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体系史的视野之下，现在再进入对中原这个角度的处理。在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讨论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我为什么关注？它从两个意义上来说非常之重要，一个意义是纯就中原而言。中原的历史本身经历过三个大的结构性变迁：最早是封建社会，就是在周代的时候。在封建社会之后进入到世族社会——世族社会比较集中的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段。事实上，世族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它的终结大致是在“安史之乱”。世族社会之后就是平民社会。“安史之乱”之后，到了宋代，平民社会基本成型。然后一直到到后来，到大清。
    这三个结构性变化，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到平民社会，魏晋南北朝是中间的世族社会（或者叫“豪族门阀社会”），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从封建社会到平民社会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载体。纯就中原而言，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点。另外一个重要点在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原跟草原始终是在互构。这种互构，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原，最典型的是在东汉的时候——我们前面所说的纯粹的农耕儒家帝国会衰朽，官僚逐渐没法被皇帝控制了，于是这个帝国会衰朽——衰朽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中原帝国会彻底崩溃掉，东汉末年的崩溃相当狠。 崩溃到相当程度之后，有可能开始对此前赖以维系这个帝国的ideology彻底放弃了，对它开始产生一种深刻的质疑。那么你要想重建秩序，此时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过去的ideology完全不认了，意识形态完全不认了，开始玩玄学等等这些东西了。那么，帝国要想重建，就遭遇到麻烦，遭遇到两个困境。任何一个秩序他要想成立的话，至少需要两点：一是激情。通过激情提供整个政治活动的动力因。二是理性。光有激情，只会带来破坏，激情本身必须导入某种建设的方向。那么，中国东汉魏晋之后崩溃了，崩溃了好几百年，再往后中国重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的激情从哪儿来？就从北族来；而我们新的理性是从西域来。北族提供了新的激情，西域提供了新的理性，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儿，最终在中原构成了全新的一套玩法。这套玩法，后来才让我们感受到气象万千的大唐。
    也就是说，要想理解大唐的话，就离不开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理解，尤其是离不开对北朝的理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也一直非常关注魏晋南北朝史。当然这儿可以插一句，为什么这个激情没有办法内在地生成，而只能从北方的草原民族过来？我对此的解释就是，在中原，假如你官僚帝国开始衰朽的话，对皇上、对官僚而言，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民间的有可能跟他对抗的力量全都干掉。干掉的这个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民间开始散沙化的过程。这种散沙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能够把自己有效组织起来又彻底敢玩命，他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贵族机制、贵族结构。那么谁还保留那样的一种贵族的结构？只有在北边。而北边为什么能保留贵族结构？那是草原特定的一种治理机制，因为皇上想赎买那帮哥们，但是他没钱，他不得不保留。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武勇、那种激情，只能从北边过来，从北边的草原过来。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到一个特定的结构，就是从纯粹中原到草原的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包括宣府、大同，从河北到山西、到鄂尔多斯的整个这一带。作为从农耕到草原的一个过渡地带，这一带的人必须得通两边，两边都能够打交道。即使跟北边是用战争的方式来打交道，他也还得通北边。那么，两边都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类似于我前面所说的东北的那种效果。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以及在更晚些，我们可以看到每逢中原天下大乱的时候，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最重要的秩序生长点在于这种过渡带，从“农”到“草”的过渡地带。当然这儿我再插一句，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新秩序生长点，都在从“农”到“草”的过渡地带；但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之后，新秩序的生长点变了，变成从“农”到“海”的过渡地带了，也就是从上海到两广，包括汉口，所有这些有租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构成新的过渡地带，“海”这边提供新的资本、新的idea，“农”这边提供人力资源，提供很多资源，从而用某种方式得以完成重构。这是后话了，这个且不说。
    还是再回到魏晋南北朝，就是我说的从两个意义上非常重视它。一个意义是他作为封建、世族到平民的这个中介性；再一个就是，在中原崩溃掉之后，北族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秩序创生能力。从这两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魏晋南北朝。
    从中原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要讨论魏晋南北朝的话，很重要的一点，这段历史的核心是世族门阀的兴起，直接影响着中原地区的财政、人事、军事等等这一系列的逻辑。把世族的兴起以及它逐渐衰亡的过程能够理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中国历史这三阶段的过渡性大致说清楚。
    世族是怎么来的？商鞅变法之前，整个中国是封建诸侯那样一种社会结构。包括“晋”能够最后被三家（韩、赵、魏）分掉，是因为晋内部也是一个封建化的结构。而把它分掉的这三家，内部已经开始官僚化转型了。商鞅变法之后，传统的身份性的血统贵族彻底被干掉、被夷平。臣民的身份不再依赖于血统而是依赖于军功，这带来了秦国巨大的战争动员效率，最终一统了天下。但一统的秦很快就亡掉了，刘邦又建立了西汉。刘邦在建立西汉的时候，他身边聚拢了一群军功集团。这个军功集团跟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贵族不是一个逻辑。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贵族，他得有很高贵的血统，作为“礼”的载体；而这个军功集团，就是一帮流氓、地痞、无赖出身，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传统的封建贵族，没有办法重构那种“礼”的秩序。商鞅变法将传统的封建贵族夷平之后，中国的大一统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遏抑了。因为要想能够有效对抗大一统的话，一定要有大量的基于古老血统的封建贵族存在。
    刘邦把天下打下来之后，还是分封了一些子弟，天下的一半被分封出去，中央自己直辖的只有一半的领土。但是分封出去那些诸侯国在景帝的时候发生的“七王之乱”，把中央打得够呛。到了武帝的时候，通过推恩令，把所有的还有能力跟中央叫板的诸侯国，全都拆分掉，彻底把国家给“郡县化”了。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上起作用的主要就是郡守了，但汉的郡守跟后来唐往后的郡守、太守啊，权力是不一样的。在汉的时候，郡守实际就是土皇帝。皇上约等于是把整个这块地儿承包给你了，这里所有的军事、人力、财政、地方的选官，全都是你说了算。对这些郡守来说，有求于中央的越少，当土皇上就越爽。如何越少地求助于中央呢？那只能是以一个怎样的方式与当地形成合谋，就逐渐跟当地的一些豪族打交道，这使得豪族逐渐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当汉武帝发现这些土皇上不大容易搞得定的时候，他又开始往下派刺史。天下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派一个刺史。而一个州下面可能有几十个郡，这个刺史是负责监督这些郡守的。但事实上，从行政级别来说，刺史又未必比郡守高。后来顾炎武夸它，这个制度太好了！“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相当于你搞了好多的大区，刺史的实权很大，但是他的级别地位又很低。相对于郡守、这种人是皇上更容易操纵的，可以形成一个更好控制的机制。这些刺史后来又被逐渐改变成为州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三国时候什么荆州牧刘表，冀州牧、豫州牧这帮家伙，不过到这会又控制不住了。
    而在汉武帝的时候，由于郡守跟当地合谋，豪族逐渐兴起。豪族的兴起，一方面意味着皇帝对郡守的控制能力会越发降低；另一方面，豪族越来越多，这个国家内部贸易等等规模会下降，国家收税就变得困难了。因为豪族很容易隐瞒自己的田产，中央的财政收入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豪族在西汉末年逐渐对政府的专制统治构成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最终有一个人试图把它干掉，这个人就是王莽。王莽篡权之后，他的一大任务就是按照周礼来重新恢复天下的土地分配，恢复“井田制”这一系列做法，用这一系列做法干掉豪族。同时他把币制也改了一下，改得乱七八糟。那时候，贵金属、贱金属，然后还有龟甲，全都可以做货币。货币制度王莽那个时候是最乱的，货币改革里面同时也包含着解决中央财政困局、以及削弱豪族的考虑在内。王莽反豪族，豪族肯定不会束手待毙，于是起来反王莽。豪族里边的头儿是刘秀，他是依靠豪族起家的，那么他最终是不可能去反豪族的。所以整个东汉的天下，东汉的秩序建立起来，直接就是一个豪族政权了。
    豪族在汉武帝的时候兴起，到东汉变成一个豪族政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豪族所依凭的专业结构、意识形态——儒家。
    西汉刚建立的时候，对刘邦来说，政权是当年军功集团兄弟们一块搞起来的，他对那些人约束力相对有限，不好跟他们来硬的，于是就先软着。所以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黄老之术。倒不是说皇帝不想积极有为，他没有能力积极有为而已，只能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到N年之后，到武帝的时候试图有所作为，于是就放弃黄老之术，改尊儒家。武帝的时候，基于“推恩令”等一系列的东西，把地方上有能力反抗中央集权的宗族藩王群体基本全都干掉了。可以说这时的皇权已经达到一个很强的专制，一个大一统的地步了。然后，武帝到处找人来给看，什么样的idea比较适合我统治。最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就接受了董仲舒所说的儒家，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玩的一点，就在于董仲舒甭管是他的《天人三策》，还是《春秋繁露》里，全都有高度的“谶纬化”的倾向。汉儒跟宋儒有很大的区别，后来宋儒理学，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不再讲“谶纬”了，不再讲“天人感应”了；而董仲舒高度地讲究“谶纬”，儒家的“谶纬”倾向，在东汉变本加厉。东汉初年，刘秀本身就特别信儒家，研读《尚书》什么的，而且他又特别信“谶纬”。东汉的一些著名大儒全都是谶纬高手。“谶纬”就是讲究“天人感应”——一旦天上出现什么灾变，就说这世间对应着一个什么东西。至于儒家为何会谶纬化，这应该是与儒家的起源有关。周代的儒家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他们主导并记录着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了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这方面比道家啥的强多了。西汉去古未远，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得汉代的儒家与谶纬之学相表里，《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便是此路数，《白虎通》更是将谶纬与人间秩序的联系发挥到极致。同时，谶纬之学的巫史传统与秘传心法，使其难以百姓化，在这种情况下，士族便逐渐壮大起来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也成为世族，世族士族化，士族世族化。
    谶纬化的儒家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对力量已经如此强大的皇帝形成一种独特的约束机制。
    汉朝的儒家是谶纬化的。一旦谶纬化，就意味着可以进一步把统治正当性的解释权从皇帝手里剥离出来，并把它放到天上去！也只有在谶纬化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彻底把皇帝的解释能力剥离开来。甭管是儒家还是什么家，作为最高层的那个Ideology，如果它不是神秘主义的，而是理性主义的，马上就可以为皇帝所用。因为理性主义纯粹就是一个逻辑推理过程，这个推理过程完全可以由皇帝及其代理人依照对己有利的逻辑而推理下去。但是如果谶纬化，把它放在神的手里，放在天的手里，皇帝再怎么推理，也是没用的。所以汉儒的高度谶纬倾向，实际上是对皇帝形成一个更强的反制力。但是相应的，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效果：由于它是谶纬化的东西，于是需要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传承机制；更以及，当时还面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知识传播的成本非常高。知识传播的成本要想足够降下来的话，首先必须得有纸的出现；光有纸还不够，还得有印刷术大规模的应用。印刷术大规模应用是到五代的时候，冯道那会儿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没有印刷术，并且造纸技术也不发达，洛阳很容易就纸贵了，因而知识传播的成本极高。只有有钱人才能够玩儿得起这些东西。刚才我所说的秘传心法，就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那就意味着只由豪族才能玩得起这些东西，他们垄断了知识，垄断了秘传心法。所以儒学在那个时代，天然地促成了世家大族的升起。而且这种世家大族又“直接跟天意相结合”，从Ideology上，皇帝是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去控制的，这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