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王朝不仅商业发达、思想自由、舆论宽松，而且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也是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碰撞时期。
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畅销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广泛关注，书中描写到正处于元朝时中国的那种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普遍流通的纸币，大元王朝的繁荣、自由与宽松呈现在这位欧洲人眼中，而这些对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天堂。
到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以及货币黄金化，这些都促使了冒险家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屈一指的就是东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似乎不可避免。
耶稣诞生后的第1583年，历史上最伟大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写给万历皇帝一封信，抬头是“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伊丽莎白在信中表达了贸易互惠的想法，希望英中能够进行贸易，但是特使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这封信也随着航船沉到了海底，只到1978年才打捞起来。
耶稣会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游历了22年，1636年他写成了《大中国志》一书，他在书中写道：
“他们极其清洁干净，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和公共场合，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他们回答说：大明有完善的福利，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们每年给全国的老人举行节宴，由皇室支付费用，以示对老人的尊敬，因为老人是道德的代表。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他们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是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
我们惊奇的看到这个国度的贵人有良好的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问题时候的认真。他们有自己的科学革命和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他们富于文明和教养。他们的商业活动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他们有先进的大船制造技术，其制造的巨轮，设计精良，远先进于欧洲。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人。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明朝的政治体制如此描述：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者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由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帝国的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贵妃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毛佩琦在他的论文《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中写道：
1621年英人伯顿在他出版的《忧郁症的解剖》一书中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
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
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7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钟表、几何原理、机械、福音，另一方面，东方的内阁制度、考试制度、儒家文化也由这些传教士带到了西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同时并举，在17世纪的欧洲不可避免的刮起一股中国热，在文艺复兴和儒家文化的推动下，终于迎来了欧洲的启蒙时代，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中世纪。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神学。”
1584年西班牙教士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书中说道：“中国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他们一样生活的很好，他借此向神学发动进攻，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基础。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书，书中说道：“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1756年，为了反对英国首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独裁统治，英国议会开始用中国的文官谏议制度来对他进行抨击。
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神学”是不合理的，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代替神学。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热”，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种情况下，百科全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更是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西方的旁观者，他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历久不衰，必须仰赖道德。”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欧洲的宗教政治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它自然法则和理性原则给欧洲带来一股新风，对于中世纪宗教政治的瓦解和启蒙运动的产生无疑具有加速度作用。与此相反的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经过二千多年的运转却走近了一个死胡同，拜金主义、女色主义、非君主义都在不断的冲刷儒家文化的根基。
下面谈谈万历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基督教大约从唐朝起开始传入中国，后来唐武宗灭佛，导致基督教一度中断，元朝时基督教二次传入中国，洪武灭元后，基督教再次中断，到了16世纪末，基督教三次传入中国。
当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他们最初是来到一个叫澳门的地方，两广总督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消灭海盗，就把澳门岛给你们。后来这些葡萄牙人消灭了盘踞在广东沿海一带的海盗，他们如愿以偿的得到了澳门岛，这样他们便在远东有了一个合法的落脚点。他们在岛上修建了澳门城，城上有坚固的火炮，曾经打退了荷兰人的进攻，而且还修建有教堂、神学院，大量的神父从欧洲来到这里。
大概最开始来到澳门的是一个叫沙忽略的人，他想通过澳门进入广东传教，但被广东地方政府所拒，神父从澳门学院的窗口眺望着大陆，喃喃的说道：“岩石呀！岩石！你的大门何时才能打开。”
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很幸运的是，新任的两广总督派人来邀请利玛窦去肇庆传教，利玛窦和他的牧师来到肇庆，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但城内的百姓经常将石块扔到他们的房顶，神父的仆人抓住一个正在扔石块的小孩，说要到官府去告他，这边刚说完，那边就有百姓跑到官府去控诉神父虐待儿童，接着，又有人控告利玛窦在肇庆城奸淫妇女。
虽然神父们的进展并不顺利，但他们毕竟从一个小岛上进入到了大陆，但好景不长，这位对基督教宽容的总督被调离，新任总督勒令利玛窦离开广东，但利玛窦已经在肇庆住了七年，离开的时候，神父跟他在这七年时间里发展的基督徒抱头痛哭。
但事实上，神父并没有离开广东，他又被勒令去韶州，在韶州传教的日子，他一样遭到当地百姓的袭击与骚扰，他所发展的基督徒也遭到当局的关押与毒打。在韶州，他认识了前南京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并成功的发展了他入教，在瞿太素的运作下，利玛窦得以跟一些士大夫们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
为了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利玛窦开始蓄发穿汉服，开放图书馆让民众免费参观，他绘制世界地图让人们观看，并将西洋玩意儿赠送给当地官员，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儒学和天主教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这些无疑获得了成功，自愿入会的人开始增多，他们以士大夫和士大夫的子弟为主。
呆在广东并不是利玛窦的理想，他想到南京去，并最终到北京去，甚至还想见到万历皇帝。
1595年，利玛窦跟南京兵部侍郎石拱辰一起前往南京，时值朝廷正跟日本在朝鲜开战，帝国这个期间对外来元素是排斥的，而且南京的士大夫们也担心因此受到言官们的弹劾，进入南京城的利玛窦又被赶了出来。
接着，他折回头去了南昌，在南昌他受到当地一个王爷的接待，并让这位王爷成功入教，但利玛窦在南昌依然不断跟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他深深体会到这个帝国的“华夷有别”。
1598年，神父重返南京，由于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他在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士大夫和勋贵们对他绘制的地图，还有机械仪器、几何图形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利玛窦对儒家思想中的自然法则、理性法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相比程朱理学而言，他更推崇先秦儒家，因为先秦儒家更符合天道法则、理性法则，而程朱理学却强调个人对“天理”的理解与顿悟，推而广之，利玛窦对“心灵顿悟型”的道教与佛教也是排斥的。利玛窦在宗教文化上的不同理解自然在南京遭到了佛教徒的非议。
当时在南京住着一名有名望的僧人，他叫李本固，本是北京城的御史，因为上疏要求神宗册立东宫而被罢官，之后他放弃儒家信仰，出家为僧，一直住在南京。
李本固曾在跟儒生的一次辩论会上大谈佛家学说，贬低儒家学说，引起现场一位士大夫的不满，那位士大夫激动地说：“你对本土的儒家思想不加赞赏，反而推崇从外国流传进来的佛家思想，是何道理，利玛窦神父是西洋人，他不也信奉儒家吗？”
这位士大夫既然提到了利玛窦，李本固便邀请利玛窦前来与他辩论。
在一个有很多儒生的公开的场合，利玛窦首先发问：“请问你对造物主有什么看法？”
李本固回答道：“我并不否认有一位造物主存在，但我认为他并不是多么了不起。”
“造物主可以创造天地，你可以吗？”神父接着问。
“我也可以。”李本固答。
此时屋中有一火炉，利玛窦指着那火炉对李本固说道：“那你就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火炉出来吧。”
“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李本固气愤地说道。
李本固接着又问道：“听说神父会占星，那么神父占星的时候是跑到天上呢？还是星星来到人间呢？”
“都不是。”神父说道。
“占星的时候只是依靠星星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像。”神父接着说。
李本固显得很兴奋，他跳了起来说道：“这就对了，用这样的办法，我就可以创造世间万物。”
利玛窦立刻反驳道：“我们心中的影像都是来自实物本身，难道说心中的影像就创造实物了吗？”
接下来，宴会开始，大家都落座，在场的儒生谈起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半天也争论不出个所以然，利玛窦抛出了性本善的观点，这得到了儒生的一致赞同，但是李本固却提出了性本恶的观点，随后，李本固开始引用佛家经典。
利玛窦说道：“我们互不信奉对方教义，就不要引经据典了。”
随后，这场争论以无果而终，不过，看起来利玛窦似乎占了上风。这场争论其实所面对的焦点是“心性”问题，佛家教义提倡“心性”，而基督教义反对“心性”。基督教义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要通过信耶稣来赎罪，这样人死后才能升到天堂；而佛家教义提倡人通过省悟来体会到“万物皆空”的道理，从而获得超脱。另外，我们从儒生们争论儒家思想早已定论的性本善、性本恶的问题可以发现，到了16世纪晚期，大明朝的儒生似乎对于儒家思想也产生了动摇。
1600年，在南京士大夫们和宦官的帮助下，利玛窦开始乘船沿着运河前往北京。在临清他遇到了宦官马堂，在山东的其他地方他还遇到了李贽。利玛窦将带给皇帝的礼品展示给马堂看，两幅绘在亚麻上的精美图画，一幅是救世主的，另一幅是圣母的，还有一架琴，一架自鸣钟和几个三棱镜。
因为有了太监，所以神父要来北京的消息迅速传递给了万历皇帝，万历同意神父来京，他对神父带来的这些玩意儿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座机械钟。皇帝将圣母玛丽亚的像赐给了他的母亲，由于李太后信佛教，她便把这图像束之高阁，听人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后，都对西方的那种逼真画像感到不适应，这显然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皇帝和宫中的宦官们不懂这种机械钟如何使用，便让利玛窦手把手教宦官们如何使用，一直到教会为止。皇帝还不断派太监去向利玛窦询问欧洲的地理、饮食、文化、建筑、婚姻，当他听说欧洲的君主都居住在城堡中，每天都要上下楼梯，这位皇帝显得十分惊讶，他说道：“这不安全嘛，万一摔倒怎么办？”
皇帝不仅对西洋玩意儿感兴趣，他更想亲眼见见这位西洋传教士，但是自己已经有12年不接见大臣了，而且自己也曾说过除了太监、宫女外，他不见任何人，所以，这位脾气倔强的皇帝不能让自己食言，以给文官以口实。所以，他派人画了一幅利玛窦的等身像，皇帝看着利玛窦的画像，笑着说：“原来是个回人。”
利玛窦神父最后表示道，自己希望能够在北京传教，并死在这里，神父的请求无疑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
1610年，利玛窦逝世，神宗赐地安葬这位神父。从16世纪开始，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不畏艰险，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终身，更重要的是他们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无论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东方，这都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东西方开始在思想上开始交流，而不仅仅是经济上。明代的士大夫们虽然对于基督教无法做的完全接受，但是他们保持了平等交流的心态，而且还有部分士大夫们开始信仰基督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西方的机械、几何原理表示出了浓厚兴趣，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更令他们感到震撼。
从利玛窦与和尚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和儒家同属“修身”类哲学，而道教、佛教、理学、心学则强调心灵的感悟，虽然在17世纪以后，儒学成了欧洲的时尚，而且还对启蒙运动产生了催化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在中国，儒家思想却进入了死胡同，它正从理学、心学向隐学、实学转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