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的学统是经学
 
　　儒学在今日中国，已由学术研究进入儒学创新或儒学重建的时代，创建当下的儒学思想体系，出现当代的董仲舒、朱子、阳明式，已成为儒学研究者的共识。学术界已出现一系列方案，如宪政儒学、公民儒学、生活儒学等，这些都有其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缺乏自身的学术根基，往往是以西方的某种理论来诠释儒学，表现出强烈的“以西释中”的特点。
 
　　我对儒学的重建有深切的关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学界同仁一样，走得也是“以西释中”的路子。但说实话，到底该怎么做，如何去创新、建构？心里是不清楚的，前面的路是模糊的。其实，只要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上的儒学复兴或者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是儒学之学统。历史上每一次儒学创新无不与经学变革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通过经典诠释以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例如，董仲舒提出其“天人三策”思想体系利用的是“春秋公羊学”。朱熹的理学思想是通过诠释《四书》来完成的，那么，他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还是朱子的思想？其实很难分开，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王阳明穷其一生都在解释《大学》，但他的思想则是来自孟子，是以《孟子》释《大学》，而一旦他对“格物”“致知”做出了新的诠释，就突破了朱熹理本体的思想体系，建构出其心本体的理学思想。戴震的反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人说，他解释的是孟子吗？恐怕更接近荀子吧，实际是“孟皮荀骨”。这些看法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古代思想家的确形成了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二、儒家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传统？如何看待这一传统？它在今天是否仍依然有效？我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样一种思想表达方式一定有其必然性，至于我们是否理解这种必然性或者多大程度上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1998年我到社科院时，参加了姜广辉先生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写作，前前后后十三年，四卷六册终于于前些年出版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儒家经学传统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坚定一点：如果我们今天仍要进行儒学的创新和重建，还是要回到经学中去，回到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上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丢弃了它，儒学的创新恐怕是没有希望的。
 
　　那么，古代儒者是如何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呢？我们不妨以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他把朱子的工作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道统的确立。什么是儒家道统？其特点是什么？第二，儒家经典的选择。儒家经典很多，哪些最能代表或者反映儒家道统？第三，儒家哲学的探讨。重新确立儒家的精神本体，朱子提出了理本体，并对理、气，心、性，已发、未发，格物、致知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或义理之学。第四，经典的具体诠释实践。以其理学思想为依据，对《四书》做哲学化的诠释。这个工作贯穿了朱子的一生，据记载，他去世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诚意”章。朱子一生当然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但他的理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四书》的诠释建构起来的。
 
　　三、借鉴宋儒的方法，重建儒学思想
 
　　以史为鉴，或许对当下的儒学建构有所借鉴和助益。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宋儒的做法，分几步去走。首先，什么是儒家道统？朱子的道统说来自韩愈，韩愈有《原道篇》，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认为他所说的道不是佛老之道，而是儒家之道，这个道由尧传给了舜，舜传给了禹，禹又传给了汤，然后由文、武、周公传给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死后，还有荀子，有汉唐儒学，为什么说道统不传了呢？原因就是他把道统看做了仁义，以此为标准，自然把发展了儒家仁义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义及制度建构的荀子、汉唐儒学排除在外了。朱子继承了韩愈的说法，他说如果不理解道统所传是什么内容，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说“轲之死，道不传也”。那么道统所传是什么内容呢？朱子认为，不过是仁义而已矣。所以在道统问题上，朱子与韩愈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对其做了更为形上的阐释而已。那么，韩愈、朱子的看法对不对呢？是不是儒家内部只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在传道统，其他人都违背了或丢掉了儒家道统呢？当然不是的。最近几年的出土文献，使我们看到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孔子、子思不仅影响了以后的孟子，同样也启发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影响上看，他们同样存在联系。所以，朱子“一线单传”的道统观显然是有问题的，后人对其也多有批评。那么，孟荀的分化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仁义、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荀子提出“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性恶论等，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窄化。孟子虽然发展了儒家仁学，但丢掉了或者忽略了儒家礼学，对外在的制度建构重视不够。荀子承继儒家的礼学，但在仁学，性与天道、内在超越方面讲得不够。
 
　　那么，儒学的道统到底应如何理解呢？一言以蔽之，仁学和礼学。在孔子那里，仁礼之学是一个整体，要谈儒家道统，就要从仁礼之学谈起，将道统仅仅理解为仁义显然是片面的。关于儒家道统的表述，可以采取目前流行的“内圣外王”的说法，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但我要强调的是，今天人们在使用内圣外王一语时，往往将其理解为由内圣而外王，内圣为本、为体，外王为末、为用。但在早期儒学那里，内圣与外王乃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是由内圣到外王，另一方面则是由外王到内圣。这两个方面在孔子那里是并存的，但以后孟子和荀子却只取其一端。由于孟子突出性善，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走的是由内圣而外王。这种思路是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和前提，认为只要统治者良心、不忍人之心发现，孟子所期待的仁政就有可能实现了。荀子的想法与此有所不同，他持性恶论，设想有一个前礼义的状态，由于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去追求，追求就会导致争执，争执会产生混乱。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要再争了，最好确立一个“度量分界”，大家都按度量分界行事，这样社会就会安定了。这个度量分界就是儒家所说的礼义了，而那位振臂一呼的人，就是后人所说的先王了。故荀子走的由外王而内圣的路子，其与近代的契约论倒是有某些相近之处。人性虽然是恶的，但人有理智的能力，可以逐步地制定礼义法度，借助这些礼义法度，人们又可以“化性起伪”，改造先天不好的本性，一点一点走向文明社会。可以看到，孟子的由内圣而外王和荀子的由外王而内圣都是从孔子那里分化出来的，但是各执一端。只有将二者并存，才是完整的儒家道统。所以韩愈、朱子的道统说是不够全面的，需要一种新道统说取代之。
 
　　第二步是经典的选择。朱熹根据其道统说，选择的是《四书》。朱子认为只有孔、曾、思、孟传道统，所以《四书》实际也就是他们四人的著作，反映的是他们四人的思想。其中，《论语》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大学》是曾子，《中庸》是子思，《孟子》是孟子。但是丰富、灿烂的早期儒学思想怎么可以仅仅用这四部书来代表呢？故根据新道统，需要有“新四书”，即《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论语》不用说，是孔子的思想；《礼记》是七十二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来就出自《礼记》，可将其返回。《孟子》、《荀子》则是先秦儒学两大宗孟子、荀子的作品，只有包含了二者才能算是完整的四书体系。面对孟子或荀子，我们也并不认为孟子或荀子就一定代表了儒家道统。相反，如果以完整的儒家道统为标准，就会发现孟子是有所失，而荀子是有所偏。孟子发展了心性内在的方面，而对礼义外在的方面有所忽略；荀子重视外在的礼义制度，而对心性、超越的方面关注不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丰富的基础性上结合二者的思想，这样才能建构起内外完备的儒家思想。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小书《儒家道统说新探》，扉页上有一段文字：“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此乃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构建儒家的新道统。”我认为编辑很好地掌握了这本书的思想。的确，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基本思路。统合孟荀，包含了诸多问题，如仁学与礼学，性善与性恶，以及天人关系、为学方法等，我在书中有详细论述，不一一展开了。
 
　　还有，儒家哲学的探讨。宋明儒者对儒家的精神本体做了深入探讨，形成了理本体、心本体、气本体还有性本体等不同的理论体系。今天重新审视先秦儒学，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儒家的天道还是心性，其实都是过程性的，早期儒学是一种过程本体。例如，西方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注意到，儒家常讲“修身养性”，而西方人一般把“性”翻译成Human Nature，但Nature是一种本质，是不可以改变的，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讲“修身养性”呢？原来中国古人所说的“性”是一种活动、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这种性恰恰是要在后天的活动和实践中展开的。还有儒家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都强调天道动态、活动的一面，反映了早期儒学独特的形上智慧，是我们重建儒家本体论哲学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最后是儒家经典，具体讲，是新四书的重新诠释。新四书的诠释不是一种章句之学，不是简单的文字注释就可以了，而是一种哲学诠释学，是以儒家的本体论哲学为依据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故也包含“《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情况。不过宋儒的这种诠释方法今天是否依然适用，不是没有争议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就与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理由是古人的学术规范不够严格，故“《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倒也无妨。可在今天的学术规范下，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了。明明是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是古人的呢？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扭曲了古人的思想，二是限制了自己思想的表达。刘笑敢教授的说法当然有意义，使我们对文本的“意谓”和“蕴谓”有一个自觉，即哪些是文本已有的，哪些是其蕴涵而被我们进一步发挥的。但是刘教授的担心则是不必要的。经典的意义是一个无尽藏。不是说被前人注释过了，其意义就被穷尽了。真正好的诠释恰恰是将经典中被遮蔽的意义呈现出来。另外，西方有“重建调适的诠释学”之说，意为诠释的目的不只是要证明古代经典中已明确表达或包含了的某种思想，而是要证明它有朝此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通过确立基本的诠释原则，是可以对《六经》之意和我注《六经》做出区分，避免刘笑敢教授所担心的情况的。
 
　　因此，正如当年宋儒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六经，借鉴佛老形上思维，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完成儒学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也应借鉴宋儒的方法，重新出入西学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统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什么是“六经注我”？“六经”的价值、意义注入到“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什么是“我注六经”？“我”的时代感受，“我”的生命关怀，“我”的问题意识又被带入到“六经”中，是谓“我注六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是一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此精神、自由之历史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也是新四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