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再度活跃。2012年初，左翼人士发起“共建参与性社会的国际组织”。旨在建立全球性的网络，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世界”而推动积极的社会运动。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有望重整旗鼓，开始第三次高潮。而伊格尔顿试图纠正各种流传已久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偏见。

新利维坦：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写作。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个术语出现在不同立场和学派的论述中，其涵义不尽相同，但大致用来指称由国家主导或积极介入的市场经济实践。1月21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特别报告”的醒目方式（包括七篇文章）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各自的相对优势，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争论的主题。在二十世纪的前七十年，国家主义的支持者（pro-statists）引领风向，政府着手编织社会保障网络，将经济中的巨型部分国有化。但在后三十年，自由市场论获得了复兴。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时代，风靡整个西方的潮流是将国家运营的企业私有化，削弱福利国家。苏联阵营的解体似乎标志着市场自由化潮流的完胜。在主流思维中，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过渡性的”或“异常的”特例，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不可普及。

　　但新世纪以来的风潮又发生了转变，正如编辑Adrian Wooldridge所言：“伴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新兴市场中以一种强有力的新形式崛起。”因此，重新开启的这场讨论有其紧迫的现实感，也包含着对“自由市场神话”的反思维度，并由此引发出新的构想：“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可存活的另类方案（alternative）”——这是《经济学人》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组织的一场辩论的主题。

　　国家资本主义或许可以宣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自己的阵营，也可以认领世界上一些最强的公司。在进入《财富》五百强之列的新兴市场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为国企。政府向企业提供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所需的资源，也可通过兼并来打造全球性的巨型企业。虽然在经济崛起的先例（如1870年代的德国和1950年代的日本）中，都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的要素，但此前的运作“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也从未有过如此精到成熟的手段”。因此，有人用（霍布斯名著中的巨兽）“利维坦”的“升级版”来比喻最近一轮的国家资本主义崛起。“新利维坦”较之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所依附的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更迅速地联合，而且手段更为多样，不只限于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对“国家优选”的私有企业予以特殊保护和支持，以及新发明的“主权财富基金”。另外，新利维坦已经学会了使用高度专业化的人才（许多是毕业于国际名校的MBA）担任经营管理，而不再依赖官僚与亲信来施加控制。

　　新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吗？在达沃斯论坛的辩论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Aldo Musacchio力挺他所谓的“利维坦2.0版”。首先，新利维坦国家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更有弹性和恢复力，避免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其次，在新利维坦的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第三，新利维坦通常的角色是担当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份持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缓解了原先国有体制常见的“代理人难题”（agency problems）。在另一方，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兼总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Ian Bremmer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遭遇过多次危机，但终究都通过自我纠错和调整而存活下来。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其最新的一个挑战者，但它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这个体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财富，而是为了确保财富创造不会威胁统治精英的政治权力”。其次，它不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那种“创造性毁灭”自我再生动力，而正是这种机制支持着不断扩张的经济生态系统。最后，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很难激励创新，因而难以在全球竞争的产业链中持续升级。

　　早在二十年前，《经济学人》曾在（1992年12月26日）社论中过于草率地宣告了一种“普遍共识”：“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而言，不存在严肃的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另类替代方案。”对于当下的辩论，这篇报告表现出一种审慎而犹豫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强劲崛起，并可能成为被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模式，甚至迫使西方国家以更为积极的国家干预措施来面对新的竞争。但在另一方面，这篇报告明确质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长程发展前景，指出这种模式的弊端：强于基础建设而弱于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低下，自我改革的空间较小，国有企业寻租行为的倾向往往会滋生腐败。总之，报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许适合现代化早期的起步阶段，但不适应后期的发达阶段，并不是未来的潮流。　

美国衰落论的迷思

　　最近两年间，至少有六部美国“衰落论”（declinism）的新著问世，《外交政策》杂志主编Susan Glasser说：衰落论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增长性行业”。约菲（Josef Joffe）撰文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衰落论已经有过五次浪潮。第一波是源自1957年苏联卫星引发的震撼，第二波发生在越战期间，第三波是由于卡特执政时期的急剧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而衰落论的第四波始于日本的强劲崛起。如果重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畅销书《日本第一》，将其中的“日本”替换为“中国”，那么衰落论就“穿越”到了2012年，出现了第五次高潮。

　　那么，美国的衰落究竟是一个现实还是某种“迷思”（myth）？奥巴马总统在1月26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言之凿凿：“若是有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或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据报道，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依据《新共和》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衰落论的迷思》，文章摘自著名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新著《美国造就的世界》。

　　卡根在这篇长文中严厉批驳了美国衰落论，认为这些说法是基于草率的分析与浮泛的印象，也源自对于过去不真实的“怀旧幻觉”，完全经不起严格的检验。他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可以依据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1）相对于其他强国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2）与潜在对手相比的军事实力的量级；（3）在国际体系中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程度。以这三项指标来判断，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而言，还是与美国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美国都没有走向衰落。另外，评价国家的兴衰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的要素。一个大国不会突然无疾而终（大英帝国的衰落发生在1870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之中），用短短几年的证据来判断往往不足为信。在这方面许多“衰落论者”并没有信誉良好的记录。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言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到了2002年他又宣称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力量悬殊”之大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天他又开始谈论美国的衰落无可避免。2004年，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宣称美国正享有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见过的“全方位单极地位”优势，但仅仅四年之后他就以“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其余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来著书立说。难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国力的基础就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吗？卡根的答案是断然否定的。

　　当下甚嚣尘上的衰落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怀旧幻觉。这种幻觉是1990年代特殊时期的产物，当时美国经济状态良好，苏联解体，而中国尚未表现出其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美国就俨然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这从来不是事实。衰落论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地位或许面临挑战。但经济规模本身并不是衡量国力的唯一标准，否则，中国早在十九世纪初就该算世界头号强国（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不会成为那些欧洲小国的受害者。即使中国再次达到这一高峰，在人均GDP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与旧日的苏联相比无疑都要富裕得多，但其地缘战略地位更为困难。中国至少需要几个盟国才有机会将美国逐出其在西太平洋的要塞。但目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盟国。

　　美国在1890年代、1930年代和1970年代都曾承受了深重和持久的经济危机，但都在随后的十年内出现反弹，最终变得比危机之前更为强大。如果诚实地回顾历史就会明白，目前的困难绝非史无前例。今天美国的影响力既不是鼎盛期，也并非处在低谷。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衰落”是一个隐喻，用有机生命的周期来比附国家，但我们对国家的周期知之甚少。我们并不知道美国处在其生命周期中的什么阶段。再者，衰落论者可能混淆了“循环性的变化”与“真正的趋势”，也混淆了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美国并没有出现绝对衰落，而相对衰落是指领先国家与其余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缩小的差距并不意味着美国失去了领先地位。在这方面，约瑟夫·奈重视中国潜在的挑战，但同时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　

科学与人文的交战

　　欧洲核子中心（CERN）终于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所谓“上帝粒子”）的存在证据，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科学》杂志列为2012年度首要的重大科学突破。CERN主任霍耶尔（Rolf-Dieter Heuer）在6月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有必要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这让人回想起英国学者和作家斯诺（C. P. Snow）1959年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他在其中哀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半个世纪过去了，两种文化并未完全消除彼此之间的傲慢与偏见。

　　近年来科学前沿的最新突破显示出深刻的人文社会相关性，在两个方面尤为显著。首先，量子力学与宇宙起源的最新研究，再次引发了“上帝是否存在”的古老争论。其次，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揭示出人类的意识、认知与决策的机制，引起了对于道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辩论。2012年再度出现“两种文化”之间的热烈争议，其中有两部新著的出版与评论尤为值得关注。

　　理论物理学家与科普作家克鲁斯（Lawrence M. Krauss）发表《无中生有的宇宙》，讲述了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以量子场理论解释整个宇宙的无中生有，加入了无神论对宗教创世论的新一轮批判。以“好斗的无神论者”著称的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为此书写了后记，甚至将它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如果达尔文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反驳了神创论，那么这本书在宇宙学问题上反驳了创世论，并最终挫败了“神学家的最后一张王牌”——关于“为什么存在着某种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的诘问。《大西洋月刊》4月23日以《物理学让哲学与宗教都过时了吗？》为题，发表了对克鲁斯的长篇访谈。

　　克鲁斯表现出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他认为物理学最初脱胎于“自然哲学”，但此后一直在发展，而哲学两千年以来却几乎停滞不前。每一次物理学的进展，都侵蚀了哲学细心保留的领地。我们正在抵达了这样的时刻：科学可以开始回应古老的哲学或宗教问题。他坦言，将他的著作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是故作惊人之语，但在某种意义上有相似之处。在达尔文之前，生命是奇迹所为，而达尔文表明，我们在原则上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法则来合理解释生命的多样性。而现在看来宇宙也是如此，它不再是充满神迹的设计之物，而是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起始：空无一物（nothing）。他并不认为物理学已经确切证明了“某物”可以源自“无物”，而只是表明引发“无中生有”的物理机制何以可能。

　　另一部引起争议的著作是《心灵与宇宙》，出自著名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副标题透露了其核心论点——“为什么唯物论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然观念几乎肯定是错的”。内格尔反对科学化约论以及自然主义哲学的倾向。在他看来，将生命的出现理解为一系列遵从自然选择机制的偶然事件的结果，这“公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进化论生物学的唯物论版本无法解释心灵与意识的存在，而心灵是自然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化约的方面。内格尔主张，应当在唯物论或机械论的视野之外“发展出竞争性的替代性观念”，其取向是某种新的目的论——世界是有目的或有意图的。

　　内格尔的观点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最为尖锐（甚至尖刻）的批评意见来自两位中生代的哲学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雷特（Brian Leiter）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韦斯伯格（Michael Weisberg）。他们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书评，认为内格尔的整个论证是不足为信的。首先，内格尔对物理学化约论的攻击是堂吉诃德式的批评，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哲学与科学的工作试图将一切都化约为物理学定律，而进化论生物学也并不依赖于化约主义的唯物论。其次，依据“常识”来反驳自然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似乎违背我们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观念（“地球是平的”以及“太阳绕地球旋转”），但这并不构成驳斥它的理由。第三，内格尔声称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接受“道德客观真理”，但无论在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当中，道德实在论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而并非自明的“常识”。最后，内格尔相信，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掌握逻辑与数学的能力，评论者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质疑，但完全可能通过不同于内格尔的路径来解释。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心灵与宇宙》是一部失败之作。这些辩论仍然在持续，因为触及西方文化久远的争论，以及宗教与无神论之争这一敏感神经，几乎没有可能达成共识。

欧洲危机的政治根源

　　乔治·华盛顿曾在致拉斐特侯爵的一封信中写道：“总有一天，依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一个欧洲合众国将会出现。”两百多年之后欧盟诞生了，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所想象的“合众国”。欧盟是一个“货币同盟”而非“政治同盟”，甚至不是一个“财政联盟”（fiscal union）。最近，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究欧盟危机的政治根源。

　　阿马蒂亚·森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指出，统一的欧洲是一个久远的梦想，但在漫长的年代里最重要的关切是和平与善意，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政治整合。金融合作压倒政治统一是晚近的发展。这个次序的颠倒对于理解目前欧洲的经济危机至关重要。欧盟也没有实现民主治理，紧缩政策如果只是通过法令来执行，这是对公众的藐视。欧洲政治家缺乏敏锐的“政治实践性”，他们不懂得民众的声音可以被暂时压制，但无法在各国的定期选举中剥夺他们的选票。于是，各国在职政府在执行金融强国的指令时，会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备受欧盟领导人赞誉的意大利总理蒙蒂最近突然宣布辞职，这似乎印证了森的看法。在经济政策方面，森认为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即便成功，也只是着眼于欧元的短期生存，而没有考虑长期的可存活问题，根源在于共同货币造成的兑换率固定。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两个目标，以经济效率推进财富增长，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正义。目前的紧缩方案，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也完全缺乏社会与政治的远见。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欧洲的危机》一文，探讨“欧盟当初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今又为何陷入分裂”。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人们对世界大战和冷战威胁的记忆，以及“永远不要再来”的心愿。对此政治精英与民众具有深刻的共识。德国是一体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因为他们曾是最坏的欧洲人，而现在他们要变成最好的”。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构想了一个更全面的欧洲共同体，类似于东西德国的统一，是一个由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支持的货币联盟，由此可以控制公共开支、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获得更直接的政治合法性。他在1991年的演讲中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联盟却要期望能长期维持经济与货币联盟是荒谬的”。但法国的意图与此不同，密特朗希望能对德国货币有所控制，而不要德国有能力影响法国的预算。当时也讨论过财政联盟的问题，设定了所谓“趋同标准”，但这个标准从来没有真正的约束力。这样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有统一市场，但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差异，又缺乏美国各州之间那样的劳动力流动和财政转移水平，很容易受到经济学家所谓的“非对称冲击”。阿什最后指出，欧洲的危机有各种可能的前景：最悲观的是欧元区的彻底解体，但欧洲仍然存在，甚至欧盟仍然存在，可以从头再来。第二种情况是继续应付过去，但长程的隐患仍然挥之不去。最乐观的可能是，系统性地巩固欧盟，形成真正的财政与政治同盟。但这要求一个还未出现的欧洲同胞公民的认同与支持。当下的危机，正在检验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的说法“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这被称为“莫内方法”：“一个激化欧洲各国之间差异的危机，是推进更进一步联合的最佳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再兴起

　　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再度活跃。年初，左翼人士发起“共建参与性社会的国际组织”（IOPS）。旨在建立全球性的网络，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世界”而推动积极的社会运动。乔姆斯基等四十多位著名左翼知识分子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加入这一组织。据《卫报》报道，7月初伦敦举办了历时五天的“马克思2012”思想节，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近年来，《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畅销。当代左翼思想家的作品，如巴迪欧（Alain Badiou）《共产主义的假设》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等也非常引人注目。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有望重整旗鼓，开始第三次高潮。而伊格尔顿试图纠正各种流传已久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偏见。

　　伊格尔顿在《牛津人评论》（Oxonian Review）发表的访谈中指出，十年前几乎不能想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但在今天更多的现实政治选项将会打开，“但这并不是通过左翼的任何英雄努力，而是（反讽地）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造成的。在谈及未来的革命前景时，他指出“过度估计这个体制力量的衰败总是草率的”。“人们只有在认定目前的体制破败到无可修复的时候，才会走向一种激进的替代。”他同时也提醒，在整个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多数（只是在左翼内部成为主流），这是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毁誉，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左派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回复。

　　英国社会民主派的政治理论家乔纳森（Alan Johnson）在《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双月刊发表文章，题为《新共产主义：乌托邦妄想的复苏》，尖锐批评齐泽克和巴迪欧等激进左翼思想家，称其主张是一种“新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只有他们才坚持主张“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系统性的，环环相扣的，无法顺应立法改革，因此要求‘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但他们拒绝探索过去的历史性失败的根源，也从不坦率承认他们对如何着手未来几乎毫无想法。在欧洲社会主义民主陷入困境的背景中，在自我厌恶的智识文化中，这种激进论述有蛊惑人心的作用。

　　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教授在《共产党宣言》新英文版的导言中指出，如果出现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沿用苏联时代“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必须涉及在全球尺度内从私人占有向社会管理的转变。至于它会取什么样的形态，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将取决于导致这种变迁的政治行动”。

“阿拉伯觉醒”之后

　　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旧政权相继崩溃之后，这四个国家都面临政权重建的考验，却表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突尼斯进展最快，一年之前选出人权活动家、世俗派的政党领袖马祖吉为新任总统，组成了由温和伊斯兰派政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制宪议会在10月23日召开特别全体会议，庆祝突尼斯民主选举一周年。也门刚刚开始起步。2月的总统选举中哈迪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当选。他将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2014年举行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而利比亚的政局发展相当出人意料。在7月举行的“后卡扎菲时代”首次全国议会选举中，吉卜里勒领导的自由派政党“全国力量联盟”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以得票率的绝对优势压倒其主要对手，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公正与建设党”。埃及的状况错综复杂。在6月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候选人穆尔西战胜对手（前总理）沙菲克，当选政权更替后的首位总统。但他11月颁布的新宪法引发了抗议和宪政危机，最终在12月经过全民公决获通过。

　　埃及大选前，福山在《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指出，“脸书”和“推特”一代的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表现出亨廷顿早就阐发过的“自由派”的通病：他们善于发动短期的示威抗议，有时足以瓦解旧的专制政权，但他们缺乏政治组织的实践能力。政治组织与网络集结不同，不仅需要选拔干部和意识形态宣传，还要求深入穷苦大众，为他们提供服务和救助。在这方面列宁与毛泽东是大师，而穆斯林兄弟会也具有政治组织的优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主任阿贾米（Fouad Ajami）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分析了两个世纪以来埃及曲折的现代性转型的历程，指出这是阿拉伯的第三次觉醒，同时充满着危险与可能性。如何平衡穆斯林、军方和自由派之间的诉求，是新任领导人面临的考验。

探索国家失败的新著引起反响

　　2012年出版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反响。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四十年前获奖的Kenneth Arrow到两年前获奖的Peter Diamond）给予高度赞誉，弗格森、福山等著名学者联合推荐。发表两个月之内就有几十篇书评刊登于欧美报刊，进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评选的年度最佳书籍之列。这本书题为《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萨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他们都是不到五十岁的“中生代”学者，但已经在专业领域中负有盛名。尤其是祖籍为土耳其的阿萨莫格鲁，被认为是“当今经济学的天才型学者”。

　　这部著作探讨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富足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落后？作者反驳了地理资源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无知论”的假设，以大量历史（从罗马帝国以降）与现代国家为例，通过对比分析论证：首要原因是政治体制（institutions）的差异。但作者并不是在重弹“制度决定论”的老调，否则不可能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他们的理论框架包括一对范畴：“容纳型”（inclusive）体制促使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并分享经济财富，而“掠取型”（extractive）体制导致统治精英同时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也不会发生自然转变）。两种体制的差异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尤其是其长程发展的命运。这部五百多页的著作几乎没使用（作者格外擅长的）艰深的专业术语和理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同时保持了高度的学术严谨，其原创性贡献和诸多洞见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在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这本书也受到少数质疑，其中著名学者福山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的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但都遭到了作者强烈而有力的反驳回应。

获奖与辞世

　　美国国会图书馆将2012年“克鲁格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授予拉美政治经济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和实践者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奖金为一百万美元。他对巴西的社会结构、经济和种族关系的学术研究，帮助他在连任两届总统期间，将巴西从陷于高通胀的军事独裁体制转型为一个经济生机勃勃且更具包容性的民主体制。“他在社会学、政治科学与经济学的跨领域贡献拓宽了我们对人类经验的理解。”

　　2012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技术与社会讲座教授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获得，奖金约合七十八万五千美元。他在信息社会、传播学和全球化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奠定了他在社会学领域国际权威的声望。《经济学人》曾将他誉为“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颁奖辞称赞他的理论塑造了“我们在网络社会时代对于城市和全球经济之政治动态的理解”。卡斯特曾于2004年到上海访问讲学。

　　2012年1月24日，希腊艺术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遭遇车祸身亡，终年七十六岁。他拍摄的系列政治电影，《三六年的岁月》《流浪艺人》《猎人》并称希腊近代史三部曲。1998年，他的《永恒与一日》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0月1日，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谢世，享年九十五岁。他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享誉学界，被爱德华·萨义德称为“代表了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1998年，他被授予英国名誉勋位。2002年就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院长，直至离世。他以九十三岁高龄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10月25日，著名的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巴尔赞（Jacques Barzun）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他是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但写作主题还包括思想史和古典音乐，甚至涉及棒球和侦探小说。他曾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在九十三岁高龄出版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成为《纽约时报》畅销巨著。12月10日，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辞世，享年九十七岁。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强调“不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后期工作围绕政治经济学，以《退出、声音与忠诚》和《反动的修辞》尤为著名。

　　2012年去世的著名作家与学者还包括：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得主辛波丝卡（Wisawa Szymborska）；政治学家、公共管理学权威威尔逊（James Q. Wilson）；著名艺术批评家、散文家克莱默（Hilton Kramer）；美国著名记者、主持人华莱士（Mike Wallace）；墨西哥文豪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Macías）；文化批评家福塞尔（Paul Fussell）；科幻作家布莱伯利（Ray Bradbury）；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学者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美国历史学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Stuart Schram）；法国《世界报》社长伊兹拉勒维奇（rik Izraelewicz）；加州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著名的“中国观察家”包瑞嘉（Richard Baum）；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著名保守派法学家伯克（Robert Bork）。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到作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未作删节的完整版（包括注释）将在《学海》2013年第1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