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文明，从不缺少文化圣贤。可是，每遭破坏的断桥关口，如果没有接引人，圣贤的教诲就会毁于一旦，文明积累从头开始。1864年的中国就陷入佛教文化的断桥关口。在南方，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的名义焚烧佛经，摧毁佛庙。经过太平天国14年的破坏，1400年前菩提达摩一苇渡江的金陵城已经找不到一本完整的佛经。安徽石埭人（今池州石台）杨文会扼腕墓道！

    1864年，湘军攻占金陵，太平天国溃败。曾国藩委任杨文会（仁山）主持江宁筹防局，负责金陵城的重建。仁山居士深感城市易建，人心难复，遂发愿以慈悲佛法疗养社会创伤，抚慰惊恐万状的众生。但寻遍江南，却不能得一部完整的佛经。那时的文化中国，满目疮痍。

    清末思想家多亲近佛学。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著称的魏源留有净土四经，佛教的入门读物。仁山居士如获至宝。1866年，他自筹成立“金陵刻经处”，开始艰苦的佛法复兴活动。

    礼失而求诸野。在牛津大学，仁山居士与来自日本的佛教领袖南条文雄相会，彼此结下善缘。南条文雄表示，从唐朝以来传到日本的佛经，基本保存完整，可以帮助中国朋友收集购买。此后，从日本获得300多种宋元之后的佛教经典。仁山居士亲自校勘整理，并一一制作成雕版印刷。作为回报，对日本经典中误会、误读、失准部分，中国的佛学大师也予以更正反馈。

    在从日本转传回中国的佛经中，玄奘的唯识经文最有历史意义。因为抽象深奥，玄奘创立的唯识宗在唐朝传了三代就消失了。千年之后，玄奘的《成唯识论》辗转日本，再次回到中土，并成为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成立的“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的思想体系的中坚。

    位于金陵刻经处的“祗洹精舍”把佛学当作一种极具包容性的生活方式来研究。一个人至多影响一群人，一所学校可以影响一代人。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文会就是杨文会，杨仁山居士。晚清的新学家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郑观应都假借舟船车马，不辞劳苦，到“祗洹精舍”，向仁山居士学佛问法。彼时，仁山居士的佛学会用中、英、梵三种语言授课。梵文和英文教师就是著名的苏曼殊。

    一代宗师，两个传人。欧阳竟无和太虚大师，一个从佛学，另一个从佛教，两个维度继承了仁山居士的文化复兴事业。1907-1908年间，太虚大师倡导佛教的三大革命——教理、教产、教制的革命，创立武昌佛学院，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巨擘。欧阳竟无则创立“支那内学院”（中国内学院），以凡夫俗世的立场，弘扬佛法思想。

    民国十年10月，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邀请欧阳竟无到校（南师大）讲演佛学。以“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为题，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欧阳大师阐述为何佛法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时，北方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表达“佛教是真正的宗教，是真正的哲学”的观点。欧阳的看法与梁漱溟的观点相悖却不相违。二者相激相荡，引发中国文化复兴的无限生机。

    反者道之动！欧阳的弟子熊十力却走“偏圆”法门，从“祗洹精舍”的唯识论开出一道旁门，倡导“新唯识论”，以儒化佛，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理解和阐述佛法。作为新儒学的创始人，熊十力常常被称为“空空道人”。早年在金陵刻经处向欧阳求学的时候，熊先生清贫如洗，只有一套衣衫，换洗内衣之日，只能外着长衫，内无一物，在园中四处游荡，故有“空空”美名。每次了解大师名号之来源，后世学生唏嘘不止，敬仰之情倍增。熊十力从唯识论变化演绎出新唯识论和新儒学，也因此与欧阳导师学术决裂。1958年，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继承导师的衣钵，与徐复观等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此时，距杨文会开办金陵刻经处已将近百年。

    梁启超说，中国近代思想之“伏流”，根在“金陵刻经处”。今天的金陵刻经处身处闹市无人识。在车水马龙的新街口闹市区，淮海路35号，仁山居士开创并遗留下来的12万5千块雕刻木版蕴含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基因。它们静静地立在那儿，与仁山居士留给三个儿子的遗嘱一道向后生晚辈讲述文化传承的史诗。遗嘱写道：全部房屋家产归金陵刻经处。筹办金陵刻经处，留下债务三千两，三子每人各继承一千两，必须负责偿还。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