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后，洋人对中国的压迫和侵凌日益加深。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在义和团幻想中的神术的召感下反抗西方侵略的斗争，与正统士大夫保守主义的卫道斗争，如何会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并相互激荡？那些怀着最卑劣的私欲的上层统治者，又如何欣喜若狂地崇信义和团的神术“奇迹”，并煽起一股畸形的普遍社会性的潮流，促成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民族悲剧？清末社会思潮发展过程的扑朔迷离的最后一幕所具有的悲壮性和迂腐性，正义性和保守性，如此奇特地结合为一体，给现代和未来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个不断值得探讨的严峻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内涵是如此丰富，以致多少年来，每一代中国人都可以从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从这一历史课题中发掘出某些新的富于启示的涵义。

6-1  在苦难与屈辱中激发的幻想

    老百姓有充分的理由僧恶洋鬼子们:鸦片的输入，教会的横暴，教民的仗势欺人，以及洋货倾销与铁路修筑，使成千上万依靠传统手工业和运输业为生的人们丧失了赖以生布的手段。在下层民众看来，洋人筑路把“龙脉”给挖断了，洋人开矿把地下的宝气给漏了，教堂禁止信教者祀祭祖先，把我们祖先的神抵给激怒了。久旱不雨之后，“杀了洋人头，猛水往下流”的歌谣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寄托着人们愤怒、迷信和复仇的心愿。民众曾经通过各种方式，从流血的教案事件到阻止开矿筑路的群众格斗，来进行反抗斗争。自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一年多时间内，单就山东一省而言，教案和路矿案等涉及外交的案件就达一千余件。但是每次反抗的结果，反而遭受到洋人更残酷的镇压和报复。例如，德国修筑胶济铁路，山东高密县农民拔去路桩来表示抗议。德军以保路为名，竟击毙三十余名中国平民。清朝地方官府还向德方赔偿路桩价三千四百余两，而置巾国被杀者根本不问。同年，俄国因租佃案激起东北民众反对，俄军就对手无寸铁的乡民开枪。死者达九十六人，伤者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有不少妇女儿童，事后竟以极少量抚恤金结案。面对西方列强的凶残行径，民众痛苦愤怒万分，而又无可奈何。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当人们蒙受强烈的冤抑和屈辱之后，受害者有没有可能作出强烈的情绪抒发的反应，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对侵害者施以成功的报复，使之遭到巨大的创痛，又例如，官府对侵害者施以公平合理的法律惩罚，等等。这一类行为调节手段都可以使排遗受害者屈辱感的情绪反应充分地发生。内心的僧怒、挫折和闭辱的情绪体验，就可以通过适当的宣泄而使人们重新恢复精神平衡。合理的、充分的情绪反应，能够对被压抑的消极性情绪体验起到“清泻”的作用。然而，备受洋人侵凌的中国民众的抗议和反坑，在现实生活中，反而遭受到更深重的压迫。人们既无抉指望通过宫府去公平审理和处罚洋人，而洋人枪炮又无法正面对抗。人们极端深剪的痛苦由于缺乏情绪反应的疏导渠道，而被迫压抑到内心深处。为了摆脱内心强烈的焦躁感、屈辱感的痛苦煎熬，于是，人们在潜意识中就产生一种被称为“幻想作用”的心理防御机制。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中，凭着自己的情感和希望，随意地去想象克服困难的种种办法，把自己从现实中超脱出去，在幻想中和幻觉状态中摆脱焦躁不安，得到内心的暂时满足。
    最初在山东兴起的义和拳关于可以用念咒降神的方法打败洋鬼子的迷信，正是这种幻想作用的典型表现。义和拳一旦兴起，便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到中原北方各地，并受到遭受洋人欺凌而又冤抑莫伸的广大下层民众和地方士绅的热烈崇信，正是因为人们内心被长期压抑的屈辱感和对洋人的僧恶感，可以通过这种幻想作用而得到变态的发泄和疏导。
    这种关于义和随以神术向洋人复仇的传闻是多方面的。人们深信，焚香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练过义和拳的孩童，只须用红头绳一根，就可以把高大的教堂奇迹般地拽倒;练过“红灯照”法术的少女，一手摇扇一乎挥动红手帕，便可高升于空中，可以从空中掷火，焚烧洋人居室，可以从空中盗去洋人大炮中的螺丝钉，还可以从高空中保护义和团与洋人打仗。人们还盛传，已有数十位“红灯照”女将，分赴西洋各国，去焚烧该国洋人房舍。外洋十八国中其中十六国已被其所灭。社会上还纷纷传言，义和团老师只须用法术点化，洋鬼子们就会象中了邪一样立即自相残杀。据说，有人还曾亲见义和团，领曹老师衡曹福田)在洋人楼下，从腰中掏出青钱一把，向上一掷，洋鬼子的头颅便纷纷从洋楼上坠下。
    到一九00年四五月间，这种幻想心理作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天津市民中已普遍传说，玉皇大帝已经勒命关公为先锋，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异、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常遇春、胡大海等人皆受命下凡前来会师。这种谣言，越传越广，传者乐于传，听者喜形子色，彼此深信不疑。义和团后来发展到天津、北京等大都市以后，还在街上到处设立坛场。坛上竖立大旗，旗上大书“天兵天将，扶清灭洋”。香烟蔽城，黑雾缭绕，形成一种神秘的气氛，提供了诱发社会群体性的幻想心理所必需的种种环境暗示条件。据史料记载，天津居民对于义和团灭洋的神术，“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由此可见这种社会心理的普遍性。
    如果我们把上述在京津一带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义民神术的传闻加以比较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类说法尽管形形色色，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人们在现实中长期被压抑的向洋鬼子报仇的未遂愿望的曲折反映。—因为洋炮洋枪决非土铳枪、大刀、红缨枪等现实生活中的民间武器所能对付，所以才会有运用咒语、钟术这类非现实的手段可以使其不响的幻想;因为洋枪洋炮一经发射，被射者就会应声而倒，所以才会有刀枪不入的幻想;因为洋教士欺人太甚，而官府又不敢得罪他们，所以才会有孩童用红头绳拽倒洋教堂的幻想。人们正是利用这种超越现实的形式，在想象中去战胜那些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弹人，并以此来抒发、宣泄对洋鬼子侵凌中国的深仇大恨。
    只要人们相信了这些幻想中的描绘是真实的，内心的屈辱和冤抑便会顿时有一种痛快的、暂时的自我解脱。而民间社会历来就广泛存在着“九天玄女”、“太白金星”、“焚香佩符，念咒降神”的迷信传统。平时人们半信半疑，在冤抑莫伸的无可奈何之中，出于潜意识地摆脱内心焦躁感的需要，精神的幻想作用便很容易从这种迷信心理中直接地诱发起来。白莲教、八卦教的民间宗教形式，与《封神榜沐、《西游记》、《平妖传》中那些众色的神通法力，则可以提供实现幻想用所需要的各种表现素材。事实上，千百年来，深受压迫面又逢上自然灾害的处于绝望中的贫苦农民，在聚众起义前，往往都有这一类幻想心理为触发剂。如今，逢，上自然灾害而又深受洋人侵凌和践踏的民众中，再次出现传统幻想心理的活化是很自然的。
    这种群体性的社会幻想心理，在一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的很短的时期内，便席卷了广大的农民和下层平民，它如此普遍地渗透于城乡各阶层中。
    但是，义和团“刀枪不入”“念咒歼乱”的谣传和预言，总有被证实为虚假的时候。为什么义和团神术的谣传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怀疑?相反却能越传越种，获得越来越多的崇信者，以致后来达到“都人崇拜极虔”的地步?
    因为人们听信这样的谣传，主要是为了满足心理上被压抑的反抗和复仇的未遂愿望。这种潜意识冲的非理性因素，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强有力地代替了人们的理智，支配了人们对信息真伪的判断和选择。在前一章里，我们曾引证大众传播学理论中关于人们时社会信息的吸收和接受是受人们自身的心理构成的影响的理论。大众传播学还告诉我们，人们内心的选择性接受的因索，使受传播者下意识地拒绝那些危及自己固有观念的传播内容。选择性的理解的因素，会促使受传播者一「意识地曲解那些自己回避不了的传播内容。而选择性记忆的因素，则会帮助受传播者尽快地忘记那些自己讨厌和反感的传播内容。受传播者的亲友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他悖离固有的观念。受传者本人也乐于同持相同立场观点的人交换意见。正因为如此，当义和团处于高潮的时期，人们潜意识地渴望通过幻想方式来宣泄内心积债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这些心理选择因素，就起了极大的作用。
    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九日夜，义和团与洋人军队在天津城外展开战斗。义和团有数人负伤而被送回。义和团首领则把这一负伤事实解释为;双方交战时，有逃难妓女在旁，从而使义和团“刀枪不人”的法术被冲破而失效，既然人们对“刀枪不入”的神术是如此偏爱和迷恋，这种一相情愿的幼稚可笑的解释足以满足人们偏爱这种幻想神术的内心要求。这种“希望原则，一旦支配了人们的判断，义和团的神术，就不再有被证伪的可能了。例如当时夭津一场大水挡住了洋人军队去路。民间则纷纷传言，“此天意也，无端来此大水，截断洋人来路。若非神仙保护，何能如此?”必又例如，在义和团与洋人军队交战过程中，“无论洋炮开放几次，但一有止住不放时，即谓为义和团老师闭住”，如有人向:为什么义和团老师不在对方尚未放炮之前，就施以法术，使其不响，何必等洋人大炮使民房焚毁，百姓死伤之后，才施以法术，使之不响?“民众将会愤然指斥这是直眼人”〔即奉教者)的谬论。在民众崇信神术的气氛下，这种带怀疑心的推论和反洁将为人们的感情不容，并有遭到杀身灭家的危险。因此，社会上也很少听到与崇信神术奇迹相反的舆论意见。至于一旦义和团在战斗中失利，由义和团首领刘十九所作出的下述特设性的解释，就完全可以使人们恢复对神术的信心:“义和团本是神兵神将，灭洋人本不难。今所以不能扫平者，实因多有不信之人，得罪于众神仙。故法术往往不灵。且时候尚未到，刻下与洋人合仗，实是谬天而行，待时候一到，洋人自然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