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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大帆船:三大洲银丝贸易路  
作者:[盛韵] 来源:[《外滩画报》2013年05月09日] 2015-02-02


    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40周年。其实早在遥远的明初,两国的历史就有过交集。当年雄霸海洋的西班牙帝国,曾通过拉美墨西哥和远东菲律宾殖民地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运输拉美的白银和来自中国的物产。这横跨大西洋的商船,深远地影响了东西方人们的生活。

    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文化主任罗梦丽女士半年前开始策划“马尼拉大帆船”系列讲座及论坛,曾亲自去菲律宾考察。4月初,这一活动由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与墨西哥、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馆联合举行,邀请到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名誉教授多罗斯·弗尔克博士讲述马尼拉大帆船的背景,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教授费尔南多·齐亚尔西塔博士讲述大帆船与菲律宾文化,南开大学韩琦教授讲述大帆船对明王朝的影响,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卡门·于斯特博士讲述马尼拉大帆船对墨西哥的影响。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冈萨罗·奥尔蒂斯、墨西哥驻上海总领事罗兰多·加西亚、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白瑛迪、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冈萨雷斯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富如波多西

    故事可以从西班牙发现并征服美洲说起。《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香料,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今天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保存着这本书的一部分,空白处有哥伦布的批注。哥伦布海上探险的目的,是寻找香料之国印度,他相信一直向西航行就会到达亚洲,而且知道自己会先到达日本再到达中国。但他没想到亚洲和欧洲之间还横亘着一块大陆。他到死都以为美洲大陆就是印度,所以现在的美洲土著,还叫“印度/印第安人”。

    接下去,以科尔蒂斯为首的征服者如何击败阿兹特克帝国的故事可以讲上三天三夜。殖民者抢掠阿兹特克帝国的金银珠宝,毫不顾惜其精美做工,直接融化成金块银块。1521年,墨西哥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535 年设新西班牙总督区,之后西班牙以此为据点,不断扩大殖民疆域。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的印象是:一块贫瘠的土地,有很多玉米和龙舌兰。

    真正为西班牙王国带来实质性物质改变的,是南美内陆深处的里科峰(Cerro Rico,意思是富裕山,今玻利维亚境内)。这座四周看似荒凉贫瘠的山峰,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最丰富的银矿母脉。西班牙人在发现这印加人试图掩盖的宝藏后欣喜若狂,立即动用了无数印第安人苦力开采银矿。几万人涌到这里,建起了波多西城。1565 年,秘鲁的万卡韦利卡发现了丰富的水银矿,西班牙人开始利用水银从矿砂里提取纯银。技术的飞跃,使财富的积累达到了巅峰。“富如波多西”是一句在特定时代妇孺皆知的俗语。然而,1550-1850 年间,数百万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葬身矿山。

    一时间市面上流通的白银多得前所未见,所有东西都可以根据其相应于白银的价格来买卖。白银本身并无太多价值可言,然而它出现的时机和数量正好符合了经济扩张的需求。

    于是坐拥银山的西班牙人,除了将白银直接运回本土,很快又将触角伸到了传说中的神秘东方。

    那里的人们心灵手巧,能够做出任何你想得到的物品。那里的丝绸光滑细腻,瓷器玲珑剔透,茶叶沁人心脾。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很快扬帆起航,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发,将里科峰的白银运到西班牙的远东殖民地菲律宾。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有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印度和波斯的地毯、马六甲的香水、爪哇的丁香、锡兰的肉桂、印度的胡椒。而西班牙铸造的8雷阿尔银币(约合 27.468克)专门用于对外贸易,其银纯度稳定地维持在 0.931,因此很受中国商人信任,输入中国后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在讲座现场,来自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多罗斯·弗尔克(Dolors Folch)教授特地拿出一枚当时的银币供听众传看,并指出,该银币背面图案有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及纸卷绕柱的造型,而这正是今天的美元符号“$”的来历。

    弗尔克强调,在菲律宾,白银的购买力要比墨西哥本地高三倍。因为差价如此之大,远东物价如此便宜,中国的生产力又如此惊人,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令欧洲人艳羡渴慕的奢侈品和日用品,于是马尼拉大帆船的航线很快固定下来,成为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每年往返的商贸要渠。

    马尼拉帆船航线的发现,还要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关系说起。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鉴于横跨大西洋发现了新土地,1493 年教皇宣布西班牙享有西经46度以西的每一块新发现土地,而葡萄牙则享有该线以东的土地。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对新发现地区不享有管辖权或贸易权。1494 年,西葡两国重新修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将分界线再向西移270里格(1 里格约合 5.556 公里),巴西即根据这个条约被划入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教皇子午线”确定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周游全球的大事业中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葡萄牙通过印度洋,西班牙则通过太平洋。他们都知道中国就在地球的另一边,并自大地以为谁捷足先登就能发达致富。

    葡萄牙人先到一步,却被中国官方拒之门外。好不容易在澳门占了一小块地方,处理与中日两国的贸易。而西班牙自从麦哲伦船队于 1521 年成功横渡太平洋西行到菲律宾后(麦哲伦死于菲律宾,据说被当地土著给吃了),便致力于找寻一条从菲律宾东行返回墨西哥的路线。经过无数次失败,多少航海家探险家殒命大海,才终于在 1565 年由一位修士航海家乌尔达内塔(Andres de Urdaneta)发现了“黑潮”(Kuroshio Current,又称日本暖流)。该航路于春夏季从菲律宾出发,首先乘西南季风到达日本以东,再借助北太平洋洋流和加利福尼亚洋流,横渡太平洋至墨西哥。但如果这段路程的风向不合作,船只就很容易被风吹到阿拉斯加。从菲律宾到墨西哥一般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而从墨西哥往西行至菲律宾,一般只需两三个月时间。

    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生丝和瓷器的大帆船于 1573 年到达马尼拉。驻马尼拉地方法庭主席安东尼奥·德·摩尔加(Antonio de Morga)记录了西班牙人购买的物品:

    成捆的生丝,有优质的双股丝,有质量粗糙一些的其他丝;上等的散丝,有白丝,也有各色彩丝,都缠成小把;大量的天鹅绒,有纯色的,也有饰有各种图案、颜色和款式的带刺绣的,还有镶金和绣金的;各色面料和锦缎,在各种颜色、图案的丝绸上加进金、银织成;大量绕成小捆的金银丝线;暗花缎、单面缎、波纹绸和各种颜色的其他布匹;用一种叫“兰克所罗”的草织成的麻布;数量不同的各色白棉布。

    墨西哥行省的总督可以决定帆船装载多少货物,尽管其所有权归王室。因为管理是肥缺,总督有权安排职务,于是要职时常被不懂行的关系户占据。每一个住在新西班牙总督区的西班牙人都按阶层拥有大帆船上的货位,每个货位有一张票,寡妇可以享受丈夫的配额,子女可以继承。买卖货位后来也成了十分有利可图的生意。

    “因为帆船贸易利润太高,夹带私货的情形十分严重。”弗尔克教授仔细研究了围绕大帆船的走私渠道与网络。每次大帆船申报载货从马尼拉离港后,便有许多小船跟随驶出,在途中加载私货以逃税。申报价值 200 万比索货物的大帆船,实际装载的可能达 3-4 倍之多。因为到了墨西哥并没有人再次查验货物,官方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缄默原则”,只管向申报货物收税。

    西班牙大帆船是英国、荷兰海盗最为垂涎的商船。在大帆船的历史上,耶稣会士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大帆船武装并不强,不足以抵御海盗,耶稣会士教团在加利福尼亚湾附近传教时,可以顺便刺探海盗的动向,向大帆船通风报信。

    马尼拉:为一牛皮而失国

    据马尼拉雅典耀大学费尔南多·齐亚尔西塔教授介绍,马尼拉土著原本过着刀耕火种、逐水而居的生活。

    1521 年麦哲伦到达太平洋西海岸的宿雾岛,便将之献给当时的王储菲利普(后来的腓力二世),于是便有了“菲律宾”。西班牙人于 1570 年再度来到马尼拉,建立了一个贸易港。当时马尼拉在摩洛人的统治下,摩洛人也从事海上贸易,控制了东南亚海岛地区的许多贸易港口。狡猾的西班牙指挥官重施《埃涅阿斯纪》里的故伎,请求摩洛王索利曼给他一块大不过牛皮的地。《明史》中对此事亦有记载:“时佛朗机(按:佛朗机指葡萄牙人,明朝人因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区别不开,也把在吕宋的西班牙人称为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不久后,西班牙人暗杀了索利曼,放火将其余摩洛人赶出马尼拉。“为一牛皮而失国”从此进入了中国俗语,提醒人们不要被洋鬼子欺骗。

    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已有约 300 个华人在当地从事丝织品、瓷器的买卖。1567 年明穆宗登基后开海禁,泉州、漳州与马尼拉等东南亚港口通商,一夜之间,原本偷偷摸摸做走私生意的海盗就变成了光明正大的商人。这里还有一段小逸事。时任菲律宾总督的弗朗西斯科·桑德(Francisco Sande)上书腓力二世,要求征用 4000-6000 名士兵,加上一支日本舰队,去征服中国。他认为“只要有机会,每个华人都会变成海盗,没有人忠于皇帝”,而且他还想好了宣战的理由,“他们禁止出国的人民回国”。腓力二世没有回应。9 年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又献了一份征服中国的计划书,更为具体,建议耶稣会士先行渗入搜集敌情并策反内应。他们甚至说,如果不及时行事,中国可能会落入穆斯林之手,西班牙会被永远逐出中国市场。以当时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竞争激烈程度,国王如果一时冲动很容易听信谗言。还好腓力二世脑子清楚,他拒绝了提议,而且不准这位总督以后再提交此类愚蠢的计划。他知道对中国只能贸易巧取,无法武力豪夺。

    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高墙城池,前来贸易的华人暂住在城外。长期居住的华人从事务农、打渔、搬运、缝纫等生计,他们被西班牙人称为“Sangley”(有学者认为是闽南语“生意”的谐音),没有他们,马尼拉城就无法运行,殖民者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屠杀华人事件时有发生,明朝政府虽然知道却不追究,因为这些华人迁居海外,已经自动放弃皇帝子民的身份。

    据弗尔克教授介绍,大帆船皆在马尼拉建造,马尼拉湾非常宽阔平坦,适合船只停泊。锡兰出产柚木,轻且坚固,可塑性强。马尼拉大帆船选用最好的柚木建造。勤劳能干的中国人常常在大帆船上做些中层管理工作,菲律宾人则像奴隶一般被对待。所有的货舱都是中国人包装的,他们会利用每一寸空间整齐地包装好货物,丝毫也不浪费。

    每年春天,都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从墨西哥载着白银横渡太平洋来到马尼拉。差不多相同的季节会有 30-40 艘中国帆船满载丝、棉、瓷器、火药、硫磺、钢、铁、水银、铜、面粉、栗子、核桃、饼干、海藻、纺织品、书桌和其他珍奇物品,从中国驶向马尼拉,与西班牙商人交易。

    对西班牙人来说,远航贸易的风险更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出发要花两三个月横渡太平洋达到菲律宾,回程时间则更长。如果一艘大帆船在航行途中沉没,整个贸易季度都做不成生意。从大帆船始航到 1815 年这段时间里,共有 15 艘西班牙大帆船消失在从阿卡普尔科西航途中,25 艘沉没在返程途中。其中,西班牙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帆船感孕圣母号(Nuestra Senora dela Conception),1638 年在驶往墨西哥途中沉没,当时船上装载的已申报货物总值已高达 400 万比索,更别说数目惊人的未申报货物了。隔年春天,满载白银的大帆船圣安布罗济欧号(San Ambrosio)又在吕宋岛附近触礁沉没。接踵而来的损失重创了马尼拉的贸易活动。

    近年来有经济学家指出,这几次马尼拉的白银供应出现短期紧缩,导致了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明朝的物价上涨,成为明朝崩溃的原因之一。艾维四(William S.Atwell)认为,明末白银流入减少,使业已依赖国外白银的经济解体,于是促成了明王朝的灭亡。但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认为白银进口远不及国内需求重要,无论如何日本白银的进口弥补了欧、美两大洲进口量的减退;17 世纪白银价格的上涨是因为商品需求量的减少,而不是白银储备量的降低。

    中国:欧洲钱之坟墓

    在“白银为王”之前,中国有一项足以为傲的发明——纸币,可惜生不逢时,太超前了。据韩琦教授介绍,自 11 世纪起,中国官方每年铸造的钱币(多为铜钱)都成倍递增,但仍然供不应求。铅、铁产量丰富的地方,也会使用铅币和铁币;丝、茶这些大宗奢侈品开始充当“货币”用于大型交易。因为运送起来成本高、风险大,收税员和长途贸易商开始印制以大宗商品为本位的纸钞。比如把盐运到某处售卖的人,会得到一张“盐引”,回家后可以凭此换取等值的丝或铜。纸币种类太多会引发混乱,于是政府开始发行官方纸币,并规定它们可以换取任何大宗商品,私人不得另行印制。1024 年,宋代官府已开始发行全国通行的纸钞,而西方要过几百年才有同样的东西。

    可惜,这项试验以失败告终。纸钞需要得到使用者的信赖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而且加印纸钞引起的周期性通货膨胀的伤害比铸币要大得多。时局动荡时,纸钞的实用性大大降低。于是白银的机会来了。

    为了补充货币供给的不足,中国需要更多的白银;而为了购买亚洲的物品,欧洲人必须输出白银。中国与欧洲的需要,催生出对白银的需求,从而促使日本和拉美成为两大供应来源地。17 世纪的全球经济就是围绕这个供需结构形成的。白银将各地的地区性经济连成了一个为今日全球化模式奠定基础的跨地区交易网——从一个大陆开采出的白银,被用来购买在另一个大陆制造的商品,而那些商品则被运到第三个大陆消费。

    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以及葡萄牙、荷兰等国开辟的商贸航线,白银从拉美源源不断或直接或辗转地流向中国。如果说拉美是“白银的摇篮”,中国就是“白银的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贡德·弗兰克、彭慕兰等学者认为明代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并不为过。中国可以生产几乎任何东西,而欧洲人除了从拉美抢来的白银,什么也无法向中国提供。

    据可靠估计,17 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入了 5000 吨白银,其中约一半产自日本,剩下的来自西班牙殖民地的美洲矿场。比较有趣的是,经济发展需要白银,但明朝政府一直认为开采银矿会导致人心腐化和社会动荡,所以百般限制银矿的开采。小说家冯梦龙在闽北任寿宁知县时,就曾加派兵力守护被关闭的7座银矿,防止游民矿贼盗采。与此同时,福建商人却通过海外贸易成吨地运进美洲白银。

    明代白银藏富于民,原本排在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逐渐上升,得以与士大夫结交唱和。西班牙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物品,那么中国人赚到白银会买什么?巫仁恕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中提到,明代商人与士大夫之间有“相混”和“竞争”的关系。原本只有士人能够享受的特权,如今只要有钱都能买到。当购买古董的流行风吹到富商阶层时,他们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比如坐轿子,本来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但后来举人、生员纷纷模仿以自高身价。可以想见,士人在消费社会中面临着竞争的极大压力,必须不断发展出独特的品位才能与新贵暴发户加以区隔。新式服饰衣冠、旅游地点、文人家具、文人食谱,都是士大夫在“身份竞争”中不断制定的新的游戏规则,以保持自身阶级的高雅地位。在地位的竞争中,最晚获得地位的人只能跟风,他们没有能力制定规则,但好歹可以参与游戏。

    明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化消费手册《长物志》(长物的意思就是那些美丽而无用的东西),目标读者就是那些渴望得到上流社会接纳的新贵暴发户。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冷眼观看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用黄金白银做成的盘子吃饭,展示粗鄙;财富并不能抵御庸俗。文震亨为品位设立了相当高的标准,他对1425年之后生产的瓷器嗤之以鼻。即便你富裕到能在家中装满文震亨看得上眼的古瓷器,也未必懂得展示的方式和时机。如果要安置一只美丽的花瓶,必须根据其大小和风格安排几案,还要考虑安置花瓶的房间的大小。春季和冬季适合用青铜器,夏季和秋季则适合用陶瓷花瓶。花瓶不能够插花超过两支,否则太过轻浮。喝茶时的茶点不能用橙子、茉莉、桂皮等香气太重的小食,否则会影响茶味。

    还有松江人曹昭写过一本《格古要论》,教人们怎么鉴赏青铜器、古字画、瓷器、漆器等,特别提醒买家要注意赝品和次品。关于古物的广博知识是一个士绅的起码要求,世家子弟必须知道,景泰蓝的花瓶和杯子只能用于闺房,而不能放在学者的书房里。

    可以说,大洋彼岸的欧洲人对中国士人的格调游戏一无所知。他们高高兴兴地在新买来的中国花瓶里插满鲜花,将瓷器摆放在自己能想得到的任何位置。他们用中国瓷盘装饰桌子、柜子甚至门楣。中国商人拿外商带来的文饰图案,送去景德镇定制瓷器,当时正逢明朝宫廷需求缩减,景德镇的匠人不得不另寻市场,他们顾不得格调,只想知道什么好卖。17 世纪 20 年代郁金香风靡北欧时,从未见过郁金香的中国匠人也开始在盘子上画这种花,尽管根本不像。他们还会生产适合欧洲人用餐的大汤盘。

    这些外销瓷器画工粗糙,色泽很差,许多瓷碗的圈足上还印有“优质产品”的标记,中国士大夫是万万不会在家中使用的。然而相比意大利和弗莱芒陶艺匠生产的更为粗糙的陶瓷盘子和花瓶,中国瓷器在各方面都大大胜出。到了 1640 年,几乎每户欧洲寻常人家都有许多中国瓷器作为装饰品。今天你去参观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的王宫博物馆,仍然能看到许多以中国漆器、丝绸、瓷器为装饰主题的房间。

    再回到明代中国。韩琦指出,嘉靖之后,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 年)政府颁布的“银钱兼使”的法令,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随之进入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时期。而在赋役征收方面,早在正统元年(1436 年)就有了将部分地区的田赋折为银两的“金花银”,以收银两取代粮食的税收方式,承认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万历九年(1581 年)首辅张居正主持了“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即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它标志着明朝的田赋制度已由实物税阶段转入货币税阶段。“一条鞭法”很快在全国推广,这表明明朝正式确立了白银主导货币的地位,这种币制又进一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

    无疑,外来货币大大刺激了明朝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也看到了礼崩乐坏的末世景象。民间的骄奢淫逸之风愈演愈烈,海外贸易屡禁不止。《大明律》中对双桅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海上贸易的大商贾所能积聚的财富。但是海禁不仅没能限制贸易,反而加剧了与贸易有关的暴力。商人开始武装船只与政府对抗,不顾生命危险驶往澳门、马尼拉等地。

    白银刺激了无休无止的消费欲,且不说不断变换的时尚,还有青楼妓院、游船画舫等销金窟,《金瓶梅》里的官商勾结、男盗女娼,处处都要用银子。利玛窦还注意到上层社会开始流行狎玩娈童,他对精英阶层中同性恋的公开性质比对同性恋本身更觉沮丧。张岱也曾不无眷恋地写过自己与家中男童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理想中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社会,湮没在了滚滚银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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