼一个人跨上了车,便主动过去给她付了车费钱。
她是最后一个萨满,我们县里很重视她。葛春英说。
金黄色的波波头,看起来显得可爱。坐在卧室的床沿,关扣尼点燃一根烟,露出了干枯的手指。房子是2013年政府新修的,里面装有暖气,屋里光线明亮,吐出的烟圈在额头瞬间消失。
关扣尼的家
关扣尼曾说,夏天她喜欢睡在斜仁柱(又称撮罗子,是鄂伦春族游猎生活的居所)里,不愿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里。如果夜里起来看到漆黑的屋顶,看不到闪亮的星星,我就很害怕,怕自己的眼睛会瞎,怕没有星星的屋顶会倒塌。
从大兴安岭下山定居63年,如今新房子让她觉得更舒服。山林的萨满时代已成过去,作为鄂伦春最后老萨满,82岁的关扣尼,身材瘦小、走路轻盈,穿梭在黑龙江流域,不时参加各类祭祀活动。
这些年都是在表演,已经不是真正的跳神了。她说。
关扣尼的房间 她要成为萨满了
大兴安岭呼玛河流域,关扣尼和族人追逐飞禽走兽,捕猎野猪、狍子、猂等;用削得尖尖扁扁的树枝去叉鱼,大马哈鱼随便一叉,就能叉到五六斤、十几斤的
那时他们还住在山上,冬天都穿猂皮做的衣服。经常是男人出门捕猎,女人在家烤猂皮做衣服,三四天才能做一个,包在身上很暖和。关扣尼说。
1950年,一个春天的早晨,16岁的关扣尼走出斜仁柱,决定去马棚看看母马是否下崽了。
还没走到马棚,她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疼痛,等她到马棚时,发现并没有小马出生。回到斜仁柱后,继母阿古问她怎么去了这么久?关扣尼一个劲地掉眼泪,疼痛让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关扣尼病了,家人请关伯宝过来看。关伯宝是关扣尼的堂哥,也是部落里的萨满,他为关扣尼跳起了萨满神,并对关扣尼的父亲说:她要成为萨满了。
他们请当地大萨满赵立本过来时,族人已经给关扣尼做好了萨满服。萨满服要九个女人一起做,最重的有七八十斤,有神服、铜镜和腰铃,还有萨满帽,从两个叉到七个叉,按等级佩戴。像大萨满赵立本和关乌力彦,都戴到五个和七个叉的神帽,关扣尼最开始只有两个叉。
那一次,赵立本给关扣尼举行了学习萨满仪式。成为了关家第15个萨满。
成为萨满的第二年,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的人来到山林宣称:新中国要破除迷信。
关扣尼的侄女,曾做过呼玛县副县长的关金芳说:我父亲关伯宝很早就开始做萨满的(思想)工作。
1952年,在关伯宝的劝说下,赵立本、关乌力彥、孟金福和关扣尼等萨满,在呼玛河畔举行了盛大的送神仪式。
那时候关扣尼还是见习萨满,按鄂伦春萨满规定,学习萨满仪式满三年后,才算真正得到神的认可。关扣尼没来得及得到神的认可,就参与了那场隆重的送神仪式,十几个大小萨满跳了三天三夜,人们喊着登都任、登都任,神飞走了。
现在跳神都是表演
1953年,鄂伦春人从大兴安岭下山,聚集到十八站和白银纳,住进一种叫木克楞的房子里。
政府修建的,用木头搭的。葛春英说。
那时鄂伦春人照旧上山,他们在山林里搭建斜仁柱,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斜仁柱里可以看星星,也因为山林里有飞禽走兽,有萨满偷偷地跑去跳神。
下山后,关扣尼也偷偷地跳过几次神。林子里的河流很安静,一点流水的声音都没有。人们点起火堆,往上添加枯枝败叶,大火发出霹雳巴拉的声响。火红的炭块撮进铁锹,在斜仁柱里转圈熏烤,这是萨满跳神前为现场除秽。
关金芬是关金芳的妹妹。七月的骄阳下,车子开到几公里外的呼玛河边,关金芬指着远处的大山对记者说:当年萨满服就送到了那个山头,很多年后有猎民在山上还看到过。
那个年代,当萨满还在偷偷地跑去跳神时,年轻的鄂伦春人已经走进了学校,在学习普通话和反对封建迷信了。到改革开放后,萨满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学者前来考察。
1987年,日本一家电视台来鄂伦春拍专题片,导演拿着一本日语版的‘鄂伦春语言书’。当时的十八站副乡长关小云看到后非常震惊,那个导演一边看书,一边学我们的鄂伦春语。自那时起,关小云开始研究鄂伦春,后来还出版了多部民俗书籍。
政府希望她传下来,找个传承人。葛春英说。
2008年萨满传承仪式举行的河边,如今看不到任何痕迹
2008年的夏天,由呼玛县组织的萨满传承仪式,在离白银纳几公里外的呼玛河畔举行。
传承仪式很早就开始准备,选定的传承人是关扣尼的女儿孟菊花。孟菊花一直在白银纳卫生院做护士。
举行仪式的河边沙滩,如今已被河水冲毁,静静地看不出一点痕迹。2008年8月,关扣尼和孟菊花站在河边的看台上,指着空旷的草地和远处的树木说:这个地方还不错。
如今那个看台也已被河水冲走了。
那天夜幕降临时分,族人早早搭建好斜仁柱,并摆上了丰盛的贡品,带来了关扣尼母女的萨满服。在鄂伦春族老人看来,那次是传承最大的仪式,还请来各地媒体记者和纪录片导演。
请天上的神接受新的萨满,她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当晚的二神孟淑卿说。
对于那次传承仪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孟菊花丈夫韩文觉得,那是一次失败的传承,他觉得孟菊花没那个天赋。我当时也没有反对,那时谁懂啊?都没参与过那样的事。
那天晚上,孟菊花在关扣尼后面,一直跟着不停地跳啊跳,鼓声和唱声响过了一遍又一遍。为了保证仪式的虔诚,记者和导演都被挡在斜仁柱外。呼玛县的葛春英也去了现场,她觉得传承是成功的,但孟菊花一年后出了意外。
2009年10月,孟菊花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被木头砸中导致意外身亡,关扣尼从此不愿多提那场传承。
孟菊花的儿子关鑫,原来觉得萨满就是个玩笑,自母亲出事后,他开始相信萨满的力量,确实可以跟神交流。
如何看待萨满的传说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孟慧英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研究萨满教,要首先打破思想上的禁锢。我们不去探讨真假、不探讨好坏。
这位长期研究萨满文化的学者在她的论文《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中写道:萨满教起源上的重要特点是与人类最初血缘组织的密切结合。在萨满教发展中,它的信仰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相互重合。
小时候接触少,关鑫听不懂外婆,只觉得她话很少。这几年,他们一起去漠河、塔河、呼玛等地,他开始慢慢懂得外婆。
从一个遥远孤独的背影,关扣尼变得形象生动起来。平时就是个普通人,生活上丢三落四,有时候忘记带钱,有时候忘记带钥匙。但她是一个睿智的人,关鑫说。
今年春天,黑龙江呼玛河段举行祭祀。族人为关扣尼穿萨满服、戴萨满帽,随着敲击鼓声,他们宰割狍子、鱼肉等祭品,并行叩拜之礼祈求河神保佑。
现在都是表演了,关扣尼说,自2000年孟金福过世后,就再没二神能听得懂神语了。
白银纳乡综合文化站收藏的萨满神灵
萨满远去
7月19日,记者问关扣尼:您能占卜吗?
不能。关扣尼说。
能看病吗?记者再问。
不看。关扣尼说。
还会找传承人吗?记者问。
不找了。关扣尼说,顺其自然吧。
你没有威力,你不能治病,有什么意义?孟淑卿觉得,如今萨满已毫无意义,天上到处都在放鞭炮,萨满不能和神灵沟通,完蛋了。
孟淑卿的母亲也是萨满,据说她能把铁刀吞到肚子里,三天后才能吐出来。 这些对咱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事情。关金芬对记者说。
在学者孟慧英看来,传统血缘社会体制的分化瓦解,伦理与理性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以及科学教育的普及,无论在社会机制上,还是在思想基础上,都决定了萨满教衰落的必然性。
7月中旬,孟淑贤从俄罗斯回来,带回了一位俄罗斯鄂伦春朋友。70岁的娜佳居住圣彼得堡,和孟淑贤认识有二十多年,这次因面瘫而来哈尔滨治病。
躺在病床上的娜佳,皮肤很白,身形偏胖,和孟淑贤用鄂伦春语对话。
俄罗斯鄂伦春人的老萨满去年过世了,娜佳说,因为一直居住城市,她没见过萨满跳神,但她知道老萨满过世后,也有一些懂的小萨满,却没有人真正接受萨满了。
年轻的鄂伦春人对萨满没什么概念。白银纳村书记葛海成的女儿葛聪颖,两年前从哈尔滨旅游学校毕业后回到家里,如今26岁的她正等待着和一同族少年结婚。
她不愿去外地生活,因为气候等各种不习惯,但她常随村里艺术团去外地表演。
呼玛县白银纳乡鄂伦春民间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由当时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关金芳主持。如今它已成为家乡的一张名片,到各地表演鄂伦春萨满文化,展示鄂伦春过去生活并多次收获荣誉而归。呼玛县宣传部周长平说:这个是民间艺术团,政府对他们挺支持。
葛聪颖外出表演期间,听关金芳讲起过萨满,但她并没有真正见过萨满跳神,现在都不整萨满了,她说。
白银纳乡距离呼玛县城116公里,乡里有两千多人,其中鄂伦春族有两百多人。邻近的十八站乡有五千多人,鄂伦春族有五百多人。两个乡的鄂伦春人占全国鄂伦春人口总数的10%左右。
这些鄂伦春人已下山定居63年,相信神灵的日子早已离他们远去,白银纳村书记葛海成觉得萨满是一种迷信,村里43岁的孟海涛甚至不知道,他家五十米远处还有一个老萨满。
纪录片导演顾桃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到白银纳拍纪录片时,跟着几位老人一起上山,去了他们从前採野果、狩猎的地方。那里是他们的森林,有从前的生活方式。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老人突然说:我们在山上,我们不感冒了,我们不咳嗽了,我们的病好了。
鄂伦春相信万物有灵,他们子子孙孙繁衍生息,曾全靠萨满神的庇佑。如今随着生活习俗的改变,萨满变成了一种鄂伦春民俗,成为远去的狩猎文化精神象征。
现在只能这样做,也只能这样认识。孟淑贤说,人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尊重宗教存在的一个过程。
呼玛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葛春英说:萨满就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它就是自己的一个民俗文化。2010年6月,黑龙江省文化厅授予关扣尼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63年过去了,山林中的萨满时代让关扣尼老人很是怀念,但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她笑眯眯地说:有病去医院看更好。
黑龙江省文化厅给关扣尼颁发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