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周期描述

    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又一个重要起点。从那时以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思想状况，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也构成了本文的论述框架。

    从1991年迄今的二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可以说是由两个经济周期作为基础的。1991年的经济增长率达9.2%，对比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呈现了明显的复苏势头。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主要由于投资拉动，1992年经济增长率越升至14.2%，达到本轮周期的最高点。之后缓慢下滑，到1998年以后陷入所谓“七上八下”的局面（1998年7.8%，1999年7.6%，2000年8.4%，2001年8.3%）。经济全面紧缩，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稍后波及中国，加剧了这一进程。与最高点14.2%相比，这种落差是明显的。但客观地讲，“七上八下”仍是相当高的增长率，所以有人怀疑这些数据，要求和同期的发电量进行比对，因为一般认为，发电量与经济总量高度正相关。但是，与历年不同，在199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连续几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恰好缺少发电量的数据。[1]

    与本轮经济周期重叠的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造。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使国企成为市场竞争主体。随着本轮经济周期进入衰退期，大批国企陷于困境，1997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39.1%。在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企业关停并转，造成数千万职工下岗，仅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总数即超过1000万，占全部职工的近8%。[2]

    到2002年，宏观经济结束“七上八下”的局面，增长9.1%，之后持续上升，随着国企恢复活力并扩张成长，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本轮周期的最高点14.2%（恰好与上一周期的最高点相同）。[3]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造成世界经济衰退，2008年后中国经济连续下滑，2013年下降到7.7%，迄未结束。在本轮周期内，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法、英、德、日等国家，按汇率计算制造业规模于2010年超过美国，中国崛起已成为当代世界史的新趋势。

    作为重要的观察点，两个经济周期交汇的时段，尤其需要关注。

    二、世纪之交是划时代的转折点

    这两个经济周期交汇的时段，也就是世纪之交，有几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值得注意。首先，伴随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造，工人群体的身份完成了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公有制体系内，工人享有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社会经济权利，因此成为政权主要的依靠对象。在“文革”和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中，工人群体都是一支稳定性的力量。但是，经过急剧的国企改革和下岗潮，到90年代末，体制内的传统工人阶级已转型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雇佣劳动者。

    第二，由于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加剧，包括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市第二、三产业的通道被阻塞；同时，乡镇企业陷于困境，继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制大多改为私营企业，农村贫富分化；另外，1996年粮食生产过剩，一方面生产成本连续增长，另一方面粮价低落，谷贱伤农。世纪之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三农”问题爆发，成为公共议题。1999年12月，温铁军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影响颇巨，此后“三农”研究成为社科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显学。

    第三，短短几年内，经济社会关系逆转，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它对城乡社会秩序、心理秩序的冲击造成了严重的失序失范，更是建国以来没有先例的。被甩出改革和发展进程的大量弱势人群本能地寻求各种精神安慰，寻找各种信仰，特别是那些为这个时代的民众心理量身打造的所谓“邪教”。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信众包围中南海，下层社会以畸形的信仰对抗日益空心化的国家，这是精神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第四，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1993年出口仅增长8%，汇率调整后，1994年即达31.9%，以后连年大幅扩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要素之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质是全面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承担中低端制造业的产品生产，从而与美国的金融、高科技，欧洲的高端制造业，中东、拉美、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共同构成全球产业体系。至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到达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第五，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根本调整，使“两阶级一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传统社会宣告解体。作为这种变局的反映，2002年初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问世，反响剧烈。该著以组织资源（权力）、经济资源（资本）、文化资源（知识）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class）：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到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社会治理模式也随之调整：1998年3月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成立，2000年5月组建其办事机构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往主要针对刑事犯罪的“严打”往往采取运动式、间歇性的方式，与“严打”不同，“维稳”实现了制度化、网格化、日常化。

    第六，经济社会关系的丕变在执政党的纲领和核心文件中得到了及时概括和反映。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在世纪之交重新表述了党的宗旨。之后，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又明确提出，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同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浙江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等民营企业家当选党代表，而这种现象的首例，则是半年前中共广东省第九次代表大会，18名新阶层的代表高调亮相，被称为“历史性突破”。[4]对照十六大修改的新党章，其总纲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后半句是十五大及之前党章所不具备的新内容。另外，十六大党章还将党员发展对象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一项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意味着执政党完成了深刻的转型。

    总之，随着国企改造完成和中国加入WTO，世纪之交，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同时抵达划时代的转折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执政党转型同步进行，它们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三、思想文化界的症候

    90年代以来，第一轮经济周期，或者说，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给同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强烈震动，其结果，在理论界出现了新左派，在创作界则产生了底层文学。关于新左派和底层文学，已经有许多论述，这里仅略做评议。

    新左派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理论流派，它产生于90年代中后期，是对当时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理论化的反应。一般地说，它侧重批判资本和市场，相对淡化对国家和权力的反省。这其实微妙地表达了一种立场。所以，它更多关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同的问题，这种特点决定了它较多地借用西方左翼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影响了其文风。所以，行文风格和西学色彩其实都只是表象，基本立场才是实质和根本。在第二轮周期内，新左派的立场还将进一步演变，另见后文。

    大约在90年代的经济周期中，特别是在经济下滑阶段，形成了一个从主流社会脱落的庞大底层，并进入公众的视野。底层文学出现在新世纪初，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2004年）是较早的一篇。底层文学主要以同情的笔调去审视、刻画上述十大阶层中的最后三个阶层——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或者说，以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为描写对象。但是，由于1985年以后文学“向内转”，纯文学观念占支配地位，对于表现社会现实，当代作家们普遍缺乏思想和艺术的积累。这极大地限制了底层文学的成就，结果，其作品的影响基本上仅限于文学界，难以进入公共话题。例如，底层文学中的农村题材作品，与同期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2000年）或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等社会学著作相比，就影响力而言，没有一部能望其项背。考虑到中国文学，包括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伟大传统，底层文学的这种状况的确是文学界失职的表现，准确地说，文学其实已经失去了承担社会公共话题的能力。

    因此，无论是新左派理论还是底层文学，与其说它们是对现实的剖析和呈现，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某种症候。

    四、东亚模式的延续和强化

    2002年，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同时，国有企业经过改造，特别是经过1998-2000年的三年脱困，已成市场主体，尽管数量明显下降，但实力向大型企业集中，总资产不断扩大，收入明显增长。举一个近年的例子：2011年，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包揽前10名；该年500强中有184家民企，总利润却不及国企十巨头一半。因此，“国进民退”的议论在新世纪初10年里一直不绝于耳。

    在新世纪初开始的经济周期内，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赶超发达国家。2010年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同时制造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多，2013年有95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分别位居第四、五、七名。中国“土豪”全球采购，已成为世界性的风景。

    此外，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来源后，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一般认为，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一个显著标志。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4%，1993年下降到12.6%；第二个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5]但是到2012年，第一个比重恢复到22.6%，第二个比重为47.9%。[6]

    在这种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尤其是其开幕式，富丽堂皇的恢宏场面以及美俄等国首脑的莅临，使其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盛典，也仪式化地呈现了“中国崛起”这一世界性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开幕式以2008人击缶吟诵的场面开篇，充斥着古典中国的各种符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这种情况在八九十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经过两个周期，中国经济自90年代初以来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大幅提升，自“文革”结束以来严重流失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因此，从新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就日益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潮席卷左右翼思想界，双方都在向传统示好，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自由派提出“儒家宪政主义”。民间的思潮呼应了执政党的核心理念，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理念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初步提出，以后逐步完善、定型，近年则被界定为“中国梦”的主要内涵。

    自信心恢复的另一种表现，是“中国模式”的提出。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模式”作为泛左翼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引人瞩目，被广泛议论。这个命题的“弱形式”还有“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表述，它是后来官方总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学术版。以“中国模式”的提出和讨论为标志，泛左翼——包括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左派，完成了国家主义的转向。对于新左派来说，这是其原先的基本立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进一步延伸。

    国家主义转向也表现在民间舆论界，其标志性事件同样发生在2008年。这年4月，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期间，由于受到反华力量阻挠，激发了海内外华人，特别是80后一代的大规模抗议。这些80后，时称“四月青年”。之后，许多人以网络为平台发言维护国家利益，被称为“五毛”，与反体制的“公知”相对抗，构成本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极重要的现象。

    另一个群体同样以80后为主体，这就是“蚁族”。这个名词出自青年学者廉思的一本社会学调研报告，用来称呼“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7]他们聚集在北、上、广等大型城市的边缘，被视为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当代社会的底层化趋势在向上方蔓延，另一方面，它与几乎同时期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等称谓相对应，也表明了阶层固化，富贵与贫贱都在向下一代传递。

    2008年，也是本文所说的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第二个周期由盛而衰、从上升转向下行的拐点。许多事件密集地发生在2008年或其稍后时段，例如拉萨314事件、512汶川地震、628瓮安事件、杨佳袭警案、安元鼎黑监狱、邓玉娇杀人案、乌鲁木齐75事件等等。一方面中国崛起，另一方面社会撕裂；一方面经济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在很多领域仍采取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这种情形，这种特色，也将长期存在。

    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方面高调反腐，整顿吏治，加强意识形态管制，成立国安委，全面树立中央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进一步市场化，例如撤销铁道部，设立上海自贸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调高为决定性作用，等等。实际上，这仍是东亚模式，即市场经济+威权政治的某种延续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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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年度数据和历年统计公报。

[2]吕政、黄速建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134、139页。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2137万人，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

[3]本轮经济周期究竟始于2000年还是2002年，经济学界有争议，本文取2002年说。参见哈磊：《关于我国第五次经济周期的界定及特点》，载《当代经济》2010年第13期。

[4]此前，江苏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曾当选15大党代表，但森达当时还是乡镇企业，经2000年改制后才成为民营企业。

[5]参看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6]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年度数据。

[7]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