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中国名留青史的雄主明君，在即位的五十多年中，他做了两件对做了两件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事情，其中第一件是打击匈奴。汉武帝对匈奴穷追猛打的进攻，虽然有人认为他是穷兵黩武，但不可否认，汉武帝打出了中国汉族人传承两千年的族群威名，族群威名带来了两千年的中国的民族认同和骄傲，这种认同和骄傲是中国人的内在精神力量的重要根源，让中国在极大的程度上保留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发展。汉武帝第二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便是他为了统一思想而接受董仲舒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儒这一举措为汉武帝和他的大汉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繁荣，汉武帝的四海宾服，威名远播，乃至汉朝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稳定和延续，都离不开尊儒为他凝聚的民心国力。但是我更想说的，却是尊儒给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尊儒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就开始从小学习儒家学说。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走上了这一模式来实现自身价值。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两千年不变的体制和纲常伦理中，顺从朝廷、服务皇帝成为他们第一原则。在以儒家价值观衡量一切的传统里，他们再也难以坚持毫无立场和偏见的自主思考。从此知识分子应有的锐气，和他们探究了解社会实质和世界本原的兴趣和热情也一一失去。因为实现价值的机会很少，他们变得越来越保守。也因为现有的一切也让人感到满足和安稳，所以他们开始学会在权势面前变得俯仰逢迎，溜须拍马，到后来就再也难以提起坚持自我的勇气。惟求平安，所以君子慎言，惟惧失势，所以敏行。为了实现一点可怜的价值，他们连人格尊严也再也难以保留，徒有的一些气节也往往表现在亡国之后的殉葬和哀叹中，或者远离官场，隐迹山林，所以清高成为无数人追求的一大境界，见证于历代的散文诗词。

    我认为中国人奴性的起源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因为他们对皇帝的三跪九叩总是如此的诚惶诚恐，颤栗而敬畏，让中国人从此在权势前失去了尊严，造成了中国人直到现在都难以弥补的人格上的损害。我认为中国人的内斗也是源于知识分子在官场上的倾轧。自从权力地位为衡量一个人高度的第一导标准，知识分子就失去了胸怀天下伟大情怀。为了仕途通达，他们要认真揣摩人性，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要猜测皇帝的圣旨的和上司的意图，并且因此打击同僚，结朋成党，让国家政权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中。这样的内耗于国于民毫无意义，浪费了无数知识分子的生命和时间，让他们本来非凡的一生最终集体凋落于历史长河。更让人无奈的是，一方面无数的知识分子老死于七品之任，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却长期人才匮乏，后继凋零，所以两千年内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干戈寥落难以为继。因为在凿壁借光的寒窗学子看来，先贤们为他们想好了一切，他们几乎无需任何判断，只需要循规蹈矩，埋首书经，刻苦努力，就定有出头之日。如果能认清官场形势，把握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那么走出一条光明坦途，也只是时间问题。

    知识分子志杰和意气两千年毫无底线的隳堕，是尊儒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最大退步，也是中国文明最大的悲哀。

    儒家对君权的迎合本身并非孔孟的本意，孔子孟子分别在东周的两个时期都周游列国失意，却从来都不同流合污。可能后代儒家学生妄自尊大和迎合君权，也并不是董仲舒希望看到的结果。尽管董仲舒也提出建立天人感应，作为限制君权的办法，但是英明的汉武帝轻易地洞察了书生的小把戏。其实自从儒家的学说被汉武帝用于实现政治目的，儒家学说本身也开始被污染。后世被撰入儒家典籍的文字有的甚至与儒家最初的仁政主张背道而驰，其实是一种伪儒。中国的政治也已经与儒家学说纠缠不清，合理的严刑峻法却常常备受非议，甚至被骂作苛政猛于虎。儒家也不再是一门纯粹的学说。他们能把自身功利的目的说得冠冕堂皇，把皇权的威严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一切不合专制思想的现象发出最严厉的口诛笔伐，也能为皇帝的一切行为文过饰非，这样的假话连篇的伪君子中国历史上似乎一直都不少。儒家学说的发展也离孔子的初衷也越来越远，甚至面目全非。也有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撕裂和扭曲，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东篱盘谷，处处都有，陶潜李愿，也历代不乏。

    直到十九世纪之后，西方用强大的近代科技，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将中国打了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天朝大国从帝王到人民再也无法维持原有的尊严。直到连苟且求全都再也不能时，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两三百年间的科技飞跃盖过了中国几千年的科学成果。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只好师夷长技以制夷;见识了日不落帝国蒸汽动力的汽车汽船，才知道明朝郑和他未竞的事业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到了在对抗昔日的藩属国的战争也赔了个底掉精光时，中国才放下了几千年的骄傲和越感，开始痛苦的近现代剧变。其实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而言，一百年的剧变就像在一条走不出的胡同中做了个转身，这样的转身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的秦国就有过一次。在那次转身中，指引正确方的人是一位后来被叫商鞅的落魄士子。那时的商鞅不到三十岁，但那个自由奔放的时代赋予他的远见卓识和勇气，让他把一个落后荒蛮的西陲之国整合成为结束天下战乱的伟大国家，由此带来了中国在历史中第一次伟大转身。这样的转身在尊儒后的两千年再也没有第二次，两千年中有人试图改变，但都因为难以撼动的传统而以失败告终。直到两千年之后，百年近现代的剧变才在焦急等待的黎明中终于到来，而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失败。

    细想中国两千年尊儒后的文明，不管是政治、思想、文化还是科技，看似硕果累累，事实上能与我们骄傲的历史渊源相匹配的成就其实并不多。于是，中国人开始反思那些被深埋和丢弃在历史废墟中的老物件，来支撑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和失落民族已经被深深地伤害的自信。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自信不能再建立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武力征伐得来的已经空虚了的威名，而是一个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科技和文明。突然，从后院的地窖的一堆甲骨里，人们才从中找到被偏见和无知深锁在历史的那些伟大人物，他们曾经的脚步是如此的自信。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历史上真正的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源泉，可是又不得不报以无尽的愧疚。伟大的人终究会闪现他必然的光芒，可是我们错过他们已经太多年。到这时，我们这才知道其实墨子就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家和科学家，可尊儒后墨家学说没有出路，从此墨子的科技探索精神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发扬;其实李悝、商鞅的法家思想就是中国依法治国的起源，他们的措施适用于当世，他们的原理通用于现代甚至未来，在当时领先于整个世界，却被历代帝王用为鞭笞百官，专制人民的不告之秘。所以后来天子犯法，庶民受罪;其实东汉张衡的地动仪自从失修，再也没有人能够修复，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去精通机械和地质，来研究这项并不能带来升迁的科技，而现在我们经历了数次地震之后，这项科技也变得更加伟大;其实华佗是世界有记录的最早的外科手术大夫，独裁者将他无端处死，他杰出的研究成果从此失传，以致中医从此失去了有限的探索意识，后世的郎中们望闻问切循规蹈矩，所以即使历史上中医处于领先，也没能比西医提前走进现代医学领域;其实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是个官场失意的人，据说他的人品常被当时君子大儒诟病和鄙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自然科学家之一……

    儒家给中国的王朝两千年带来的改变，除了给了中国人一副以天朝大国凌驾于四海蛮夷的狂妄，更多的却是在两千年中这一学说对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巨大的限制和摧残。知识分子应该勇于怀疑辩证和自由探索，而不是因循守旧，更不是助纣为虐。而儒家学说自从开始迎合帝王，就要求他们的学生们两千年如一日地做这样的事情，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被一点点被消磨殆尽，直到他们成为帝王的工具或朝廷的摆设，甚至为奴为仆，也无法改变。

    其实作为一门学问思想，儒家本来该与其它学科被平等对待。自由的思想环境才能产生完整人格的知识分子，自由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理性地评判社会，改造现实，担负知识分子领导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历史任务。董仲舒向汉武帝推销他的儒家主张，和他直接导致的汉武帝对思想领域的干预，这是中国文明发展走向歧途的标志性的事件。儒家思想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形式上的稳定繁荣，却让中国付出了思想文化整体停滞的巨大代价。汉武帝为了专制而尊儒，生前万民敬仰，死后实为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