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即暗示着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祖国所接纳。幼童们返国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幡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学业，他们的导师容闳也为此周旋于政坛大佬之间。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仅上海道台对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整个国家的肉食者们几乎都与上海道台同一个鼻孔出气。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幼童都没得到过政府的重视和重用；少数一些幸运儿，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与其说这是清政府对幼童的鄙薄，不如说是一种业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对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养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养在外，长大后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变家庭的贫弱，但父母却因看不惯孩子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方式而怀疑他是回来争遗产的。
    因此，在幼童们的青壮年时代，尽管他们满腔报国之心，祖国却不可能信任他们。好比一个目睹母亲被人强奸的儿子，当他正要奋勇上前搭救时，却遭到了父亲不顾一切的阻挠。壮志未酬的悲怆与郁闷，乃是情理中的事。
    然而，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已的父母一样，一个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改变国籍，你可以乔居海外，但你的祖国却是无法更改的，犹如祖国的英文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将伴随你的一生。
    因而，尽管不被信任，尽管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这个腐朽的国家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然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家。其情其景，让人忍不住有种向他们大声断喝的冲动：你如此热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1884年7月，正当中法两国因中国的藩属国越南受法国侵略而爆发战争之际，驻守在福州马尾的扬武舰军官黄季良给他的父亲写了封情词殷殷的家书。自从1873年作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严复任教的福建船政学堂读书，黄季良与他在江南制局当差的父亲很少有见面的机会。
    当是时，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军官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法国军舰以保商为名进入闽江，中法之间的一场大海战迫在眉睫，自己作为一线军官，随时可能血染沙场。
    他在这封家书中，对未能侍奉父亲，感到“负罪实深”；对于父亲的教诲，黄季良表示时刻铭记在心：“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为孝子等语。”当此国家板荡之际，“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
    黄季良担心，战争一起，自身生死难测，虽然为国尽忠，死而无憾，但未能与生父欢聚，却是人生之大憾。为此，他在这封信中，附上了一帧自画像。黄季良留下的这帧自画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双目炯炯，笔直地注视着虚无的前方。
    就在这封家书和这帧自画像寄出一个多月后，黄季良预言过的中法马尾海战爆发。仅仅半个时辰，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黄季良服役的扬威舰在开战后不到半分钟，就被击中右舷沉没。
    许多年后，我曾寻访过当年的海战遗址――即闽江即将汇入大海的马尾罗星塔下水面。虽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闽江已经远比上游更为开阔，但当年敌我双方近二十只军舰在如此狭窄的海面拉开决战，几乎就等同于面对面的白刃肉搏。受制于人的福建水师在仓促之际迎战，再加上实力悬殊，败绩可谓必然。
    这场海战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除了与黄季良同舰的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黄季良在内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在激战中阵亡。在今天的马尾镇上，还有当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内的石碑，虽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辩。
    留美幼童的表现，也引起了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的关注。美国驻华公使专门为此给美国国务卿写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做出重大的贡献。”
    是的，他们的洋化被同胞们视为叛逆并加以嘲弄，但关键时刻，他们仍然为这个时刻痛心着的国家冲锋陷阵。虽然祖国把他们视为杂种，他们却为这个国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宿命，更是东西方人伦皆通的赤子情怀。
    留美幼童肇始于同治年间，在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轻皇帝统治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短暂的和谐，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被扑灭和洋务运动的勃兴，这一时期呈现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荣，史家称为同治中兴。
    几乎与同治中兴同步的另一桩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大事，则是中国的东邻――多年以来的学生和粉丝――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
    如同中国一样，原本闭关锁国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也遭到了西方国家入侵，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明治天皇统治期间，进行了旨在脱亚入欧，追赶近代世界的改革。
    当明治维新使得这个从政治到文化，从饮食到服装，无不以中国为楷模的国家神奇地变得异常强大，并在短短二十年后，竟然以区区岛国的力量击败一个疆域以千万计的大国时，大清的国运却早已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和随后的庚子拳变而坠入风雨飘摇之际。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托了无限期望的所谓同治中兴，事实上只不过是这个即将谢幕的王朝的回光返照。
    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从这两个同为东方古国的政府在对待各自的留学生的立场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得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历史的竞赛中获胜。
    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始于明治维新前夜。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代表团随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们在欧美各发达国家留了下来。
    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们启程前，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
    更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的结果我们早已牢记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
    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应科，海战时，他是定远舰作战参谋，入民国后担任过海军右司令。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人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他后来回忆说，海战时，“（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
    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就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
    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
    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衷衷。
    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
    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
    李鸿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当他临终之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应科。但即便是李鸿章，也无法真正发挥幼童的作用，无法委之以重任。一则，李鸿章已年事渐高，二则，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敌以口实。
    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凯。正是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幼童们异军突起：他们要么占据政界要津，要么驻节海外，要么成为新兴的电报、铁路、矿山和大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
    吊诡的是，被指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无疑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这个热衷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最终却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有欧风美雨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胎记依然难以真正洗刷得干净。
    幼童们的黄金时期来得有点晚，但毕竟来了。就像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
    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