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上大学可不容易，可以算笔简单的帐：每年学费是两到三万，住宿、食物加上教科书是一万多，那么四年下来，许多学生就会背上至少十万美元的债务。毕业后就该还贷款了，以美国个人年均收入的中位数（25000美元）计算，大学生就算找到了工作，也存不下钱，更别说还贷款了。但问题在于，即便收取了如此高昂的学费，美国大学的财政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近年来，美国高校基本上都是通过收取外国留学生（比如中国）来弥补财政缺口。

为什么会这样？“无政府主义者”诺姆·乔姆斯基教授试图找出答案。本文是他在2014年2月4日时通过Skype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兼职教师协会的成员所作的一次演讲，该演讲文稿最近才在国外网站上广泛流传。在演讲中，他认为是高校的企业化管理导致了大学体系的崩溃，应试教育正在扼杀学生的自由。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已经完全脱离了初衷。但他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为什么要废除教员终身制

这是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就跟企业雇临时工一样。沃尔玛称这类人为“准员工”，他们都是些得不到福利的工人。这属于企业的商业模式，目的在降低劳动成本，强化劳动者的奴性。

大学的企业化进程从上一代人开始就在有系统地进行着，算是新自由主义攻击方式的其中一种，意味着教育已经失落了初衷。

大学的实际拥有者是董事会（如果是公立大学，则是议会），他们想减少支出，还想要温驯的劳工。要从根本上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聘请临时工。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雇佣临时工的热潮一路上涨，高校也不能例外，这就把社会分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有时被称为“富人经济体”（花旗银行为其投资者指明投资方向时，发明了这一术语），这群人身处全球财富顶端，大多数居住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剩下的人口组成了另一个群体，即“漂流者”，他们的处境是极不稳定的。

这一意图有时相当明显。当1997年艾伦·格林斯潘（注：格林斯潘是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87-2006]，曾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在美国国会作证，就其监管下产生的经济奇迹发言时，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利用了“劳动者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感”。工人缺乏安全感对社会来说是十分“健康”的，因为如果他们觉得没有保障，他们就不会要求涨工资，就不会去罢工，也不会要求福利；他们会顺从主人，乐于完成工作。对企业的经济健康来说，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

想来当时人们都认为格林斯潘的这番言论是很通情达理的，因为无人对此加以反驳，格林斯潘本人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那么，把这套理论用到高校上面：你如何去巩固这种“劳动者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不保证就业，让劳动者没有安全感，那他们就会乖乖闭上嘴，拿着微薄的工资好好做事；如果第二年他们还被允许在同样的状况下继续工作，他们就该心怀感激、知足常乐了。从企业的角度看，这就是保证社会健康有效运作的诀窍了。如今大学正走向商业化的运转模式，不稳定状态正是它们想要的。这种状况在以后会越来越普遍。

这还是大学运作模式的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其它方面也同私人企业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比如增加了层层叠叠的官僚化的管理部门。

如果你要控制劳动力，你就得拥有行政权力——看起来像是经济浪费，却利于管控。大学里也一样。在过去的30或40年时间里，为管理教师与学生而设的行政人员数量有了急剧增长：教师与学生的增长比例是相对持平的，但行政人员的比例却大幅上涨。

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本杰明·金斯伯格写了本《教师的衰落：行政管控制大学的兴起及分析》，很值得一读。书中详细描述了高校里这种商业化的大规模管理体制及其管理程度——当然还有那群收入丰厚的行政人员。这当中包括了专业化的行政人员，比如说院长。院长原本在教师行列内，他们可能会在行政处待上几年，之后再回归教师队伍。如今院长的职务大多已经专业化了，他们还需要副院长和秘书，以及其他许多许多的人，组成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所谓商业模式的其它方面，指的就是这个。

而雇佣廉价劳工（同时也是弱势劳工）的这种商业操作可追溯到私人企业的产生，工会也因此出现。大学里的廉价、弱势劳工指的是研究助手与研究生。显而易见，研究生比研究助手更加得不到保障。这种方式提高了管控效率（因为安定感不强的劳动力更听从命令），同时也保证了资金能转拨到除教育外的其它领域。自然，后果是由学生及从事这种弱势职业的人承担的。一个以商业模式运作的社会，正具有此种特征。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心照不宣地参与了这一行动。比方说，你发现自己的存款有点问题，就打电话给银行。哈哈，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你打过去，听到的只是电话录音：“您好，请按键选择您要的服务。”很可能选项里没有符合你要求的，就算有，你按下去之后，先会听到一段音乐，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请稍等，多谢您的耐心”，诸如此类。最后，话筒那端终于有人声了，你才算有机会去问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率”。根据经济学计算，这一系统降低了银行的成本。当然啦，因为这种成本被强加到了你身上，而如果以一个庞大的用户群计算，那么成本就会增加无数倍——但在经济学计算下，这些并不能算作成本。

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你会看到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高校把成本强加到了学生和教师身上，他们不单是临时性质的，还被安在一种注定无依无靠的位置上。在商业模式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这对教育有害，但如今教育已经不是他们的目的了。

事实上，如果你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在过去，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实施得还要彻底。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当这类操作还刚刚开始时，各个政治派别都对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表示了极大的担忧，那个时代通常被称作“动荡年代”。之所以叫“动荡年代”，是因为美国正日趋文明化，而这就很危险。人们对政治的参与热情日益高涨，试图为妇女、劳工、农民、青年、老人等等“特殊利益”群体争取权益，因而导致了一场显而易见的严重反弹。关于政治谱系中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国际主义组织三边委员会还出了本名为《民主的危机：关于三边委员会民主国家统治能力的报告》的书。

卡特政府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担忧所谓“民主的危机”，说白了就是民主的泛滥。20世纪60年代那些“特殊利益”群体试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中争取权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可不能被允许。但政府放过了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企业，因为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企业本来就该掌管国家，所以我们最好就此闭嘴。“特殊利益”群体正在找麻烦，政府认为“必须对民主加以更多的节制”，人们必须回到过去那种对政治的被动与冷漠状态。政府尤为关心学校，按照他们的意思，学校并没有做好“教化年轻人”的工作。从各类学生激进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中就能看到这些年轻人没被教好。

那么怎么“教化”年轻人呢？方法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用沉重的学费债务压住他们。债务本就是个陷阱，学费债务更是如此，它比信用卡债务的数额要高得多。一旦掉进这个陷阱，你就一辈子都没法脱身了，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设计的。一家企业背了太多债还能宣布破产，但个人基本上没法通过宣布破产来摆脱学费债务。如果你不还债，就无法享受社会福利。这就是“教化”手段的一种。

我倒不是说学费债务就是为这一目的发明的，但它显然歪打正着。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经济学基础在。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高等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在拥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比如历来稳踞宝座的芬兰，高等教育就是免费的；而像德国这样的富裕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也是免费的；墨西哥并不富裕，但比起它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其教育水准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同样是免费的。

事实上，看看上世纪40到5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一大群原来根本上不起大学的人得到了免费的高等教育，这对退伍军人以及社会和经济都大有助益，当时经济快速增长，这也是原因之一。当时即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很便宜。以我为例：我在1945年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常春藤盟校，当时的学费是100美元，折换到现在，大概就是800。那时拿个奖学金也很容易，你可以住在家里，想打份工也可以，上大学没有任何负担。现在的情况就要离谱得多了：我的孙辈们都在上大学，他们打工是为了挣学费，又要上学，又要工作，几乎难以支持。学费债务就是被政府当做“教化”手段来使用了。

还有另一种“教化”手段：减少老师与学生的接触。班级被扩大，聘请的临时教师个个操劳过度，几乎不能靠着一份兼职工资吃饭。如果你没有就业保障，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当然也谈不上更进一步，得到更多。这些全都是惩戒、“教化”和控制的手段，同工厂的管理方法十分相似。在工厂里，工人们必须遵守和服从纪律，像管理生产或者决定车间运作方式这类事务，他们是无权参与的。——这是管理者的工作。现在这套模式就被搬到大学里去了。我觉得那些曾经在私企和工业领域待过的人对此会见怪不怪，毕竟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高等教育应当是什么样的

首先要记住，从来不曾有过什么“黄金年代”。过去的方式与现在不同，在某些方面要好一点，但远远谈不上完美。举个例子，传统的大学等级相当严明，在决策时几乎没有民主的成分在。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激进运动里就有试图“民主化”大学，试图让学生代表加入校务委员会的。这些尝试都由学生自发进行，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现在大多数的学院里，学生多多少少能参与到院系决策中去。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建立一个民主的教育机构，机构里所有人（教员也好，学生和职工也好）都能参与决定这一机构的性质，决定如何运行它。这种模式也应该推行到工厂里去。

我要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激进的思想，它们直接脱胎于古典自由主义。如果你读过古典自由派主要代表约翰·穆勒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认为工人管理与控制车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才是自由与民主（见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这种思想在美国也得到了呼应。比如历史上的“劳工骑士团”，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引进一种合作化的工业体系来取代工资体系，从而建立起某种合作化的机构”。

或者看看约翰·杜威这位20世纪的主流社会学家是怎么说的。他不但提倡学校教育，也提倡工业教育。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具创造性的独立个体，而工业教育则希望造就有当家做主意识的工人。后者被他称为“工业民主”。他写道，只要一个社会里的重要机构（比如制造、贸易、运输、传媒）还未处于民主控制之下，那么“政治就会成为财阀操纵下的阴云，覆压住社会”。这差不多是种入门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中去。它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第二天性，也应当渗透到大学教育里面。

当然，一所大学里的某些决议最好把（民主透明性）排除在外，因为会涉及诸如学生隐私之类的问题，也不排除各类敏感议题的存在。但在大部分的高校日常事务里，学生的直接参与不但正当，而且大有裨益。比如我所在的系，40年来的系会议都有学生代表参加，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共同管理”与工人做主

也许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机构中，大学是最接近于民主管理的。举个例子，在大学的某个系里，享有终身教职的员工至少能够自己决定大部分的教务：他们接下去要上什么课，开课时间怎么定，课程表要怎样排。——这相当常见。而且终身制员工基本拥有院系实际工作的大部分决定权。当然他们并不能控制或者影响更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比方说，教师们可以推荐某人成为终身制教员，但院长、校长，甚至董事会或者议会都能否决这个提议。这种状况不常发生，但的确存在，它常常同背景结构有关。

在教师还能签发行政命令，并且还享有原则上的撤销权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代表制体系下，必须有人从事行政工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任命他们的人有权撤销他们的职务。但如今这种体系已经越来越不可靠了。专业的行政人员越来越多、重重叠叠，教师对他们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我前面提到金斯伯格的那本《教师的衰落》，里面就对此作了细致的描述。他是在深入考察许多大学的基础上完成此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等。

与此同时，教员队伍逐渐被缩编为一队临时工。他们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工作状态，无法得到终身教职。我认识几位讲师，他们的职务实际上是永久性的，但他们却未被给予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地位。每一年，他们都要提交续职申请，以便保住饭碗。这类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

至于助教，他们的待遇早就被惯例化了：他们无权参与决策，无法得到就业保障。这就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既然教员也是学校的一部分，他们当然应该参与到决策中去。需要改变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明眼人一望即知：一种商业模式正渗透入生活的几乎各个层面之中。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40年里一直统治着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对人们害处极大，也引起了一些抵制。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至少有两处地方几乎完全避开了这种侵蚀。一是东亚，那里的人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这种思想；一是过去十五年的南美洲。

对所谓“灵活性”的需求

工人们对“灵活性”一词耳熟能详。所谓“劳动改革”就包括了使劳动更为“灵活”这一条，也就是说，雇人和炒人都会容易得多。这还是一种保证利润与控制最大化的手段。“灵活性”同“工作不稳定”，是被当作好事的。

撇开工业，将这一概念引入校园同样无合理性可言。看看这个“注册人数不足”的案例：我的一个女儿在一所大学教书，有天晚上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的教学负担减轻了，因为她原本要开的一门课因为注册人数不足而被取消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学校可以把教学计划改一下——你可以教另一门课，或者开一个小班，诸如此类。教师们不会因为注册课程的学生人数有所变动，就丢了饭碗，或者产生不安定感。应对这类变动的方法有许多。

劳工应当具备“灵活性”，这又是一种标准的管控手段。干嘛不说如果行政人员在某学期里无事可干，就炒了他们呢？或者说那些董事们，他们干嘛非要杵在学校里？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也一样：如果劳工必须具备灵活性，那么管理人员呢？大多数高层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类人，所以他们也该被解雇。

相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说前几天的一则新闻，摩根大通银行的CEO杰米·戴蒙刚刚涨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工资，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因为他使银行免于刑事起诉，为银行管理人员免去了牢狱之灾。他只缴了200亿美元的罚款，就省了一场官司。在我看来，解雇这类人也许对经济发展会很有好处，可人们嘴里的“劳动改革”并不指这个。不得不受苦的是那些劳工，他们必须忍受不安定，因为他们不知道到了明天，手里的饭碗是不是还保得住。也因此，这些人被管制着，要学会服从，学会对自己的权益保持沉默。专制系统就是这么运作的，而商界就是一个专制系统，采用了商业模式的大学也一样。已经没什么遮掩的必要了。

教育的目的

这是个自启蒙时代起就辩论不休的话题。那时关于高等教育与平民教育的话题真正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教育已不再仅限于教士与贵族阶层。18、19世纪探讨的教育模式基本有两种，所用的比喻相当形象。

一种将教育比作以器皿盛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应试教育”：你把水倒入容器，别人又把容器里的水倒出来。但这个容器漏得很厉害。我们这些上过学的人都有亲身体会：你能够记住某门课的一些内容，以便通过一场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考试，而一周之后你就会把整门课都忘得一干二净。如今这种“容器模式”被叫做“一个孩子都不能掉队”、“应试教育”、“力争上游”，诸如此类。不单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是同样的状况。启蒙思想家们是反对这种模式的。

另一种模式将教育描述为一条绳索，学生们按着自己的兴趣沿绳索前行。他们也许会移动绳子，也许会改变方向，或者会停下来，提出问题。铺设绳索意味着多多少少设定了某种框架，保证了任何一种教育规划（不论是物理学还是其它课程）不至于漫无目标——它们总是有结构可循的。但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探索、创造、革新和质疑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有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他在每学期第一堂课上如果被问到“这学期的课程会怎么安排”时，总会回答：“我对这门课怎么安排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们自己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你才会有能力与信力去质疑、创造与革新，你才真正学到了东西，才真正把知识内在化，才能继续前进。学习并不是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某些既成事实，然后在第二天就把所有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这是两种大相径庭的教育模式，而第二种才是启蒙时代的典范，我认为那也是我们当致力达到的。它才是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应当采用的真正的教育模式。事实上效法这种教育模式的幼儿园正在启动中，这是件大好事。

热爱教育

我们自然希望教师和学生都能参与到一种舒心、愉快、充满挑战和激情的教学活动中去。——事实上我都不觉得这很难做到。孩子们都充满创造力、喜欢发问，他们想知道、想了解所有事情，这种探究精神要是不被打压，就会伴随他们一辈子。

如果你在成人后仍然有机会去探索此类问题，那么人生也就非常圆满了。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木匠，在创造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解决某些难题，你就是非常幸运的人。在我看来，这就把工作变成了某种你想做的事情，一种即便用不着你做，你也乐意去完成的东西。

在一间运作合理的大学，你会发现人们一刻不停地忙着工作，因为他们对此怀有热爱。这是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得到了机会，拥有了资源，他们的自由、独立和创造性都得到了鼓励——还有更好的事吗？他们热爱的就是这个。要记住，所有人都有这种机会。

一些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教育项目可以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得到发挥，这很耐人寻味。有人不久前才向我描述过一所高中里的某个科学项目，学生们被问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一只蚊子怎么在雨里飞呢？”当你考虑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它很难解答。如果某种力量砸在人身上，就像雨点砸在一只蚊子身上的那种效果，那么被砸到的人就会瞬间成为一只肉饼。但蚊子为什么没被立刻压扁？蚊子为什么还能继续飞？如果你执着于这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你就会陷入一连串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问题的挑战中，你就会想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这才是各阶段教育——从研究院到幼稚园——应当达到的水平。比方说，在一些幼儿园教育项目里，会给小孩子们发一些小玩意儿：鹅卵石、贝壳、种子，等等，然后交给这个班的孩子们一个任务：找出这其中的种子。孩子们先要开一个所谓的“学术讨论会”：他们互相交谈，试图分辨出种子。当然，老师会给出些提示，但主角是孩子们。在经过许多实验之后，孩子们自己弄明白了种子是哪一个。这时候，老师会给每个孩子一个放大镜，帮着他们把种子碾开，看看里面的胚芽是长什么样的。这些孩子们就真正学到了某些东西——不只是分辨出种子，知道让种子生长的是胚芽——而是学到了如何去发现。他们尝到了发现与创造的趣味，因而能够在教室和课程之外继续探索。

这同样可以运用到其它的教育阶段。在研究生课程上，你不能指望学生们只是记下和重复你说过的东西，你希望他们可以指出教师的错误，或者有些新的想法，能勇于挑战，向一些从来不曾探索过的方向进发。这才是各阶段教育的真谛，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这应当作为教育的目的：即，并不是把信息一味灌入学生的脑袋（就算灌进去了很快也会漏出来），而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与独立性，让学生成为那种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在发现与创造中得到乐趣的那类人。

如何应对高校企业化

这有点像让你在奴隶主面前证明奴隶制的不合理。你提出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很难找到答案。我们是拥有权利的人类，如果人们都是充满创造力、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对个人、社会，甚至经济（从狭义上看）都有好处。如果每个人都能参与并掌控自己的命运，都能同旁人合作，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也许这并不能使利润最大化，还降低了管理效率，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并无价值，不值得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