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学科都是一种求实的科学，都在历史的滋养下走到了今天。从古迄今，摒弃曲解与戏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评说历史、褒贬人物的史学著作，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楷模，提供了可循的范式。

　　自唐以来，文人墨客的题咏使岳阳楼闻名遐迩，而让岳阳楼名声大振、历千年不衰者，则是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由于《岳阳楼记》的记述，关于北宋重修岳阳楼的经过，人们耳熟能详。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岳阳楼不仅矗立在洞庭湖畔，也耸立于亿万人的心中。

　　青楼之说出自想当然

　　不过，关于岳阳楼以及《岳阳楼记》，最近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http://finance.ifeng.com/a/20151124/14087077_0.shtml，以下简称“该文”)一文。其云：“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又云：“《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该文令人颇感新奇。新奇之下，笔者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

　　岳阳楼名满江湖不假，但说其是与烟花柳巷的妓馆为同义语的青楼，则闻所未闻。笔者研究范仲淹已有20多年，整理过两种范仲淹文集、出版过一本专著，从未见到这一说法。由于该文并没有注明这一说法的史料来源，笔者只好遍查史籍，旁及稗乘，但并未找到与这一说法相关的记载。因此，笔者颇疑岳阳楼为青楼之说乃是“假语村言”，出于杜撰。倘若持此说者不想背此之名，只有出示证据，方可令人心服而噤口。

　　既然没有史料证据支撑，青楼之说或许是出自一种想当然。往昔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定会时常宴饮于岳阳楼上，宴饮之时往往会有歌妓舞女佐兴。这也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习尚，范仲淹也自不能免。不过，即使有官妓佐兴的楼中宴饮，也不能改变作为景观的岳阳楼的性质。若因此将其定性为青楼，那该文的想象也是发挥得像洞庭湖水一样，“横无际涯”般地离奇了。

　　滕子京很廉洁

　　宋代同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府、州、军、监，岳州非府建制，该文称滕子京为“知府”，不妥。“子京”为字，是范仲淹按当时习惯对同辈人滕宗谅的尊称，今人多不详其名，也多沿用范仲淹使用的尊称。

　　该文说滕宗谅为贪污犯，这与事实不符。的确，他在担任西北边防泾州知州期间，因安抚当地部落首领以及迎来送往，花费了一些公用钱，亦即公款，曾被告发。但经过调查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力辩，事实已经清楚，即告发者把驻军的日常支出也算在滕宗谅头上。由于调查清楚滕宗谅并没有贪污，至多是有些钱款使用不当，他并没有被落职，仍保留天章阁待制这一荣誉职名，只是从刑部员外郎略微降级为祠部员外郎。其先是从凤翔府调到虢州，继而因御史提出异议，又调到偏远一些的岳州，远不是如充军般的“发配”。即使如此，这也只是宋仁宗和大臣们出于维护勇于上言的风气而对其做出的处理。

　　该文只接受滕宗谅为贪污犯的事实，无视这是已被辨明的诬枉，所以也否认他在岳州的政绩，指责“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笔者认为，范仲淹所说的在滕宗谅的治理下，岳州“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是有根据的。在滕宗谅不长的任期内，他不仅重修了岳阳楼，还兴修水利，保护了岳州城的安全。《湖广通志》卷21载：“巴陵县偃虹堤，在县西，宋郡守滕宗谅筑。”清人所撰《行水金鉴》卷79记载得更为详尽：“岳州府城西岳阳楼一带，正临洞庭湖，春夏水涨，波涛撼城，势甚可忧。宋守滕宗谅筑偃虹一堤障之。”据书中记载，滕宗谅主持修筑的偃虹堤直到明代初年仍发挥着作用。不仅范仲淹颂扬滕宗谅在岳州的政绩，而且当地也有铭记。《湖广通志》卷25记载了巴陵县有座五贤庙，其中供奉祭祀的除鲁肃、陶侃、李镜、陶宗孔四人外，还有滕宗谅，排在陶侃之后。据《宋史·胡宿传》记载，滕宗谅在知湖州时大兴学校，“其后湖学为东南最”。从《宋史·滕宗谅传》看，滕宗谅其实是很清廉的，“及卒，无余财”。《宋史》本传也说他“莅州喜建学”。对他的人格，《宋史》本传也有涉及：“尚气倜傥，自任好施。”尽管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末尾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一种对高尚者的泛指，但把滕宗谅包括在内，也并无不妥。

　　希文忧天下

　　对勤政爱民、心忧天下的滕宗谅，范仲淹是引为同志的。然而，该文假借王夫之之口，说“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笔者认为，这是对范仲淹的一种曲解。在少年时代选定良相与良医作为将来职业时，范仲淹便已立志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形成了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长期陶铸，更使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树立得相当牢固。

　　既以天下为己任，必然会有忧天下之心。范仲淹说他的忧患意识是推求“古仁人之心”的结果。他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他的思想也受韩愈这样的一代大儒影响。范仲淹心忧天下，冒死上言，也援引韩愈为楷模。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环境、危机日重的社会问题、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所及，诸多因素铸成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

　　由于背负着忧患之心，范仲淹的一生生活得很沉重，很少有欢快轻松的时候。即使在同朋友一道饮酒时，他也会联想到黎民百姓，他在诗中写道，“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他由一己之忧，而推及天下之忧，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写下了近万言的《上执政书》，针对当时各个领域中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他在述说上书的理由时说：“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先天下之忧，既有居庙堂之高之忧，也有处江河之远之忧，似乎很难归结到该文所云的“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上去。

　　摹景不写楼

　　该文先是设问：“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然后自行解释说：“《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岳阳楼记》并非“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乃重修岳阳楼”和“登斯楼也”，都提及岳阳楼。范仲淹主要根据滕宗谅提供的《洞庭晚秋图》，着重对洞庭湖的景色加以渲染。但这种渲染描写无疑是登楼所见，视角还是身在楼上。

　　其实，登楼写景，却不着墨所登之楼本身的形制，这也是历来岳阳楼诗文的一贯写法。李白的《岳阳楼》没有写楼本身，杜甫的《登岳阳楼》和《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也没有写，白居易的《题岳阳楼》、刘长卿的《岳阳楼》、韩愈的《岳阳楼别窦司直》、孟浩然的《岳阳楼》都没有写。笔者以为，这么多的诗人并不都是“顾左右而言他”。范仲淹写岳阳楼，写景不及楼，当亦有接受历来写作岳阳楼作品影响的因素，而并非是出于回避“子虚乌有”的所谓“青楼”。

　　外化为一种精神

　　该文还涉及对庆历新政的评价，认为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这也是令研究者所不解的评价。我们来看《答手诏条陈十事》的纲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便可以一目了然，庆历新政的主旨是一种政治改革，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该文对庆历新政的评价似乎是一种自我作古的曲解。

　　虽然很多人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但却能够吟诵《岳阳楼记》。这一名篇从范仲淹笔下诞生之后，已经逐渐从摹景状物的文学作品，脱离作为实物的岳阳楼，外化为一种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种人品的期许，一种行为的道德要求，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就有后乐园。我们需要虔敬地对待祖先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摒弃曲解与戏说

　　历史学走出象牙塔，被各个领域的人们所关注，成为走向未来的借鉴，于国于民绝对是件好事。对所有勇于史海弄扁舟的人，笔者一向都抱以深深的尊敬。由于缺少专业训练，人们在解读史料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偏颇。不过，笔者相信这种偏颇在今后的实践中一定会得到纠正。

　　所有学科都是一种求实的科学，都在历史的滋养下走到了今天。从古迄今，摒弃曲解与戏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评说历史、褒贬人物的史学著作，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楷模，提供了可循的范式。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见仁见智的自由争鸣也丰富了历史认识。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读物，应当是充分吸收既有学术成果并将之普及化的作业，也须避免曲解与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