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古迪（Jack Goody）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曾多次在加纳北部、印度做田野调查，因发表《罗维伊利人的社会组织》（1956）和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死亡、财产与祖先》（1962），而在人类学界崭露头角；曾记录加纳的口述文化和巴格里典礼，后成书《巴格里人的神话》（1972，后来有法文版），古迪因此书而不朽。巴格里人神话类似于中国《黑暗传》那样的口述神话。巴格里有白色巴格里与黑色巴格里两部分，前者相当于古代近东的仪式文本，后者是叙述和思辨的（古迪 1987：170）。古迪把社会分成没有文字的社会和有文字的社会两类，即从交流方式来说，区分成口述文化和书面文化。《野性思维的驯化》（1977）是古迪探讨这个问题的一部著作。古迪认为（2004：69），撒哈拉南部的非洲没有出现文字，除了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才有了宗教方面的书写。

    文字固然有助于知识传承和积累，但正如古迪所说：“书写不只是启蒙的手段，不只是扩展知识的工具。在书写文化的第一个五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到今天）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也通过他们读写能力的享受权（或接近精通文学的专业人士的机会）而形成分层，因此书写既是解放的工具，又是压迫的工具。它是通过法庭和政府机构让渡非书写者的土地的一种方法，必然让书面声明、书面誓约、书面证词、书面遗嘱、甚至成文法的使用形成特权，将这些活动置于普通人的口头形式之上。”（1982：192）。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曾说过，“当然，我们不应该否认（值得为杰克.古迪指出这一点），在客观化技术方面（始于文字和所有事物，由于‘图形理性’而让文字和所有事物成为可能），故而在进入逻辑的一般条件方面（逻辑依赖于这些技术），巨大的差异让不同的社会组织分离开来。”（1990[1980]：286）（注1）。

    亲属关系和家庭本是人类学的重要领域，将之放在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古迪由此进入历史学的领域，特别是比较史学。古迪（1983）对基督教会给欧洲家庭和婚姻论之甚详，他把教会禁止近亲结婚、收养孩子等与财产继承的问题结合起来。他认为西方核心家庭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制定的规则有关，而与后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无关。古迪在洋洋五百页的《东方世界、古代世界与原始世界》（1990），书分中国、印度、近东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四部分，引述翔实，令人叹服。

    在历史学界，古迪因批判“西方独特性”而知名。不论谁提出西方在某个方面是独特的，博学多识的古迪总能从世界其他地方（印度、中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等）找出证据说明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现象，西方并不独特。如家庭的问题，英格兰晚婚，西藏人也同样是晚婚。如个人主义的问题，西方有个人主义，但从《水浒传》可看出，中国亦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大家族也没有妨碍资本主义发展，很多英美大公司仍是家族企业。如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古迪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在欧亚大陆的很多地方都存在，尽管过多的政治或教会干预有时阻碍了它的发展”（1996：222）。“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看成与商业中广泛的资本使用有关，那么，在东方的商人车队的发展中就已长期存在，特别是因水而产生的交易的发展”（1996：222）。如簿记的问题，韦伯认为（2007[1904-1905]：9），簿记是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的理性组织的一项重要因素。而古迪发现（1996）簿记源于意大利，印度和中国（如四角账）也早就有了簿记（1996）。如理性主义的问题，古迪认为（1996）埃文思—普里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此书与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思维是“前逻辑的”的观点相对立——对阿赞德人巫术的分析，已证明阿赞德人并不是非理性的。但这点也许与韦伯的观点并无扞格，韦伯也指出“有神秘冥思的‘理性化’，亦即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 （2007：12）。“对快乐主义者来说，所有的禁欲生活样式是‘非理性的’，然而就他们的终极价值看来，这却是种‘理性化’……‘理性的’这个概念其实是有极复杂多样的意涵”（2007：29）。

    韦伯明确说过，“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2007：4）。”“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存在过‘资本主义’。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2007：28）如果宗教根基枯萎衰亡，“此种生活方式再也没有必要援引宗教势力的赞同为支持，并且觉得教会规范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就像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规制一样，不啻是一种碍。”（2007：46） “禁欲的精神已溜出了牢笼……总之，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 （2007：187）这就是所谓，专家没有灵魂，享乐者没有心肝，“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有的境界。”（2007：188）由此可见，韦伯的问题意识是若新教伦理的精神力量已失去，若不再关注内心世界，如何对付铁笼；而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起源。

    麦克法兰曾批评过马克思和韦伯，他认为“英格兰在1250年的‘资本主义’程度，其实不下于1550年或1750年”（2008[1978]：254）。“英格兰矗立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其象征、其意识形态就是以自我为取向的亲属关系体系（ego-orientated kinship system，中译本译作‘聚焦于自我的认亲体系’，误甚）”（2008：255）。那么，个人主义源自何处？麦克法兰只能跟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将之归为在日耳曼的森林中发明的（2008：222）。但是古迪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英格兰，“以自我为取向的亲属关系体系”在欧洲广泛存在（1996：179），论证见古迪1983年的著作。个人主义也是如此，至少不就在日耳曼的森林存在过么？

    古迪有一点是看得比较透彻的，韦伯与麦克米兰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一个认为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之时或之后形成，一个认为个人主义先于资本主义发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把这样的发展归于英格兰，并从英格兰作为第一个工业国家的角度来解读；换言之，他们采用的是目的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形成，有些人称为辉格党式的，这在西方世界很普遍。这样的盎格鲁中心主义并不总是很容易理解”（1996：179）。

    诚然，如前所述，古迪对韦伯的理解并不一定准确——他毕竟不是社会学家，但他在一点上可以给我们启发。我想可以借助复杂性科学的一个术语“自组织”来理解。保罗·西利亚斯曾概括出自组织的八个属性，其中有“系统的结构不是先验设计的结果，也不是直接由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它是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2006[1998]：126）；“自组织的复杂性能够增长。由于它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它们必须‘记忆’先前遭遇过的情形并将之与新的情形进行比较。”“没有某种形式的记忆就不可能有自组织……一个自组织系统总是有历史的。”（2006：127）非西方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下，实现了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从西方经验中学习，增强自组织的复杂性。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都曾经有过发达的贸易发展，东亚今日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加纳也是如此，“洛达基人也参加一些远途的市场交易，除了参加当地市场的活跃活动以外。因此将这些社会的成员视为没有意识到‘市场原则’，当然是一个错误。否则就会变得无法解释在殖民统治到来之后的很短时间，他们如何轻易地参加这类活动；在早些时候，萨拉加商人经常周游四方、寻找商品，洛达基人今天很快进入商业化种植”（古迪 1982：51）。麦克法兰认为，英格兰历经了六百年的漫漫岁月，才完成从非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2008：262）。也许从自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系统的内部结构可以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西利亚斯2006：126），非西方国家可以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少一些痛楚。

    古迪也许与加州学派的看法较为一致，他曾正面评价过（2004）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著作，因为他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古迪大体上是赞同他们的观点的。和麦克法兰一样，古迪批评过波兰尼，“它有时假定在‘古代经济’中，土地是非私有的产权（extra commercium）；这是波兰尼学派和大分岔（the Great Divide）理论的其他主角的一条中心原则。经验上看，这显然是错的。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最早的书面记录提到了土地交易，古埃及亦然”（1996：102）。经济学家迪帕克.莱尔说过，“科学和工业革命，应归功于由个人主义所孕育的工具理性。关于这种‘奇特’信仰的起源，我发现古迪的解释是最有说服力的：它是作为罗马天主教教会获取土地渴望的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产生的”（2007[1998]：209）。

    除此之外，古迪特别重视交流方式，他认为西方的崛起开始于欧洲知识体系的浴火重生，这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十四世纪末，由于将活字印刷运用到字母表（这最初是德国商业城镇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的一个特点），大大促进了这个过程。教育的发展、科学革命、启蒙运动都从这种发展中获益，并反过来促进了重大的经济变迁”（1996：222）。

注释：

1. 同一本书的同一个地方，英译本作：It cannot of course be denied, and Jack Goody deserves credit for pointing this out, that the different social formations are separated by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techniques of objectification (starting with writing and everything that 'graphic reason' makes possible) and therefore in the generic conditions of access to the logic which relies on these techniques（布迪厄 1990：286）。
中译本作：我们不应该否认（这是杰克.古迪的功劳，是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诸不同的社会组织彼此分离，这是在客观化技术方面（首先是文字和由于‘图解论证’而成为可能的一切手段），故而在由这些技术支持的逻辑之一般条件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布迪厄 20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