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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三) 
作者:[王绍光] 来源:[《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2013-07-17

    这些合作都显示了沿产供销链条纵向联手的趋势,由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投入企业(农药、化肥、种子、生物技术巨头)与世界上最大的粮商(从事贸易、加工以及市场营销)联姻。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处理与加工设施,以保证使用它们产品的生产者拥有下游市场;反过来,通过加强与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国粮商也可以强化它们对豆农与原材料的控制。30在这些联盟内部,不存在开放市场的问题。因此,从转基因种子到货架上的最终消费品,在整个产供销过程中,竞争与价格发挥就没有什么角色了。

 
  跨国粮商之间的横向联盟也十分常见,如路易·达孚与ADM在1993年的合资项目,邦吉与嘉吉在1995年的交换合作,路易·达孚与嘉吉在2001年的合资项目等等。31
 
  这些纵向与横向联盟的强大力量使得市场的竞争空间紧缩。研究者一般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当四个最大的公司的市场份额的总和超过行业的40%时,市场的竞争性就开始递减,导致顾客支付的更多,厂家的利润更高。而现实情况是,这几大跨国公司与它们战略同盟的市场总份额已经远远超过40%,这使人不由怀疑其他参与者是否还有可能与它们在这些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
 
  四、资本介入的影响——谁受益?谁受损?
 
  在几大跨国资本几乎垄断了大豆产供销链条所有环节的情况下,受益方毫无疑问是像孟山都和ABCD这样的大公司。
 
  千百年来,农民都是在收获后储存一部分作为来年使用的种子。那时,豆种的价格往往比一般大豆的价格高不了多少。在1980年的美国市场,前者是后者的一倍左右,约为12美元一蒲式耳。到1995年,即大规模推广转基因大豆的前夜,两者的价格稍微有点变化,豆种13.6美元一蒲式耳,不过两者的差距基本上维持不变。
 
  但1996年他们使用上孟山都的种子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农民第一次从孟山都购买它的转基因大豆种子时,需要签订一个“技术使用协议”,这份协议充斥着让人头痛的法律与技术名词,很多农民看不懂或没有看这份协议就签了字。而协议的要害在于农民购买的种子只能使用一次,禁止农民在收获时留下转基因种子进行再播种,除非他们向孟山都缴纳不同名目的专利费。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历尽千百年形成的农民种植模式被打破了。为了让农民就范,孟山都不止一次采取“杀鸡吓猴”的方式,把它认为违反“专利”的农民告上法庭。32
 
  巴西本来禁止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豆种。那时孟山都一边游说巴西政府放弃对转基因豆种的限制,另一方面对巴西豆农种植从阿根廷走私进来的转基因豆种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两个原因迫使巴西政府后来放弃了对转基因大豆的禁令。一个原因是,种植走私转基因大豆的豆农越来越多。到2000年,巴西南部已有20%~40%的大豆是转基因大豆。另一个原因是,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对巴西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当中国希望巴西对出口到中国的大豆进行非转基因认证时,巴西政府只能拿出孟山都的说法,“没有证据显示转基因大豆对健康构成威胁”。中国政府接受这个说法后,巴西政府也顺势于2002年批准让豆农有条件地种植转基因大豆:他们不能买卖转基因豆种,但可以使用自己上一季的收获作为种子。33目前,巴西生产的大豆85%都是转基因大豆。一旦转基因豆种合法化了,孟山都就站出来收费了。它与两大跨国粮商嘉吉与ADM达成协议:在收购大豆时,粮商会检验它们是否属于“抗农达”品种。如果是,它们将向豆农收取每吨7美元的专利费,收入与孟山都五五分成。不满的巴西豆农为此一直在与孟山都打官司,但专利费还得交。34由于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大豆生产国,并增长迅速,孟山都期待从中获得巨大利润。35
 
  然而一旦用上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一个地方的农民再想回到原来的种植习惯就不容易了,因为他们也许没有留下原来的种子,或已为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花大价钱购置了相关设备。真可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与此同时,孟山都与其它大型跨国种子公司大举收购、并购其它种子公司,或与其它种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孟山都在过去几年花在收购、并购的资金就达300亿美元。到2008年,全球主要农作物(包括大豆)种子市场的三分之二被十家公司控制,其中孟山都居于翘首地位,独占22.4%。36在大豆种子领域,孟山都及约两百家关联公司现已控制了高达93%的美国市场份额,美国豆农们几乎全都使用着孟山都的“抗农达”型豆种。37
 
  通过其垄断地位,孟山都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豆种价格。从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间,豆种价格增加了63%;而在接下来的12年间,豆种价格飙升了211%,几倍于同期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涨至53.2美元一蒲式耳,比1995年贵了四倍。38在孟山都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豆农却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重的负担。1997年,豆农在种子上只需花费其收入的4%~8%,而到2009年,种植转基因大豆的豆农需要花费其收入的16.4%来购买种子。39
 
  其实豆种只是孟山都的收入来源之一,“抗农达”豆种的特点是有利于放心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型除草剂,而不伤害豆苗。本来,孟山都之所以研发“抗农达”豆种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或扩大其“农达”型除草剂的销售。因此,推广“抗农达”种子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卖种子赚钱,另一方面卖除草剂赚钱。
 
  图9显示,自1996年推出转基因豆种以来,孟山都的净销售额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1996年,它的净销售额不到30亿美元,此后快速上升,到2012年已达135亿美元,是1996年的4.5倍。
 
  而与ABCD四大粮商相比,孟山都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如嘉吉的净销售额是孟山都的近十倍,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与孟山都一样,这些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大鳄们近十年来也是所向披靡,大有斩获。如果用中国开始大举从国际市场进口大豆的1999年作为起点,图10显示,在十年后的2012年,ADM的净销售额增长了4.8倍,邦吉的净销售额增长了7.55倍,表现相对最差的嘉吉净销售额也增长了2.93倍。作为私人公司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Group)从不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只有它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近年来偶尔公布销售业绩。因此图10中有关这家公司的数据既不完整也不系统。但它仍然告诉我们,在短短四年间(2008年~2011年),其大宗商品公司的净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40
 
  这些跨国粮商不仅销售上去了,利润也水涨船高。如图11所示,从2001年以后,ABC三家的利润都大幅攀升,与此前的1996年~2001年间形成鲜明对比。相比路易·达孚的业绩也同样亮丽。
 
  在资本受益的同时,付出代价的是人与自然。图12显示代表大资本的ABCD四大粮商与孟山都如何在方方面面危及普通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先看国际大资本参与大豆产供销链条对出口国的小农的影响。推广抗除草剂的转基因豆种促使大豆的种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超大土地规模、资本密集、严重依赖农用化学品(农药与化肥)、严重依赖农用机械。这种游戏只有大地主与资本雄厚的投资者才能玩得起。他们从贫困农民手中大肆收购田地,一步步取代小型、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在巴西与阿根廷,最初大豆是在小型家庭农场生产的,规模约为5公顷~50公顷(约75亩~750亩)。这本来已经是中国豆农难以企及的规模了。然而,后来大豆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农场占有土地的比重越来越低。近年来,新出现的大豆种植园往往在一万至五万公顷,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到了大地主与投资者手中。41在巴西与阿根廷出现了同样的局面:绝大多数的农场都是小农场,但绝大多数土地都由大农场占据。小农场每8公顷土地需雇用一位工人,而大农场每200公顷才雇用一位工人。于是,大农场取代小农场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大量的家庭农场主变成了无地农民,而现有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急剧减少。42对失地农民而言,进城意味着栖身贫民窟,留在乡下意味着饥饿。本来,巴西与阿根廷都是世界粮仓,穷归穷,但穷人一般还不至于陷入饥饿的境地。但现在,由于大量土地从生产粮食转向生产供出口的大豆,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这些地方也出现了饥饿现象。43
 
  即使是幸存的小农场也不得不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信贷、种子、机械、化肥、农药、销售渠道。他们无法与资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国粮商比实力,在双方博弈中不得不甘拜下风。
 
  对大豆进口国的小农来说,跨国资本的威胁更是十分直接而明显。大豆起源于中国,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而且迄今为止,中国生产的大豆仍是没有任何健康隐忧的非转基因大豆。面临国内日益高涨的大豆需求,这些本来都应是中国豆农的福音。但是中国的国家力量虽然十分强大,但它的1300万生产大豆的农户(或四千万依赖大豆为生的农民)与孟山都、ABCD那样的庞然大物相比,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即使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44在财力、物力、信息占有方面也无法与ABCD中的任何一家抗衡。
 
  本来,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豆就比在中国分散农户的小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豆具有单位成本较低的优势。这些国家于1996年开始大范围推广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以后,经营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大田使用除草剂,使得那里大豆种植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大豆生产的单位成本也因而进一步降低。正是在此以后,外国大豆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
 
  不过从中赚大头的不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的豆农,而是几大跨国粮商。虽然这些粮商不直接参与大豆的种植,但它们通过发放生产贷款、修筑交通设施(铁路、公路、港口)等方式,控制了北美与南美大豆生产,使那里的豆农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用大豆来抵偿贷款。国际粮商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大豆,然后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以它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将大豆再卖出去。理想地讲,它们当然希望采购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距越大越好;但是,为了打垮潜在的竞争对手,它们也会人为地压低销售价,实行低价倾销战略。
 
  这就涉及到中国豆农另一个巨大的劣势,即在资本与信息占有方面与国际大粮商处于完全不对称的地位。在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拼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而且还是动员资本的能力、占有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四大粮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轻易地在短期内动员巨大的资金流。在信息占有与处理方面,它们的优势更是中国豆农(甚至中国的大企业)难以比拟的。四大粮商都是全球布局,在世界上各个角落设有专门收集市场信息的机构,与公司总部的信息处理中心实时沟通,由专业人士进行梳理、分析,它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全天候运作,为国际期货市场上的买进、卖出决策提供支撑。正是由于具有资本与信息方面的优势,这些跨国粮商与华尔街的投机商得以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三次在国际期货市场作局向中国大豆压榨企业“逼仓”。经过那一次洗劫,中国压榨企业元气大伤,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停产倒闭,不得不眼看着跨国粮商借机以低价兼并中国企业。
 
  如果那些资金还算雄厚的国内压榨企业都玩不过国际粮商与国际投机商,更何况那些单打独斗的豆农呢?45面对被人为压低价格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的进口大豆,中国的豆农们往往不得不放弃大豆,另寻活路。结果,如图13所示,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在过去二十年里先是上下波动,最后几年便一头向下了。如果这种颓势不能扭转,那几千万豆农及其他们家人的命运就令人担忧了。
 
  前面提到,相对于生产国的豆农,跨国粮商具有无比的优势。同时,由于大豆收购权也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几家粮商手中,它们可以尽量压低收购价,而豆农则往往别无选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口国的消费者也能搭车成为赢家呢?不一定。只要可能的话,这些公司会把从低价购入得到好处留作利润;只有为了打开或巩固它们在某地市场的份额时,它们才会让那儿的消费者暂时获益。不少研究表明,总地来说,农产品出场价格与最终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估计,在全球范围的大宗商品交易中(作者的主要例子是农产品),两者的差额越来越大,当时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而跨国贸易公司的垄断行为是罪魁祸首,因为哪里跨国公司的市场影响越大,那里两者的差额就越高。46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者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扩大得很快,尤其是在那些市场集中程度很高的国家。47换句话说,消费者迟早也是跨国资本垄断行为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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