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应征的积极性不高，参检人数逐年递减，致使出现“征兵难”的客观事实。而且，“征兵难”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突出，这也是各级兵役机关特别是基层专武干部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导致“征兵难”的主客观因素很多，但一些专家和学者总把目光集中在“体检标准、年龄界限过于死板”、“城镇户口青年征集受限”等因素上，虽然有一定道理，可还是显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没有把根源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笔者就大学期间的工作实践和调查了解，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一，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与父母的宠溺无度使得新生代（尤其是九零后）娇生惯养，难以适应部队的艰苦生活；二，市场化经济的倡行和西方五大精神毒草的蔓延让人唯利是图，不虑家国；三，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令许多独生子女陷入“忠孝不能两全”的窘境；四，军队建设在“厚赏重罚，非诸俱行”这八个字上做的还有所欠缺，造成众多仁人志士对“当兵入伍”望而却步；五，部分青年对“亡天下”与“亡一姓”认识不足，在思维上坠入了“替谁保家卫国”这一伪命题的陷阱。

    一，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与父母的宠溺无度使得新生代（尤其是九零后）娇生惯养，难以适应部队的艰苦生活。

    这几天，一篇《95后因拒服兵役被罚11万 全县单位内禁招聘此人》的新闻在网上迅速走红。该新闻的主人公叫李宇，男，1995年6月出生，寿阳县（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滨河管委会青年，共青团员，2015年9月自愿报名参军到部队服役。但在服役期间，因怕苦怕累、不愿受部队纪律约束，拒不参加正常的训练和操课，以种种理由逃避服兵役。县人武部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先后多次前往李宇所在部队耐心谈话、教育引导做工作，但该青年拒绝思想教育，拒绝继续留队服现役，态度极其消极，并以绝食等极端行为相要挟，在部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至被部队按思想退兵做出处理。

    “李宇现象”并非个案。“90后”新兵是中国军队历史中管理和培养工作最艰巨复杂的一代，挑战着基层军事主官。据解放军某部一份有关九零后新兵的调查报告显示，九零后到部队时普遍怕吃苦，有26％的九零后新兵在训练期间曾找借口逃避训练，其中3人私自离队跑回家。个别九零后新兵难离矿泉水、可乐罐，甚至要求在岗楼里安装空调。而部队机关大院站岗执勤的九零后新兵中，有些手机时刻在手，屡禁不绝。驻旅日久，他们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独立生活能力不强、自私、牺牲精神差、脆弱、不善于团结协作等缺点和毛病也日益显露。

    此外，他们在部队经受挫折时心理相对脆弱，患心理疾病的概率较以前要高。具体体现为：打不得、骂不得、碰不得、高难度的动作不学、有危险的课目不练。

    溯古望今，我们不禁要问：那支信奉“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的人民军队去哪了？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中，又是什么使得这支军队能克服艰难波折、奋斗不息？是什么使其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突破险境、绝处逢生，直至打出了今天的东方强国？答案是红色精神！

    琅玕出西极，光采粲九州！正是“草劲何惧疾风寒”的红色精神，磨炼和孕育了一代伟人，培养和催生了无数革命志士，令他们义无反顾，将自己的青春和鲜血汇入中国革命滚滚洪流的热情。曾几何时，“它”曾令我军驱除外侮，痛击日寇；亦曾让华夏奋扬国威，挫败美帝！因此，红色精神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它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值当下，如何让“军民团结”的井冈山精神、“蔑视困苦”的长征精神、“期于必成”的延安精神、“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以大众喜闻乐见且兼入脑入心的方式得以传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老大难题！

    二，市场化经济的倡行和西方五大精神毒草的蔓延让人唯利是图，不虑家国。

    市场化经济既能带来物质的繁荣、工业的发展，也能带来贫富的分化与人心的异变。

    因此，美国在实施市场化经济的同时，还不忘将平等守信的“契约精神”置于案榻；日本在效仿援引之刻，也始终将舍己成仁的“武士精神”奉为圭臬。这多多少少制抑了市场经济对人伦道德和理想信仰的蛀蚀。

    但中国在建立市场机制的刹那，却将“文化道统”弃如蔽履，间接令西方的五大精神毒草“乘时抵隙”，蔓延开来。

    “娱乐至死精神”让百姓耽于庸俗，醉生梦死，这就失去了“智”； “成功学”教人变相厚黑，专为一己，这就失去了“礼”；“历史虚无主义”让青年蹈藉彝伦，三观尽毁，这就失去了“义”；“极端消费学”鼓动大家奢侈糜烂，穷资尽欢，这就失去了“廉”；“性自由学”让国人志欲无餍，甘于下流，这就失去了“耻”。

    智、礼、义、廉、耻，是为人间五常。五常不树，斯国殆亡！

    面对现在只知崇拜“唯利是图，不虑家国”这一理念的社会群体，单一宣扬什么“孔家旧学”已是治标不治本，必须加大决心，用“民族主义情节、大一统情节、爱国主义情节、英雄情节”改造我们的精神世界，用马克思的民主计划经济学、帕特·迪瓦恩的谈判协商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的“管子轻重术”重构我们的经济基础，教化人心之举方有可为！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却还期盼人人“争相入伍，多愿效死”的景象，只能是痴人说梦。

    三，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令许多独生子女陷入“忠孝不能两全”的窘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成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目前，适龄青年群体中，独生子女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尤以城镇最为明显。这也无形中为兵员征集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长期从事军务动员工作的四川省雅安军分区浦建国、田野，济南军区张世锋、张路的调查表明，从各地近3年的兵役登记情况看，在报名参军的应征青年中，独生子女占了约一半。有的地区比例更高。

    相对而言，独生子女家庭条件较好，习惯自我为中心，从小拈轻怕重，短于为人处世，令其入军从戎，家长自然很不放心。

    其次，子女也囿于孝道亲情，不能全身心的报国尽忠。由于没有兄弟姐妹，自己一旦背井离乡，不能朝夕在畔，父母又由何人照料？！

    《孟子·万章上》有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这是秦汉之际甚为流行的原则和道义。虽然世易时移，但是此话中的精神和影响难以磨灭。的确，让一个独生子女放弃“孝悌之责”而去“安疆戍边”，在心理上是不好接受的。可如果纯粹效法“芦衣顺母”的典故，“鞠躬尽瘁”这四个字未免无处安放了，等于无形之中丢掉了凛然壮节！真是应了李密那句“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盲目采用美国政府“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所造就的窘境！

    其实，关于艾奇逊的这种错误论调，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后早有回应：“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回顾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和人定胜天，审视如今严苛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难题——老龄化危机、劳动力不足与征兵难等等，我们都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卓异见识。

    四，军队建设在“厚赏重罚，非诸俱行”这八个字上还有所欠缺，造成众多仁人志士对“当兵入伍”望而却步。

    据齐齐哈尔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井占芳、华北工学院“火炮设计与制造专业”教授孔庆堂等人调查走访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家优抚安置政策基本符合国情，总体不错，但某些在具体落实上存在偏差走样和力度不够，部分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

    笔者认为，在不改变或者现有优抚政策作部分微调基础上，重点解决好落实尤其不走样的落实问题，对进一步搞好优抚工作至关重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征兵难”的矛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比如有的地方优抚安置与地方人事制度改革、企业改制发生矛盾后，不是积极设法解决，而是单纯以牺牲优抚对象利益、违反优抚安置政策为代价处理矛盾，导致有的地方不认真落实政府安置指令。河南、福建还出现过某些乡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诱导想当兵的青年签订“免享优抚金协议”。山东单县孟路反映，该县农村2003以来年均义务兵优抚标准被压到650元，仅为当地农村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不到，距《兵役法》规定“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要求甚远。显然，调整完善优抚政策，尤其纠正现有合理政策的落实方面出现的偏差，是目前缓解“征兵难”的现实和有效途径之一。

    当然，仅仅把“调整完善优抚政策”作为解决“征兵难”问题独一无二的“灵丹妙药”，也不尽现实。要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励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好青年，他们的诉求和愿望并非执拗于“经济的”，而更多是“政治的”。 而如今部队转士官、考军校尤其在直接提干等方面，还是存在许多不正之风，这就间接冷了怀有远大抱负、想要建功立业之人的心。

    所以在今后的军队建设中，我们要在“厚赏重罚，非诸俱行”这八个字上下足了功夫，争取让那些毫无能力、品行不端，只懂跑官、要官的人受处分，没出路；让那些扎实肯干、严守纪律的同志被提拔、受重用。

    五，部分青年对“亡天下”与“亡一姓”认识不足，在思维上坠入了“替谁保家卫国”这一伪命题的陷阱。

    保家卫国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捍卫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使命。防止外敌入侵，不仅是中国军人的最高责任，也是每个老百姓最神圣的任务和最明确的目标。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朱德曾经慨然兴叹：“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其中蕴含的民族气节和龙虎精神溢于言表。

    正是在这种信仰的指引下，华夏民族才能在内忧外患之时，前赴后继、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义民。其中既包括军人领袖：“忠直勇果”的周子隐、遗风余烈的岳鹏举、“倡义举勇”的文天祥、“志决身歼”的史可法；也有平头百姓：“奋戈反击”的谢迁、“驱除鞑虏”的古芬兴、“不弃汉冠，投河而死”的郭靖。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之谓也！

    然而，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一些贪官污吏尤其是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人的落马，使“军人”这一曾经高洁无比的称谓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再加上汉奸公知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关乎“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投放烟雾弹，导致青年一代普遍产生了焦虑和困惑。

    有些误入歧途的九零后大学生甚至公开叫嚣：“参军干什么？我们替谁保家卫国？替贪官污吏吗？”

    这种认知是极端错误而且危险的。

    华夏有两亡，有四忠：“两亡”便是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改朝易服、更换国号、江山易主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后世顾颉刚先生将其引申为政权的更替与民族的兴亡，至为精辟。“四忠”即神忠、人忠、犬忠、狼忠。

    所谓“神忠”，是忠于天下百姓，提倡的是一种“天下大同”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所谓“人忠”，旨在扶危济困、匡救一邦，亦即忠于自己国家的人民，此即爱国主义之核心要理；所谓“犬忠”，是指忠于某个王朝或某个人，亦即为保一家一姓之天下而不惜伏地流血、助纣为虐、阻谏质纳者；所谓“狼忠”，是指那些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相时而动，一心一意只忠于自己和权力的人。

    以此而论，羊续、白求恩可谓神忠，岳飞、文天祥可谓人忠，闻仲、比干可谓犬忠，而陈友谅、秦宗权可谓狼忠矣！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神忠和人忠正是我们应该竭力奉行的，而犬忠、狼忠正是我们要加以摒弃的。

    正如复社夏允彝所言：“起兵抗清，乃为亿兆黎民，又岂徒效‘朱明’？”意思是，我夏某抵御外侮，是为了不让国家陷入“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的乱世，百姓不致“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难道是为了保护昏君奸臣吗？！

    夏允彝正应该是我们当代青年加以深刻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抛却“大道理”不谈，单从利害关系而论，我们也应该投身行伍，积极参与到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中来。因为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哪有一刻离得开呢？

    想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滋侵，不仅像彭雪枫、左权这样一心“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的豪杰英烈奋起抗击，就连白崇禧、刘湘一类“果于杀伐，好用权谋”的枭雄恶霸也决心誓死一战。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保护南京国民政府吗？！非也！

    道理很简单：以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为首的昭和军阀集团如狼似虎，欲壑难平，假使让他们霸据中华国土，自己再想要“南面称孤，作威作福”，难道有可能吗？

    同理，在今天，战火的硝烟虽已远去，但放眼世界，部分地区的局势仍旧动荡不安。通过钓鱼岛争端、南海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昔日的敌人亡我之心未死，时刻掐谋思算，待机再起。假使我们现在对国防建设漠然视之，不肯参军入伍，贡献己力，他朝战端一开，九零后们再想保证以前 “食则饕餮盛宴，玩则歌厅酒吧”的生活，也无异于痴心妄想！

    有国才有家，国是千万家，诚是至理！

    在中国，只有七类人会极力歪曲“保家卫国”的积极意义，他们分别是美、日、韩等国在中国扶植的洋买办，能源系大佬，变卖农民土地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贱售国有资产的企业高管，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房地产开发商，还有依附于以上六类集团之上的“天天喊着要特权”的知识分子。

    因为一旦国家有难，这些国之蠹虫可以瞬间摇身一变，成为“彼国”之人，丝毫不影响其原来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不能不明鉴的。

    我相信大多数九零后们并没有他们的惊人“资本”和“厚黑”之心！我们以及我们所挚爱的亲朋好友依旧要在这故土之上繁衍生息、工作学习。势之所迫，岂有它哉？！保家卫国已经成为了我们正确而又睿智的唯一选择！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华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不管谁管？！

    我们替谁保家卫国？

    答案是：替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