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欲拜管仲为相时，管仲便提出：“建成大厦，决不能单凭一根木材；汇成大海也决不能仅靠几条涓涓细流。君欲成就大业必须任用五杰——举动讲规范、进退合礼节、言辞刚柔相济，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为大司行，负责外交；开荒建城、垦地蓄粮、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广阔的原野上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擂鼓指挥着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统帅三军；能够断案合理公道，不杀无辜者，不诬无罪者，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司理，负责司法刑律；敢于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之臣主管监察谏议。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位就足够了，想要成就霸王之业，还要有我管仲在这里。”桓公听从管仲建议，令五人各掌其事，并拜管仲为相，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领导集团决策英明，深得人民拥护。

　　史书中王子城父和宾胥无的记载十分有限，因而除了从管仲的分析评价中对他们的性格特点窥得一斑外，我们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而隰朋与宁戚则于史有载，留下了鲜活的人物形象。

　　隰朋是齐庄公的曾孙。出身于贵族世家的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而知书达理，聪敏大方。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又周到细致，尤为擅长待人接物。管仲正是根据隰朋的这一特长，建议桓公任命他为“大行”，即外交大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职。当时周室衰微，天下纷乱，齐国欲称霸就必须担当起尊王攘夷的重任，赢得周王朝的信赖并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因此，齐国的对外政策、外交活动的成功与否对霸业的取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隰朋十分胜任“大行”之职，成为春秋时期著名的外交大臣。

　　隰朋对齐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桓公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曾对管仲、隰朋二人言道：“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管子·戒》）。隰朋在齐国的外交方面还作了大量实际性的工作，贡献巨大，最令人称道的是平晋之乱。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葵丘之会后不久，晋国发生内乱，隰朋统帅诸侯联军平定晋国之乱，与秦穆公之军共纳晋公子夷吾于国，是为晋惠公。还代表齐国主持了晋国与戎狄之间的谈判，以抵御威胁中原的外来侵迫。他又会合诸侯筑城于缘陵，把倍受荆楚淮夷侵迫的杞国迁至那里安置。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齐国的实力与作用，巩固了其霸主地位。

　　对隰朋最了解，因而对他的评价也最全面公允的莫过于管仲。据《管子·戒》篇记载，管仲病重，桓公前去探视，询问万一其病不治，谁是接替相职的最佳人选。管仲答道：“隰朋可以，隰朋的为人，眼光远大而能虚心下问。以善胜人，不一定能服人；以善陶冶人，没有不服之人。对于国政该不管的不管，对于家事不必知的不知，这只有隰朋能够做到。且隰朋的为人，在家不忘公务，在公门不忘家事；事君无二心，也不忘自身；用齐国的货币救济过路的难民，受惠者却不知道是他做的。隰朋是大仁大德之人。”“我认为能根据变化的形势与百姓共荣辱，然后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是隰朋啊。”

　　“宁戚饭牛”的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的范例。宁戚本是卫国人，他聪慧好学、抱负远大。但当时卫国内乱外患连绵不断，宁戚家破人亡，无所归依。空有满腹才华却苦于无处施展的他听说齐桓公好贤纳士，便决定前去相投。他扮成行商，赶着牛车来到齐国，夜宿于齐都郭门之外。恰逢桓公外出途经郭门，正在车下喂牛的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十分惊奇，以为他是个人才，遂起用宁戚。后来根据管仲的建议，令宁戚掌管农业生产，当时，在“地泻卤”的齐国，农业是一个薄弱环节，但又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在宁戚的管理下，齐国农业发展很快，并且还总结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生产经验和管理思想。宁戚可谓年轻有为、事业有成者。在一次宴会上，鲍叔牙特意为宁戚祝酒道：“使宁戚勿忘饭牛车下也。”提醒他要谦逊，不能居功自傲。宁戚时时以此自警，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和廉明的作风，深受人民拥戴。

　　对于东郭牙这个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议的。《吕氏春秋·重言》中做东郭邮为东郭牙，就是那个能根据别人说话的口型手势并结合当时政治形势而猜测出所言何事的人，他受到了齐桓公和管仲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但也有认为《吕氏春秋》有误，东郭牙应就是鲍叔牙。分析其性格特征，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抢在公子纠之前回到齐国，捷足先登，继承了君位。后来，他又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打败了护送纠回国的鲁国军队。并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而将管仲囚送回齐国。可以说，鲍叔牙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他在齐桓公夺得君位的政治斗争中立下了赫赫首功。但鲍叔牙却拥功不恃，当桓公欲拜他为相时，他固辞不受，而极力推荐管仲，言：“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 其为管夷吾乎。”（《管子·小匡》）并从五个方面比较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劝桓公任管仲为相，以图大业。由此可见鲍叔牙的大公无私和有知人之明。管仲曾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

　　而鲍叔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性情耿直，敢于犯言直谏。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者”，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桓公在霸业有成后常露骄矜之色，觉得自己可比尧舜。一次，他对鲍叔牙说，想派人铸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不赞同，他备言桓公之过，令桓公惭愧不已，说：“如果不是您及时批评，我迟早要犯大错误。”

　　还有一次，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同饮。致酒酣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酒呢？”鲍叔牙捧杯而起，道：“希望您不要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再拜说：“我和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

　　两百多年后，孔子与学生讨论臣之最贤者时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并进一步评价道：“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可见孔子对鲍叔牙评价之高。

　　正是因为桓管之时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并知人善任，注意用其所长，使其各司其职，使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和发挥才华的岗位。终使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兴盛局面，为开创赫赫首霸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弃一箭之仇，委军国大政

　　桓公虽然登上君主高位，但前景并不容人乐观。襄公留下来 的是一个烂摊子。《国语·齐语》中这样写道：“襄公筑台以为高 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维女是崇，九妃 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 之裂，戎士待陈妾之馀。.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 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真可谓齐桓公受命于 危难之际。为了使齐国走出荆山棘海，桓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任管仲为相。

　　任用管仲，在当时既非一件小事，亦非一件易事，因为横亘 在桓公面前的有三大障碍。其一，管仲虽为姬姓，然而家道中落， 早已丧失了贵族身份。他本人不过是一普通“四民”中的商贾。在 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时代，管仲低贱的出身框定了他的仕途。这 是制度障碍。其二，桓公姜姓，管仲姬姓。从大处看，姬姜固属 姻亲关系，然具体到桓管个体而言却无任何亲戚瓜葛。在“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任用异姓的管仲 诚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传统心理障碍。其三，管仲作为纠的 辅佐，是为桓公的政敌；又曾一箭射中桓公的带钩，差点要了他 的命，是为桓公的仇敌。对身兼政敌加仇敌的管仲，非碎尸万段 不足以解其恨，怎谈得上任为宰相呢?这是桓公恩仇障碍。

　　然而管仲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管仲有才，而且是匡世 大才。当时鲁国的大谋士施伯这样评价管仲说：“管仲者，天下之 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 狄则狄得意于天下”(州、匡》)。其二，齐桓公欲作中兴之主，称 霸诸侯，非用管仲其才不可。对此，施伯看得很清楚：“管仲天下 之大圣也，……”返齐、天下皆乡之”(《大匡》)。鲍叔说得更明白：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齐世家》)。其三，鲍叔牙的力荐。鲍叔牙既是桓公的心腹重臣， 又是管仲的知己好友，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从中斡旋，事情 往往会发生戏剧性变化。其四，桓公其人，性急，且有远虑。这 种性格对改变管仲的命运也是有利因素。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改变了桓公诛杀管仲的初衷，坚定了他委之以重任的决心。于 是囚管仲于鲁，释管仲于堂阜，斋祓三浴，桓公亲迎之郊，厚礼 相待，任为宰相。旋即又赋三权，即贵为大夫，富有三归，亲如 仲父。齐桓公在任用管仲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大度与知人善 任。

　　无独有偶，堪与桓公弃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媲美的另一件 事是，拔宁戚于喂牛之中。宁戚，卫国人，学识渊博，才华出众， 但不为卫国所用。他听说齐桓公有宏图大略，招贤纳士，重用人 才，便决定到齐国一展雄才。宁戚便以商人车夫的身份来到齐国， 夜宿齐城东门外。恰值桓公夜出会客，宁戚一只手给牛拌草，一 只手拍打着牛角唱道：“南山粲，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单布 短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康浪之水何时 粲，中有鲤鱼长尺半，敝布单衣裁至骭，清早饭牛薄夜半，黄犊 上坂且休息，吾将舍汝相齐国，出东门兮厉石斑，上有松柏青且 阑，粗布衣兮组缕，时不遇兮尧舜主，牛兮努力食细草，大臣在 尔侧，吾将与尔适齐国。”桓公奇之，载与俱归，任为大司田。管 仲死后，宁戚当了相国。

　　桓公还任用了鲍叔牙、隰朋、王子城父、高傒、陈敬仲等人， 从而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这是他成就霸业的重要保证。

　　三、标尊王攘夷，开霸主先河

　　齐桓公在以管仲为基干的集团辅佐下，厉行改革，富国强兵。 高张“尊王攘夷”的大旗，完成了称霸大业。

　　“尊王”在当时是一个很有用的政治口号。其短期目标是统二于周室，周王无力，霸主受王命代行。而远程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大 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这个口号既具有稳定当前局势的重要现实意义，又具有启示社会前进的长远意义。尊王室一方面表现在 利用盟会的形式，使诸侯间不得无故侵扰与自相残杀。如葵丘之盟，誓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 年》)。二方面表现为当周天子遇到外患时，桓公集合诸侯军，拱卫王室。如：首止之会、洮之会与咸之会，左传称曰“谋宁周”(僖公五 年)，“谋王室”(僖公八年、十三年)。并且还亲定周襄王之位。公元前648年，襄王弟带勾结戎、翟合谋伐周，齐桓公派管仲率兵平定了这次骚乱，从而巩固子周室政权。三方面表现为桓公的征伐总是在周王的旗帜下进行的。如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侵蔡 伐楚，当楚成王问及被伐原因时，管仲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返，是以来问吖《齐太公世家》)。管仲的 一席话恰好说明桓公修复太公之政，以夹辅周室，推尊周天子的抱负。双方虽未兵戎相见，然而楚国却认了错，并答应入贡于周，承认周天子名义，此可谓尊王。关于齐桓公称霸与尊王间的关系，《战国 策·韩策》中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诸侯之尊桓公也， 犹共尊襄王也。”

　　攘夷是华夏(后来称汉、再后来称中华)族内部凝聚加强的初步表现。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亲也” (《左闵元年》)。华夷之辨乃当时华夏族的一种心态。那时，生活 在四周地区的戎狄势力很大，经常骚扰王室，进犯中原。桓公除大力维护王室外，对遭到戎狄侵略的其它诸侯，亦以继亡存绝的仁爱精神，鼎力救援。如：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桓公救之。 燕庄公送齐桓公入齐境，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理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之齐地与燕。并要求燕庄公修复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后来狄人伐邢灭卫，桓公皆救之，并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 (《霸形》)，致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左闵二年》)。这种内诸夏外夷狄的态度，继绝存亡的仁爱精神 以及躬身履行的伟大实践，保卫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增强了华夏族的凝聚力，其意义是很大的。

　　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与实践过程中，桓公一次次地以霸主的身份会盟各诸侯国，假主命以号令中原。这是桓公霸业的具体表现形式。据《谷梁传》载，齐桓公衣裳之会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庄公二十七年》)。所谓衣裳之会，是指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和平盟会。兵车之会是指帅兵车聚卒伍，以军事促成外交 的盟会。《国语·齐语》的记载则为； “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语：“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三”、“六”乃泛指，并不是实数。实际上，，桓公会盟诸侯大小共16次，即《谷梁传》所载的15次外，还有齐楚召陵之盟。其间的葵丘之盟，周天子派宰孔前来赐胙，使桓公的霸业达到高潮。至此，桓公成了名符其实的春秋第一霸主。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与世长辞，惨淡经营了43年的霸业至 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