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2天神下凡的消息鼓舞着愤怒的勇士们

    幻想作用是一种心理防御活动，这种心理活动通过什么机制激发了人们反抗和复仇的激情，并以什么方式使人们彼此结合而形成一股与洋人战斗的反抗力量呢?一种群体性心理机制如何促发了群体性的战斗行动呢？
    首先，人们在幻想活动中产生的若干称现实的观念，分别与现实的观念割断了联想的结合。具体地说“刀枪不人”、“红绳拽楼”、“空中掷火”、“天神下凡”之类的观念与人们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常识之间，不再发生逻辑上的联系，并尸且不再受现实的经验、常识和形式逻辑推理的检验和证伪。换言之，由幻想作用的机制下诱发的种种与打击洋人有关的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观念可以同时被人们接受;但是，前者与后者彼此之间已经割断了联想的结合，从而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
    其次，这些通过幻想活动而诱发出来的处于同一层次的非现实的观念，彼此之间，由于共同具有心理防御的功能和排遣积愤、鼓舞斗争士气的精神作用，因而却能够彼此合乎“逻辑”地横向地联系起来。当人们迫于心理上的强烈抒发积愤的要求，而今召唤传说中和宗教迷信中的英雄来引导自己去反抗难以对付的仇敌的时候，孙悟空、赵子龙、二郎神、济公、托塔天王、姜子牙、诸葛亮、玉皇大帝、张天师、黄天霸、骊山老母，这些原来处于不同神话、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中的英雄和天神，就会奇迹般地在人们的思维中同时复活，降临在民众反抗洋人的巨流之中。彼此之间前呼后应，在引导苦难人民驱逐可恶的洋人的事业中连成一片。同时，那些原先只存在于各不相干的传说和神怪小说中的神器，例如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九连环、火轮车、越王剑，如门板一般高的关公大刀和玉泉山的洪水，也会奇迹般地在人们的观念中联成一片，成为义和团勇士们想象中的对付洋枪洋炮的克敌制胜的利器。
    一方面，片断的非现实的观念分别与现实事物割断了逻辑上的联系，而升华到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层次，并在那个层次中栩栩如生。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观念均适应了人们宣泄内心屈辱感和愤怒感的功能，而又彼此都可以逻辑地横向地联合为一片。潜意识的强烈力量，又足以使人们在理性层次上不能发现这些非现实观念之间的同时存在乃是自相矛盾的和反逻辑性的。
    这种横向地彼此联结的幻想观念群有机地构成一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特殊意识状态。如果我们把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并接受现实理智检验的日常意识状态称为第一意识状态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病态心理学的术语，把这种特殊意识状态称为第二种意识状态，或类催眠状态。                                .
    这种社会群体性的第二意识状态的不断强化与活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可以取代正常的第一意识状态，在某些有关的领域内，例如，就义和团而言，在反抗洋人侵略这一领域内，取得对人们行动和思维活动的支配控制权。换言之，当这种反常的类催眠状态足够有力和足够活跃时，它就有可能直接控制人们的思维中枢，人们在某些特定范围内的行为就不再受形式逻辑和常态行为规范所构成的日常意识状态的控制，而是靠这种类催眠状态的控制了。
    这种类催眠状态，是长期的极度的痛苦屈辱，受到长期的极度的压抑，又通过宗教、迷信和心理上的幻想作用的复杂机制而激发出来的。它可以使人们奇迹般地焕发出在日常意识状态中所不可能焕发出的精神力量、勇气和牺牲精神。如果说，半个世纪以来，苦难深重的百姓面对洋人的压迫不得不忍气吞声，是由于日常的经验和意识告诉他们，洋人“枪炮所向，应声即倒”，从而使他们有所警俱而又不得不把正义的仇恨默默地压抑在心里。那么，此时此刻，取代了日常经验和意识状态的类催眠意识状态，却“告诉”他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切神灵和历史上的英雄，从玉皇大帝，孔圣人到五台山上的十万神兵，都为保护自己的子孙的生存、为驱逐恶贯满盈的洋鬼子而下凡来了!我们这等备受欺凌的苦命人，将在孙悟空、张飞等神仙和古代英豪的带领下，将在能从空中掷火的红灯照仙姑们的保护下，向洋鬼子报仇雪恨了!昔日我们被洋炮洋枪威胁得心悸不安，如今，义和团大师兄们的咒语将保障我们的身体刀枪不入。这是何等快意的事！
    义和团的怒潮，就这样，在山东、直隶、东北、山西、河南、天津、北京，以及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现代人看来，也许他们的斗争方式带着几分愚昧，儿分荒谬和几分原始。但是，正如伟大的恩格斯在抨击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暴行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义和团的勇士们，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他们特殊的方祛，抗击妄图瓜分祖国的敌人。这些正义而愚昧的人们，在“文明”的野蛮侵略者的枪口下纷纷倒下去时，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自己保卫社稷和家园的责任。他们作为旧文化的牺杜者，却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将在未来绽开的新文化的花种。
    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作为义和团的后代，没有任何权利去嘲笑、指斥自己的祖辈—那些世代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人们在为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时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去逃避一种沉重而又神圣的历史责任—怀着科学的态度去反思，究竟是什么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导致他们爱国行动的蒙昧性质？任何省力而肤浅的对义和团牧歌式的赞美和同样省力而又浅薄的对义和团的斥责，都将是放弃了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