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欧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在欧亚大陆上，东方就位于欧洲，即西方的东侧。因此，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属于近东，伊朗属于中东，而中国及其周围则属于远东。然而，这种分法无论是从地理生态角度还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都是不合逻辑的。实际上，近东和中东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国及其周围的文化则属于东方世界。旧石器时代末期，东西方世界彼此基本隔绝，但从青铜时代开始，欧亚草原带成了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

　　欧亚草原带始于西端的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止于东端的黄海，长度约8000公里，面积达800万平方公里。它大体上被分割为面积基本相等的东西两半，其界线，或更严格地讲其“分水岭”就是所谓的准噶尔山口（我国称阿拉山口——译注），即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一条很深的山谷。

　　欧亚草原带是非定居（游牧或半游牧）畜牧文化的土地。马的驯化和骑马（早期骑兵）的迅速发展是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它们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源。有关骑马的最早（尽管是间接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纪，但一直到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左右，畜牧—骑马文化统治整个欧亚草原带的时代才真正到来。

　　欧亚大陆的两个世界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如人类体质特征差异。这是人所共知的：欧罗巴或高加索人种占据西半部，而蒙古人种占据东半部。再如，语系差异。这也是大家都熟悉的：印欧语系占据西半部，而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通古斯语或通古斯—满语）占据东半部。同样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出现的时间晚些，在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兴起以前。

　　不过，要考察这些差别我们还得回到考古资料中去。资料表明，印度河流域和阿富汗以西，其所有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活动几乎都是向西；相反，西藏以东的则都是向东。

　　相比南方稳定的农业社会而言，草原带的畜牧文化更有流动性，并同时朝两个方向移动：一个是沿辽阔的草原带由东而西或由西而东，一个是向南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后者的路线主要有几条。最西边的是多瑙河流域，由此可以进入欧洲；中间的有高加索，即著名的德本山口，可沿里海进入南高加索、伊朗和安那托利亚；再往东为高耸的科佩特山脉，由此可进入伊朗和阿富汗；最后是从蒙古草原进入华北平原。

　　在我看来，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迁徙中，最早也是最伟大的一次为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早段，即公元前三千纪末二千纪初，发生了两个民族的反向迁徙：塞伊玛—图尔宾诺向西，阿巴舍沃·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向东。而后者就发源于东欧的草原畜牧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西来的文化完全不同，它拥有一批形状独特的器物，掌握高超的薄壁铸造技术，而且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玉器也很独特，并不见于周围的其他文化。一些铜器上装饰有野山羊、长角山羊，以及老虎的形象。

　　迁徙中，这两股反向迁徙的人群彼此相遇，并且频繁地交流。在塞伊玛—图尔宾诺祭祀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集中埋放的器物，尤其是铜器。同时在这些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少量的、显然来自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的器物。看来西来的人群力量更为强大，因此东来的塞伊玛—图尔宾诺人群被迫离开草原而改走森林带的南边。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些大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址。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让人不可思议，属于它的铜器并不多，但是其发现的范围可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山西省。

　　从此以后，东西方世界的这种互动就以波浪式和潮汐式的状态持续进行。公元前二千纪末期，在准噶尔山口以东的地区出现了西方世界文化的踪迹。公元前一千纪时，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在欧亚草原西半部形成了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和塞种人的大规模文化群，这些文化遗址在蒙古阿尔泰山以东的地区已有发现。在公元一千纪开始的民族大迁徙初期，匈奴突然兴起，他们的许多骑兵部队后来出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甚至出现在现在的法国境内。

　　一直以来，草原骑马民族对定居农业文明民族的骚扰和征服都被认为是灾难、悲剧和毁灭。这是很难反驳的。但同时，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民族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定居民族之间的桥梁，通过他们，一些以往互不知晓的民族信息可以越过欧亚大陆互相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