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圣教序》,其中的“圣教”,指的就是《西游记》中的唐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教经典。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唐僧并不是唐太宗李世民公派出国的,而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偷渡去印度的。但他经过十七年(628年-645年)的努力,不但在印度的佛学辩论中力挫群雄,而且取回了657部佛经,亦即圣教。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安排他住在长安(西安)弘福寺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八月李世民亲自为这些译经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圣教序》的来历。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西院筑五层塔(即今之大雁塔)贮藏经像。

　　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的《圣教序》,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书写的。目前较著名的《圣教序》碑刻有两处:最早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的称《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后来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的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楷书碑,唐永徽四年(653年)立石。因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故又名《雁塔圣教序》。与“圣教”相关的褚书石刻,还有一块,是唐高宗李治撰文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书法地位,当时褚遂良书写御撰《圣教序》,都是毫无争议的不二人选。

　　时隔19年之后,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内府所藏的王羲之书法中集成的另一部《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问世了,这项历时长达二十四年(648年-672年)的大工程,由京城法侣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立石于西安弘福寺,后移至西安碑林,现藏西安博物馆。

　　集字固然不是出自集字者亲笔,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其难度要远远超过亲笔书写。因为集字首先要搜集到所需的全部字库,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经过长达二十四年的努力,通过内府查找、各地搜集、全国征募等多种途径完成的《圣教序》所需王羲之字库,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集字还要考虑所选字风格的大致统一、上下字之间笔法的连贯,同一个字重复出现时,还要考虑避免字形的重复与雷同,同时兼顾与相邻字的大小、斜正、疏密、动静等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当无法直接找到所需要的原字时,还需集字者从其他的多个原字中选择合适的偏旁部首,或放大,或缩小,或变宽,或变窄,或调整角度,或重新搭配,等等；若仍无法满足需要,甚至还有用少量草书代替的。集字的章法也要尽量借鉴王羲之的典型模式,同样的字,如果排列形式稍有区别,在视觉效果上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尽管只有2400余字的《圣教序》,却花去了怀仁和尚整整二十四年的时间。

　　与褚遂良版的《圣教序》相比,《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意义更大。原因如下:

　　1.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无论在时代还是书法水平及影响上,都无疑是高于褚遂良的。尤其在唐太宗眼里,王羲之是“尽善尽美”的,怀仁用书圣王羲之的字来匹配唐太宗的撰文,无论是出于艺术的考虑也罢,还是有取悦唐太宗的目的也罢,都堪称聪明之举。

　　2.在后世王羲之真迹片纸无存的情况下,《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为王羲之书法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在褚遂良的楷书《圣教序》之外,借书圣之手,为时人和后人展现了《圣教序》的另一种行书面目。

　　3.《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字数上是王羲之《兰亭序》的十倍以上,这无疑为后人学习王羲之书法提供了更大的资料库。而且,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看来,我们也可以排除《兰亭序》为唐人书写的错误说法,可见该碑刻的价值之大。

　　当然,《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毕竟不是王羲之一气写成的,章法布局上也与王羲之其他作品有差异,尤其是个别字势连贯不够、行气不足等,但瑕不掩瑜,这些不可避免的遗憾,我们可以通过参考王羲之的《兰亭序》、《丧乱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二谢帖》等细加体会,从而通过长期的临摹与感悟,逐渐学得王羲之书法的真谛。

　　如果说唐僧是在行程万里、历时十七年后终于取得正果的话,那么,怀仁和尚一直浸泡并取舍于王羲之的法帖之间,其二十四年间专心于斯的寂寞与执着,至少在我看来是丝毫不亚于唐玄奘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