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堪称“中国思想史上黎明前的黑暗”，因“思想犯”、“文字狱”获罪之人多矣。但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环境和残酷的政治氛围中，也总会有一股理想的光芒冲破种种阻隔，发散出弥足珍贵的理性之光。一如著名近代史研究员吕妙芬所言，“……明清学术思想与文化议题的重要性，并不因年代或写作风格而稍减……”她主编的《明清思想与文化》论文集囊括了11篇学术论著，侧重于生命实践、历史书写与历史建构等主题，涵括了从清初到晚清各时代的重要学术发展与文化现象，以及针对几位代表性人士的学术主张及其核心思想，并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这些思想的积极意义与可贵价值。

　　清代思想文化，多承明末遗产。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明末思想家不但开创了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新思潮、新学风，还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热情，深刻地阐发了经世务实的政治态度和哲学视野，甚至一度产生了幼弱的民主启蒙思想。一如沈松侨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予晚清得国族想象》一文中所言，“历史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它的具体形貌永远取决于不断地诠释与重构”，晚清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风潮的鼓荡下，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前后两千年间的历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骘，编次甲乙，终至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修建了一座华丽璀璨的殿堂……”，以“唤起国魂”、“振兴民族”。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泉源。”从传统历史叙事与文本所找到的中国的过去，确是一幅集黑暗、腐败与堕落之大成的黯淡景象。就连梁启超也在《新民说》中痛陈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脓血充塞”。但是，沈松侨认为，中国历史“积弊深重”并不是“历史”本身的错误，而是“传统史学家未能恪尽职守，有以致之”。“原本是‘国族’创生者的‘历史’，却在国族主义论述策略的不断移位与转换之间，变成了捍卫‘国族’、为‘国族’效命的忠心奴仆”，历史人物“裹挟”，被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操纵于笔尖，“呈现出诸多扭曲的新形象”，或“历代统治者一家一姓的偏私记录”。

　　从晚清知识分子提出的“民族英雄系谱”(“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到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国族建构”(以“种族”为分际、以排满为号召)，二者“蔚为二水分流、双峰对峙的抗礼之局”。这场革命与君宪之争，“盖不仅是一场涉及现实利益与权力角逐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由符号表述与叙事策略所构成的文化斗争”。从本质上看，明清思想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从思想史来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明清思想与文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变局”(龚书铎)。

　　经世致用“是读书人治学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一种抱负……”，“是具有相当的入世与积极精神的。”作为一种流行的学术思潮，“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实学”，主张将学术研究和当前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历史之治乱，总结其盛衰、变化规律，探究缘由，以“救裨当世”，才是真正的“学”。尽管“传统儒家思想限制了他们对西法的接纳，使得他们的改革始终未能脱出传统的范围”(李国祁《道咸同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乃至清末变革没能取得实质性效果。

　　当然，这是历史的局限，是近代中国的无奈。但是，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观点，我们能从中找寻到解决当代各种问题的济世良方，则善莫大焉，则是书写了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