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魏晋南北朝这个问题之所以关注，一个问题出发点，是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哲学，我之前做这个东西已经有两三年了。重构中国历史哲学，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打破现在通行的三个史观：一个是汉族中心史观，一个是一元实体的中国史观，再一个是革命史观。前两个不打破的话，我们永远无以定边疆;后一个不打破的话，我们在当下既无法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又无法与自己周边的邻居和解。
要打破这三个东西的话，我要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要说明三种史观也不是在历史上一直都有的，它是我们在近代以来才产生的。那为什么这三种史观能够产生?实际上，它们三个是联立着产生的。产生了之后，它们曾经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以及到了今天，为什么又必须被超越?我做这个历史哲学研究，已经出来了两个阶段性的成果，我是从边疆开始搞起。最初的计划是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最后中原，这么搞一圈，从不同的视角重新来观察、重新来思考“究竟何谓中国”。目前东北、西北已经弄完了(详见“东北观天下”“西北望长安”两篇文章)，现在正在从中原这个角度——中原和东南我打算一并写出来——正在从这个角度下手。
先简单说一下我在东北、西北那两篇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切入到对魏晋的讨论。东北跟西北那两篇里，我试图对“汉族中心史观”和“一元实体中国观”，做一个釜底抽薪式的工作，把它彻底解构掉。假如我们去看一下中国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纯粹的中原王朝，从来没有一个可持续地同时统治过长城南北，能够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从来都是草原王朝。而且草原王朝都很有特点，都是从我老家，从东北那边过来的。纯正的汉人王朝，它只能在长城以南。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本身就需要获得解释。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历史上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实际上要说定义汉人的话，从来不是用血统来定义的，就像在中原的很多诸侯国，都说自己城外住着狄人什么的，即便是中原的“狄”，在当时也根本就不会被视为汉人，但是其后裔在今天毫无疑问，会被视作汉人，血统上已经完全无法追溯。
所以真正的汉人不是用血统来定义的，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混了各种各样的血。真正的汉族是用文化来定义的，而文化就是儒家。儒家转化成日常的伦理实践，它的载体跟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是不一样的。对于一神教来说，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只要你信了基督了，或者信了安拉了，你走到哪儿都可以按照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把你扔到孤岛上，就剩你一个人了，到那会儿你就更是必须信神了，否则就崩溃了。
但是，儒教要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的话，它的载体是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就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所有这些，必须要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展开。而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就要求你必须是定居的。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须要农耕，农耕就有一个最硬性的要求，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长城。只要你越过长城以北，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必须游牧化，否则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按照儒家的方式行事的所有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组合结构必须得放弃掉。放弃掉之后，也就意味着即使你从血统上来说，是纯种汉人，到了长城以北也必须游牧化，必须蒙古化、突厥化。第一代还有点汉族的记忆，到第二代、第三代就彻底突厥人、蒙古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纯正的中原王朝从来没有越过过长城，没有可持续地统治过长城以北，他只能在长城南边待着。而对于长城南北两边，他的统治逻辑、治理逻辑、财政结构、军事结构全都不一样。在长城以南而言，中原王朝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依靠的是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有一个前提，你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在定居地区没有问题，但是跑到草原上，这事儿完全做不到。因为这帮哥们天天到处乱跑，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你收税的成本会极高。所以你在草原上搞不起中央集权的中央财政，没有中央财政就养不起官僚体系，养不起官僚体系意味着你的统治规模不会很大，你只能通过熟人关系来完成治理。一旦统治规模超过了150人之后，就必须按照规则来统治了，按规则统治就必须官僚化。但它玩不转啊!所以超过150人之后，这个部落就必须得分裂，分裂成N个小部落，然后这N个部落在草原上各自游牧，直到南边统一了之后。在南北统一之前，南北是可以做贸易的。因为北边草原上只有有限的产品，他需要别的东西，必须从南边买。假如南边没有统一的话，南北可以做贸易，而且由于南边的诸侯国，彼此之间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因为都得从北边买宝马——它们之间的贸易基本可以达到一个市场均衡的价格。对于北边部落来说，这个没问题。但是一旦南边统一之后，南边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市场均衡价格的条件，北边就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北边既然不能贸易了，那只有抢了;抢又搞不定，于是，北边的这些小部落就只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这个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部落联盟，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大首领、大可汗通过对战利品分配权的垄断，形成一个衍生性的或者说附属性的中央财政。只要他能够持续从南边抢来东西，持续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那么他的帝国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但是对北边来说，面临的困境在于，首先所有的可汗必须都能征善战。南边就用不着，南边的皇帝有官僚替他干活，这哥们只要象征一个最高的统治的正当性，就可以垂拱而治。但是对于北方来说，是必须天天出去玩命的，你不能抢东西回来就没人跟你混了，你必须能征善战。而能征善战就意味着你的继承人不能是小孩儿，可汗不能是小孩儿，但是那帮能征善战的兄弟又不可能活太久。于是大可汗挂掉的时候，他的儿子十有八九可能还未成年呢!所以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父终子及，一般来说是兄终弟及。而中原一定是父终子及。兄终弟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等到大哥二哥三哥老幺这帮兄弟全都做过了可汗、都去世之后，接下来该谁了?该到第二代领导核心了。而第二代领导核心究竟谁有资格来担任这个汗位?谁都觉得有资格，因为谁的爹都当过可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分裂，就会发生内战。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有句古诗叫“从来胡虏无百年”，没有超过一百年的。这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自然寿命所限，那哥儿几个加一块儿也活不过一百年。于是等到第一代全都挂掉之后，第二代一定会分裂。我们看到的所谓中原帝国，大汉远逐匈奴、大唐远逐突厥，把他们全都打败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所谓把他们打败了，实际上是终于熬到他分裂的那一天了。只要你分裂了，南边就有下手的机会了。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北边他会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
另一个方面，对于北边的游牧帝国来说，他们的大可汗，始终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我把这游牧帝国统一起来了，但事实上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还没有可持续的、足够稳定的、足够多的钱把所有的兵都养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下面所有的这些小部落的生活、生产单位是二合一的，他的小部落的人也可以视作小部落的兵，而小部落的兵不是大可汗的兵，而是小部落的小可汗的兵，小可汗认大可汗做老大。就像在八旗入关之前，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八旗里面上两旗是努尔哈赤的，剩下的旗都是别的旗主的。到皇太极的时候又拨走一旗，上三旗是皇太极的，另外五旗都是别的旗主的。你最多最多只掌握三旗，还有另外五旗不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是没有办法“一言堂”的，所有那些小可汗，事实上就是军事贵族，军事贵族对大可汗会形成相当强的制约关系。这样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在草原上，他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可以长期保持下来。反过来在中原，这事儿就不灵了。在中原，军事贵族民主制，在商鞅变法之后，就被over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中原和草原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以及完全不同的循环逻辑。就草原来说，他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每逢百年大限到来，他一定会崩溃，一定会瓦解。而就中原来说，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但是官僚体系里面也都是人啊，你没有办法防止官僚体系运用官位上下其手，联合腐败。除非你皇帝能力足够强，能够抗衡官僚体系。但是只有开国之君有这个能力，开国之君第二代君主有这个能力，从第三代君主开始，他完全生活在深宫之中，完全不知道如何应付官僚体系，这个帝国就会被官僚体系绑架。最初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变成一个寄生虫，并且这个寄生虫反过来主导这个帝国。于是，南边的中原帝国就会陷入离心离德的一个状态。
由于南边的财富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所以它大致耗还能耗得下去。但是，此时另外一个变量就会插入进来：就是气候变化。一旦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暖期维持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就会导致人口繁衍过多;或者冰期突然到来，就会造成资源突然减少。或者暖期突然到来，或者冰期突然到来，都会导致北方大规模南下。对南边来说，他必须使劲儿抵挡，那么就要大规模征兵、大规模征税;此时，本来南方的老农也遭遇困境了，于是内外夹攻的情况下，他就崩掉了。崩掉之后，能够进来把这个秩序重整起来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看到的，从北魏开始，实际上都是从东北来的。为什么是从东北来的?为什么他能够重整起来这个秩序?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你需要有几点：第一，你需要足够强的军事能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就是草原骑兵。但是，这个草原骑兵，假如不能有效克服你的继承危机的话，草原骑兵这种军事贵族的存在，将会使得你即使统治了，没多久你也玩完了。克服继承危机的关键是，你要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税赋;而稳定掌握中原税赋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而你要能稳定控制中原的办法就是，你得能利用草原骑兵，懂得草原上的治理方式。纯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只有从东北来的这帮兄弟，他北边靠着的是内蒙古大草原，南边靠着辽东的农耕地区。在关外的时候，南北这两种治理模式他全懂，所以入关之后，他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这种二元帝国，在辽的时候，就“以汉制治汉人，以国制治契丹人”——就是长城以南，以中原的方式，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长城以北就按契丹的传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在长城以北我的身份是大可汗，在长城以南我的身份是皇帝，中原皇帝。然后他用中原这边获取的庞大的财政，一把把所有的这些草原骑兵全都养起来，全都赎买起来，一下子把这个军事贵族给赎买掉了。赎买掉之后，此时他的继承逻辑就可以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不再需要“必须能够能征善战”了。在过去如果不能征善战，就彻底没饭吃;而今天我不能征善战，也可以有饭吃，我从中原获得这个“饭”，用中原的“饭”，把你给赎买掉，然后再用你们来控制中原。一个正常的循环逻辑就建立起来。一旦到了这种情况之下，“胡虏”就可以超过一百年了。大清干到二百六七十年，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继承危机，通过刚才我所说的多元帝国的方式彻底被克服了。
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旗人的一些历史记忆。比如在《雍正王朝》里面演到的，八爷、九爷他们想要收拾雍正，然后要搞“八王议政”。这对于纯粹的中原的君主和大臣或者亲王而言，他们脑袋里根本不会有这根弦儿，什么“八王议政”?哪有这事儿?但是对于八爷、九爷他们而言，之所以想要搞“八王议政”，这事儿在草原在关外的时候，是很自然的。他们还在沈阳的时候，本来就让大汗一共就掌握两旗三旗，你跟我嘚瑟什么啊!所以，“八王议政”是他很强的一个历史记忆，一个传统，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这么搞一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雍正或者说他们入关之后，一把把这个军事贵族都赎买掉了。“八王议政”这事儿，尽管对雍正一步步构成威胁，但是很快就被拍死了。在这之后，整个继承逻辑就彻底地稳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它不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的、汉族作为一个主体的一元实体，不断地扩张膨大到960万平方公里，不是这样一个历史。相反，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史，这个体系至少是以长城为界的南北两个体系。实际上，甚至更复杂的话，我们还可以以嘉峪关为界、以湟水谷地为界，划成高原地区、西域地区等等，可以划更多的地区。我在西北那篇文章中已经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展开聊了。
整个是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把中国历史给还原成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而这个所谓的体系史是东亚大陆基于自然生态所形成的N种特定的治理结构不断地互动，不断地PK，不断地博弈，不断地相互塑造，所有的player在一块儿寻找一种均衡关系。这个均衡，早期一般表现为外部均衡。汉或者唐，就是跟北边PK，打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开始贸易，贸易到一定程度，觉得不爽了，我们再打，最终找一个均衡点，始终是一个外部均衡。但是从辽开始，尝试着把这个外部均衡转换成内部均衡，辽的时候开始建立二元帝国了。到金的时候，把二元帝国这套治理技术基本上成型化。到大清的时候，准确地说在乾隆朝达到一个极致。乾隆朝把西域收了之后，达到极致，成为一个多元的帝国。可以说东亚大陆这个体系里边N多个player，这些player不断play的过程，是要达到一个从外部均衡逐渐过渡到内部均衡，最终形成一个体系。早期这个多元体系的政治表达形式表达为一种列国关系，比如汉-匈、唐-突等等这种列国关系，到最终表达为一个统一的、但是多元的帝国体系。所以中国历史是整个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史。
在这个体系史的视野之下，现在再进入对中原这个角度的处理。在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讨论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我为什么关注?它从两个意义上来说非常之重要，一个意义是纯就中原而言。中原的历史本身经历过三个大的结构性变迁：最早是封建社会，就是在周代的时候。在封建社会之后进入到世族社会——世族社会比较集中的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段。事实上，世族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它的终结大致是在“安史之乱”。世族社会之后就是平民社会。“安史之乱”之后，到了宋代，平民社会基本成型。然后一直到到后来，到大清。
这三个结构性变化，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到平民社会，魏晋南北朝是中间的世族社会(或者叫“豪族门阀社会”)，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从封建社会到平民社会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载体。纯就中原而言，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点。另外一个重要点在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原跟草原始终是在互构。这种互构，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原，最典型的是在东汉的时候——我们前面所说的纯粹的农耕儒家帝国会衰朽，官僚逐渐没法被皇帝控制了，于是这个帝国会衰朽——衰朽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中原帝国会彻底崩溃掉，东汉末年的崩溃相当狠。崩溃到相当程度之后，有可能开始对此前赖以维系这个帝国的ideology彻底放弃了，对它开始产生一种深刻的质疑。那么你要想重建秩序，此时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过去的ideology完全不认了，意识形态完全不认了，开始玩玄学等等这些东西了。那么，帝国要想重建，就遭遇到麻烦，遭遇到两个困境。任何一个秩序他要想成立的话，至少需要两点：一是激情。通过激情提供整个政治活动的动力因。二是理性。光有激情，只会带来破坏，激情本身必须导入某种建设的方向。那么，中国东汉魏晋之后崩溃了，崩溃了好几百年，再往后中国重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的激情从哪儿来?就从北族来;而我们新的理性是从西域来。北族提供了新的激情，西域提供了新的理性，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儿，最终在中原构成了全新的一套玩法。这套玩法，后来才让我们感受到气象万千的大唐。
也就是说，要想理解大唐的话，就离不开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理解，尤其是离不开对北朝的理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也一直非常关注魏晋南北朝史。当然这儿可以插一句，为什么这个激情没有办法内在地生成，而只能从北方的草原民族过来?我对此的解释就是，在中原，假如你官僚帝国开始衰朽的话，对皇上、对官僚而言，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民间的有可能跟他对抗的力量全都干掉。干掉的这个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民间开始散沙化的过程。这种散沙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能够把自己有效组织起来又彻底敢玩命，他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贵族机制、贵族结构。那么谁还保留那样的一种贵族的结构?只有在北边。而北边为什么能保留贵族结构?那是草原特定的一种治理机制，因为皇上想赎买那帮哥们，但是他没钱，他不得不保留。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武勇、那种激情，只能从北边过来，从北边的草原过来。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到一个特定的结构，就是从纯粹中原到草原的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包括宣府、大同，从河北到山西、到鄂尔多斯的整个这一带。作为从农耕到草原的一个过渡地带，这一带的人必须得通两边，两边都能够打交道。即使跟北边是用战争的方式来打交道，他也还得通北边。那么，两边都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类似于我前面所说的东北的那种效果。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以及在更晚些，我们可以看到每逢中原天下大乱的时候，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最重要的秩序生长点在于这种过渡带，从“农”到“草”的过渡地带。当然这儿我再插一句，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新秩序生长点，都在从“农”到“草”的过渡地带;但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之后，新秩序的生长点变了，变成从“农”到“海”的过渡地带了，也就是从上海到两广，包括汉口，所有这些有租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构成新的过渡地带，“海”这边提供新的资本、新的idea，“农”这边提供人力资源，提供很多资源，从而用某种方式得以完成重构。这是后话了，这个且不说。
还是再回到魏晋南北朝，就是我说的从两个意义上非常重视它。一个意义是他作为封建、世族到平民的这个中介性;再一个就是，在中原崩溃掉之后，北族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秩序创生能力。从这两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魏晋南北朝。
从中原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要讨论魏晋南北朝的话，很重要的一点，这段历史的核心是世族门阀的兴起，直接影响着中原地区的财政、人事、军事等等这一系列的逻辑。把世族的兴起以及它逐渐衰亡的过程能够理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中国历史这三阶段的过渡性大致说清楚。
世族是怎么来的?商鞅变法之前，整个中国是封建诸侯那样一种社会结构。包括“晋”能够最后被三家(韩、赵、魏)分掉，是因为晋内部也是一个封建化的结构。而把它分掉的这三家，内部已经开始官僚化转型了。商鞅变法之后，传统的身份性的血统贵族彻底被干掉、被夷平。臣民的身份不再依赖于血统而是依赖于军功，这带来了秦国巨大的战争动员效率，最终一统了天下。但一统的秦很快就亡掉了，刘邦又建立了西汉。刘邦在建立西汉的时候，他身边聚拢了一群军功集团。这个军功集团跟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贵族不是一个逻辑。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贵族，他得有很高贵的血统，作为“礼”的载体;而这个军功集团，就是一帮流氓、地痞、无赖出身，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传统的封建贵族，没有办法重构那种“礼”的秩序。商鞅变法将传统的封建贵族夷平之后，中国的大一统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遏抑了。因为要想能够有效对抗大一统的话，一定要有大量的基于古老血统的封建贵族存在。
刘邦把天下打下来之后，还是分封了一些子弟，天下的一半被分封出去，中央自己直辖的只有一半的领土。但是分封出去那些诸侯国在景帝的时候发生的“七王之乱”，把中央打得够呛。到了武帝的时候，通过推恩令，把所有的还有能力跟中央叫板的诸侯国，全都拆分掉，彻底把国家给“郡县化”了。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上起作用的主要就是郡守了，但汉的郡守跟后来唐往后的郡守、太守啊，权力是不一样的。在汉的时候，郡守实际就是土皇帝。皇上约等于是把整个这块地儿承包给你了，这里所有的军事、人力、财政、地方的选官，全都是你说了算。对这些郡守来说，有求于中央的越少，当土皇上就越爽。如何越少地求助于中央呢?那只能是以一个怎样的方式与当地形成合谋，就逐渐跟当地的一些豪族打交道，这使得豪族逐渐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当汉武帝发现这些土皇上不大容易搞得定的时候，他又开始往下派刺史。天下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派一个刺史。而一个州下面可能有几十个郡，这个刺史是负责监督这些郡守的。但事实上，从行政级别来说，刺史又未必比郡守高。后来顾炎武夸它，这个制度太好了!“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相当于你搞了好多的大区，刺史的实权很大，但是他的级别地位又很低。相对于郡守、这种人是皇上更容易操纵的，可以形成一个更好控制的机制。这些刺史后来又被逐渐改变成为州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三国时候什么荆州牧刘表，冀州牧、豫州牧这帮家伙，不过到这会又控制不住了。
而在汉武帝的时候，由于郡守跟当地合谋，豪族逐渐兴起。豪族的兴起，一方面意味着皇帝对郡守的控制能力会越发降低;另一方面，豪族越来越多，这个国家内部贸易等等规模会下降，国家收税就变得困难了。因为豪族很容易隐瞒自己的田产，中央的财政收入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豪族在西汉末年逐渐对政府的专制统治构成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最终有一个人试图把它干掉，这个人就是王莽。王莽篡权之后，他的一大任务就是按照周礼来重新恢复天下的土地分配，恢复“井田制”这一系列做法，用这一系列做法干掉豪族。同时他把币制也改了一下，改得乱七八糟。那时候，贵金属、贱金属，然后还有龟甲，全都可以做货币。货币制度王莽那个时候是最乱的，货币改革里面同时也包含着解决中央财政困局、以及削弱豪族的考虑在内。王莽反豪族，豪族肯定不会束手待毙，于是起来反王莽。豪族里边的头儿是刘秀，他是依靠豪族起家的，那么他最终是不可能去反豪族的。所以整个东汉的天下，东汉的秩序建立起来，直接就是一个豪族政权了。
豪族在汉武帝的时候兴起，到东汉变成一个豪族政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豪族所依凭的专业结构、意识形态——儒家。
西汉刚建立的时候，对刘邦来说，政权是当年军功集团兄弟们一块搞起来的，他对那些人约束力相对有限，不好跟他们来硬的，于是就先软着。所以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黄老之术。倒不是说皇帝不想积极有为，他没有能力积极有为而已，只能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到N年之后，到武帝的时候试图有所作为，于是就放弃黄老之术，改尊儒家。武帝的时候，基于“推恩令”等一系列的东西，把地方上有能力反抗中央集权的宗族藩王群体基本全都干掉了。可以说这时的皇权已经达到一个很强的专制，一个大一统的地步了。然后，武帝到处找人来给看，什么样的idea比较适合我统治。最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就接受了董仲舒所说的儒家，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玩的一点，就在于董仲舒甭管是他的《天人三策》，还是《春秋繁露》里，全都有高度的“谶纬化”的倾向。汉儒跟宋儒有很大的区别，后来宋儒理学，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不再讲“谶纬”了，不再讲“天人感应”了;而董仲舒高度地讲究“谶纬”，儒家的“谶纬”倾向，在东汉变本加厉。东汉初年，刘秀本身就特别信儒家，研读《尚书》什么的，而且他又特别信“谶纬”。东汉的一些著名大儒全都是谶纬高手。“谶纬”就是讲究“天人感应”——一旦天上出现什么灾变，就说这世间对应着一个什么东西。至于儒家为何会谶纬化，这应该是与儒家的起源有关。周代的儒家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他们主导并记录着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了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这方面比道家啥的强多了。西汉去古未远，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得汉代的儒家与谶纬之学相表里，《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便是此路数，《白虎通》更是将谶纬与人间秩序的联系发挥到极致。同时，谶纬之学的巫史传统与秘传心法，使其难以百姓化，在这种情况下，士族便逐渐壮大起来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也成为世族，世族士族化，士族世族化。
谶纬化的儒家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对力量已经如此强大的皇帝形成一种独特的约束机制。
说到这可以插一句，很多人批儒家的时候都会说，它是为专制辩护。我不是个儒家，但是我经常跟这些人辩论的时候，我是要为儒家辩护的。我说儒家不是为专制辩护，那会儿专制都已经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把它改变，儒生根本做不到。专制的形成首先不是依靠哪个Ideology，专制的形成首先是依赖于中央权力已经存在。而这个中央权力之所以能那么玩下来，是因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使有效对抗中央权力的其他力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社会里只有一个垄断性的中央权力的时候，不能指望一帮儒生、一帮学者，甭管是儒生还是道家还是什么人，全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所以，对儒生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而你不是要一个新的Ideology吗?我来给你新的Ideology!只要你接受了这个Ideology，我可以把你的正当性论证得很好啊!OK，那咱就合伙干吧!但是合伙干之后，一个问题来了：你的正当性是基于我这个Ideology，这个Ideology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儒学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于是，反过来儒生集团以这种方式，反向地对皇帝构成某种约束：皇上你完全可以不理我，但一旦你不理我，就意味着你统治的正当性就可能会出现问题。除非你这个流氓一直耍下去，那就要看你是否有能力通过土地财政、通过什么别的方法可以搞到足够多的钱，那样你倒的确可以耍耍流氓。但是在现代经济没有到来的时候，这种流氓很难持续耍下去。于是，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一个反制。这种反制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他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汉朝的儒家是谶纬化的。一旦谶纬化，就意味着可以进一步把统治正当性的解释权从皇帝手里剥离出来，并把它放到天上去!也只有在谶纬化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彻底把皇帝的解释能力剥离开来。甭管是儒家还是什么家，作为最高层的那个Ideology，如果它不是神秘主义的，而是理性主义的，马上就可以为皇帝所用。因为理性主义纯粹就是一个逻辑推理过程，这个推理过程完全可以由皇帝及其代理人依照对己有利的逻辑而推理下去。但是如果谶纬化，把它放在神的手里，放在天的手里，皇帝再怎么推理，也是没用的。所以汉儒的高度谶纬倾向，实际上是对皇帝形成一个更强的反制力。但是相应的，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效果：由于它是谶纬化的东西，于是需要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传承机制;更以及，当时还面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知识传播的成本非常高。知识传播的成本要想足够降下来的话，首先必须得有纸的出现;光有纸还不够，还得有印刷术大规模的应用。印刷术大规模应用是到五代的时候，冯道那会儿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没有印刷术，并且造纸技术也不发达，洛阳很容易就纸贵了，因而知识传播的成本极高。只有有钱人才能够玩儿得起这些东西。刚才我所说的秘传心法，就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那就意味着只由豪族才能玩得起这些东西，他们垄断了知识，垄断了秘传心法。所以儒学在那个时代，天然地促成了世家大族的升起。而且这种世家大族又“直接跟天意相结合”，从Ideology上，皇帝是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去控制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世家大族的兴起，使得皇帝中央财政的能力遭遇到挑战，这进一步意味着中央集权的权力就会遭受到挑战，整个的大一统的局面就会遭到很大挑战，因为中央集权的权力都是要花钱的，没钱就难以搞下去。这种巨大的挑战下，一旦大的灾变到来，政权是很难延续下去的，东汉末年就是如此。东汉末年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经常说到的桓帝、灵帝是特别糟糕的皇上，但在那会儿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桓帝是被外戚大将军梁冀扶上台的。扶上台之后，这位感觉特别不爽，因为梁冀像太上皇一样天天控制着他。他想要反制梁冀，但又没有人可用。在他当了十三年的傀儡皇帝之后，终于跟几个宦官联手，歃血为盟。这皇上很搞笑，跟那几个宦官歃血为盟的时候，他不咬自己胳膊，咬的是宦官的胳膊，那血是宦官的!他们联手就把梁冀做掉了。做掉之后，桓帝开始自己说了算了。但马上就带来一个“党锢之祸”。遭遇到党锢之祸的是谁呢?事实上就是世家大族。皇上想自己说了算，一言堂嘛。但是一言堂的时候，会遭受很大的挑战力量，就是世家大族的力量。党锢之祸就是皇帝的中央集权的努力——我们今天历史书上说是“宦官专权”什么的，实际上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的狗而已，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他试图专权，然后跟这些世家大族之间构成PK关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清誉全都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里，掌握在豪族的手里。所以在这之后，就是天下大乱，进入到三国的时代。
三国的时候，有几个很悖反性的东西。比如曹操他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绕开世家大族，绕开豪族，把一些寒族的高手给用起来了。曹操能用起寒族，是因为他足够牛，能够罩得住。但是，等到曹操死之后，曹丕没那么牛，罩不住了。那他还想继续统治的话，就得跟豪族妥协，于是由陈群开始搞九品中正法。九品中正法之后，意味着豪族在魏这边又能站得住脚了。豪族站住脚后，你老曹家宦官之后，在豪族里根本就排不上号。所以又过了若干代，世族就彻底把老曹家给干掉了，司马家上来了——司马家是世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可以说司马家干掉曹操，从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东汉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东汉世族的传统。而在蜀汉那边，诸葛亮从某种意义上是接续了曹操的传统。诸葛亮一直在试图压制，一方面压制本地的土豪，另一方面压制别的土豪，试图建立一个足够强的中央集权的控制。当然最终，我们看到历史的结果，还是东汉的继承人干掉了曹操的继承人，形成了两晋的局面。
西晋建立起来之后，世家大族仍然很庞大，接下来就是“八王之乱”，又是天下大乱，它被迫得南渡。南渡之后，到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这就意味着司马家已经完全说了不算了，你必须完全跟世家大族形成一个“贵族共和式”的关系了。
而且越是到这个时代，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坞堡”经济就越强。“坞堡”经济越强，中央的财政能力就越发减弱，越发收不上税了。整个财政逻辑从早期西汉的时候还有一些货币财政，到了后来就逐渐退化为实物财政了，尤其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基本退化为实物财政。实物财政对中央集权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不可货币化，没有办法把它足够有效率地转化为你的力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募兵。在实物财政的状况之下，就使得皇权想要跟世家大族之间进行PK，就越发地玩不转了。这是南朝的状况。
北朝那边，世家大族也留了下来。而北朝的豪族，逐渐跟南下的这些北方的军事贵族之间开始形成一个合谋的关系。北方有什么崔家、卢家……这几大家族开始跟南下的草原军事贵族形成合谋关系。中间来来回回PK了N多轮，北边“五胡十六国”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彻底想要胡化的阶段。在刘渊的时候，还自视为刘禅的继承人，他奉灵牌的时候，还要奉刘禅。但是刘渊的儿子彻底把它抛弃了，试图把北边逐渐胡化，这是一个努力。这个努力到了冉闵那儿，终结了。在这之后，第二个阶段是苻坚的前秦阶段。苻坚的前秦是试图“混一胡汉”，但是他“混一胡汉”的时候，步骤有点儿走反了。“混一胡汉”，前提是你得把这些部落给消解掉。但是苻坚为了表示自己足够的宽宏大量，他没把投奔他而来的慕容家那帮哥们给消解掉，倒先把自个儿出身的那个部落给消解掉了。这就意味着一旦天下大乱，你的统治基础就没有了。他这一步走反了，那些人跟他貌合心不合，结果“淝水之战”，南边几万人就把他几十万大军给干掉了。
“胡汉一家”，苻坚的目标是对的，但是步骤没走对。接下来第三次尝试胡汉一家的努力，就是北魏。北魏的时候，这一步终于走对了。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他建政之后第一步就是“离散部落”：我要把所有不归我直接控制的部落，全部都给离散掉;归我直接控制的那些部落，那就按我的节奏来了。反正我时时刻刻确保我的统治基础一定得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其他有可能对我构成挑战的，我全都给你离散掉。北魏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治理机制。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二元帝国”的样子已经初步开始出现了——就是长城南边是一套治理方法，北边是一套治理方法——最初的雏形是在北魏出现的，只不过坚持时间很短，没来得及弄得稍微像样一点。但是，对北魏的皇帝来说，有一点很不爽。北魏的皇帝，最初定都是在大同——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中原到草原的一个过渡地带。这种地带是新的制度创生点。北魏定都大同，南边能够控制中原，北边直接跟草原相连接，它能够有效地控制两边。而且它所依凭的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六镇”的府兵也都在大同及其周边。但是，这也意味着你跟军事贵族在一块儿，你没有办法一言堂，军事贵族始终会对你形成某种制约关系，这对皇上来说就非常之不爽。他就总想着我怎么样能够一言堂，能让我自个儿说了算?我都皇上了还被挟制，这也太不爽了!于是在孝文帝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孝文帝南迁，首都南迁到洛阳。南迁到洛阳之后，他要求所有的人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不许说鲜卑语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到这里之后，他终于摆脱了六镇骑兵对他的节制了，可以一言堂了，皇帝做起来爽极了!
但是皇上这么搞起来，就意味着他不再认北边那些老兄弟了，而北边老兄弟凭什么还认你啊!北边不再认你了，南边的人也未必认你，因为你无论怎样，你还是胡人，你的统治基础就不在了。所以，孝文帝的时候，这位皇帝还足够强，他还能够罩得住局面。但是等到孝文帝一死，北魏马上就亡掉了，然后又是天下大乱。北魏亡掉之后，分成了东魏、西魏，再往后又被篡夺帝位成了北周、北齐。北齐的奠基者创建者叫高欢，这哥们是个汉人，但他比较胡化。当时的中国是分成三部分的，北周北齐跟南边的萧梁，以及后来的陈，而这三个里面实力最强的是高欢。高欢这哥们是一个完全胡化的汉人，汉人的东西他也懂，胡人的东西他也懂，而且实际上他更接近鲜卑人。并且，他占据了最富庶的地方，人口也是最多的地方，所以它的力量最强。因为力量最强，这哥们就开始作了，No zuo no die，最后这哥们的帝国就Zuo die了。为什么Zuo die了?因为他的对手是奠定北周基础的宇文泰。当然，宇文泰主事的时候还是叫做西魏，他儿子才篡位成为北周;高欢主事的时候那边也叫东魏，也是到他儿子才篡位成北齐。
宇文泰面临一个困境就在于，他占据的关中跟东魏-北齐相比，比较贫困，人又比东边要少很多。而对东边来说，高欢充分胡化，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靠草原骑兵，靠北府的六镇骑兵这帮兄弟。而宇文泰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北府骑兵，人数不够用，他的人口总量太小。他想跟高欢之间进行PK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汉人以某种方式动员起来。如何才有可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前提是你必须“胡汉混一”，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把汉人动员起来的。所以，在宇文泰的手上，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复周礼”的活动。第一次复周礼是在王莽那儿，第二次复周礼就是在宇文泰的手上。他通过苏绰来复周礼，搞井田制、授田制等等，这一系列全是在宇文泰的手里搞起来的。搞起来之后，“胡汉混一”了;而且它的兵制也开始变化了。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已经逐渐冷落那些北方老兄弟了。还在大同的时候，他会认为草原人代表着最高贵的族群;但他定都洛阳之后，就开始认为那边是粗鄙的人了，“我们中原人”才是最高贵的人。过去府兵像八旗子弟一样，是很骄傲的;但是，你认为他粗鄙，他的地位就越来越衰弱了。过去府兵、鲜卑人这种身份特征，让他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身份特征反倒成了丢人的一个事儿了。这种状况在西魏-北周仍然存在，于是府兵开始要求重新恢复尊严;对宇文泰来说，又要把汉族百姓也以某种方式动员起来，于是他就彻底把兵制重整了一遍：让汉人也可以加入府兵，同时恢复原来府兵尊贵的身份特征。通过这种方式，西魏-北周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在此基础上，北周就把北齐给干掉了，接下来又把南边干掉，一统天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基于北周的历史，彻底形成了“胡汉混一”的局面。
这个“胡汉混一”的局面，直接的型塑了隋朝和唐朝的国家政策。于是在这之后，才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时期那种气象万千的宏大帝国。它彻底突破了中原儒家的这种地理依赖性——就是由于我们在前面聊过的由于自然生态所形成的一种地理依赖，尽管它自称“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但事实上，这种地理依赖，使得它的治理过不了长城，过不了嘉峪关，过不了湟水，无法真正地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而草原上的那帮兄弟，整个欧亚大陆上来回跑，所以这些游牧者天然具有一种世界视野。那么大唐那种世界帝国的气象万千、雍容大度，事实上是结合了草原的视野和中原的财富、文化，再加上从西域来的佛教等等一系列新的理性，重构了中原这种理性机制。依凭北边的勇气、激情，加上西边来的新的理性，与中原旧有的东西进行完整重构，才最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而且庞大的世界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东西方贸易彻底打通。长途贸易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贵金属越来越多的流入，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事实上货币财政重新成为可能。
但是，唐玄宗并没有来得及把这个转型完成。因为还在唐太宗的时候，政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府兵，受制于那些柱国大将军。所以他开诚纳谏，当然这哥们比较开通，但是前提一定得是有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机制，否则开明本身也靠不住。他开诚纳谏，某种意义上有点类似于关外的大汗，因为他受制于府兵。但是到了玄宗的时候，就开始试图摆脱那些府兵了。于是玄宗再次开始大量设置“使”职，诸如节度使一类皆如此，在此之前是没有这种“使”职的。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完全在官僚体系内部，有一整套的制度性的安排。他设置的这些所有“使”，事实上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由玄宗来特命并主导。玄宗把“使”职设置出来，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机会来搞专制了。
这个专制要想落实的话，首先它需要货币财政。而货币财政基于大唐的国际贸易的过程以及它内部规模变大，贵金属增多，逐渐开始成为可能了，但玄宗的时候还没有从政策上实现这种转向。对玄宗来说还需要另外一点，就是要想专制的话，除了货币财政，还得需要有能力从贵族(实际上就是世家大族)之外拔擢人才。因为只有贵族之外的人才，没有独立于皇帝之外的身份基础，才会对皇帝有着最强的依赖性，皇帝的专制才搞得定。贵族之外拔擢人才，就依靠科举。但科举要想展开，有一个条件，就是知识传播的成本必须大幅下降。早在武则天时，就已经开始尝试彻底甩开这些达官贵族，于是把科举搞起来了。但由于当时知识传播的成本没有大幅下降，所以科举还没有成型。玄宗继承了一些武则天拔擢的人才，但是他还希望有更多的脱离于贵族的、在朝廷里没有根基的人可以为己所用，于是便启用了胡人。他只注意到胡人和平民一样在朝廷没有根基，但没有注意到胡人却另有根基，最终这个政策招致安史之乱。胡人不是不可用，但是前提必须得有一种能够理解胡人的视野，太宗是有这个视野的，用好了胡人才得以拥有其世界帝国;但显然玄宗已经丢掉了这个视野，导致大唐从世界帝国开始再度内向化为一个中原帝国。
安史乱后，中原的世家大族一片凋零，同时中央财政一塌糊涂，杨炎开始搞起两税法改革，这就是中央财政从实物财政大规模转向货币财政的起始。一旦能够完成这种转型，中央的实力便会对世家大族形成一种碾压性优势，世族社会便无法再继续了，历史开启了向平民社会转型的大门。当然，这不是杨炎搞了改革马上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更多的历史演化。杨炎的改革首先也是因为安史乱后的藩镇割据的困局所致，但他为后世的转型提供了起点。
藩镇割据后又出现黄巢之乱，世家大族在此乱中差不多凋零殆尽，嗣后进入五代十国。到了五代的时候，冯道把印刷术发展起来了。到宋代，印刷术大规模展开，知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于是皇帝直接从民间拔擢人才一下子成为可能。在这之后，我们所说的世家大族社会为平民社会所取代，终于水到渠成，中国完成了从封建，到世族，再到平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
(全文完，本文作者根据录音整理略作修订。音频版请在喜马拉雅FM“就士游沙龙”收听。感谢窦宏伟同学整理录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