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恢复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重建精神家园和精神信仰，这其中就包括儒学的重建。   
    
    思想家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但自韩愈、朱熹等人，及至新儒家，近一千年来荀子被排除于道统之外，“重孟轻荀”成学术界常态。
    
    近年来，荀子的思想引起人们注意，继2007年在山东临沂举办了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前不久，在荀子故里河北邯郸再次召开了“荀子思想价值与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曾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研究，现在他意识到了，重建儒学就需要重新研究荀子，并提出《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新四书”。
    
    《中国科学报》：重孟轻荀，“轻”是指什么？
    
    梁涛：首先是指评价，比如说新儒家的学者牟宗三所写的《荀子大略》，认为荀子片面发展了儒家礼学，背离了孔孟的仁学系统，其价值至多是作为孔孟的一个补充。这也是新儒家的基本态度。
    
    其次，孟子方面的研究大家辈出，有一些大家公认的经典性的作品。但在中文世界，目前还没有出现公认的荀子研究的权威学者，也没有公认的经典著作。大陆、港台至今也没有学者一生专注于荀子研究。
    
    值得注意的，西方学者中出现了约翰·诺布洛克和柯雄文这样一生研究荀子的学者。诺布洛克著有《荀子：全译及研究》。柯雄文则出版了《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研究》等多部荀子研究专著。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
    
    梁涛：有两方面的原因。孟子讲的是大丈夫精神，一种独立人格；荀子比较崇拜权威，崇拜圣人，崇拜师法，他讲“礼云亦云，师云亦云”，礼法怎么规定的，你就怎么做，老师怎么讲的，就按老师说的做，他有一种权威主义的思维倾向。大概从宋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起来以后，荀子遭到排斥，渐渐地就被排除在道统之外。
    
    另一个方面，韩愈、朱熹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儒学如何应对佛教的冲击，他们要解决的是人的信仰问题，即“性与天道”的问题。这个问题孟子谈得比较多，荀子关注的是礼法，所以荀子相对来说不受重视。
    
    《中国科学报》：现在的学术界对荀子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
    
    梁涛：总体上看，目前荀子研究的趋势，是摆脱新儒家重孟轻荀的倾向，给荀子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在大陆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中尤为突出。如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又铭发表多篇论文，提出建立新荀学，恢复荀学的正当性。
    
    我的观点是：儒学是一个丰富性的传统，如果要讲道统的话，至少应把儒家的仁学和礼学都包括进去，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孟子是有所失，他发展了儒家仁学，拓展了内在主体性的方面，但对外在礼学、制度有所忽略；荀子则是有所偏，他过分重视外在的礼法，对人的道德自主性、内在性谈得不够。因此，对于儒家的仁学，我们要继承，对儒家的礼学，也不可忽视。发展仁学，改造礼学，才能发展出当代的新儒学。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是研究思孟的，现在怎么转到荀子研究？
    
    梁涛：这要从我对思孟学派的研究说起。和其他学者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孟子较有感情，读《孟子》感到比较体贴。对荀子不太能接受。
    
    我开始研究荀子，是在2007年。这年山东临沂召开了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比较重要的荀子研究会议。没想到会开得很热烈，学者有很多争论。会议之后，我就开始准备转向荀子研究了。
    
    现在想想，这里边有一定的必然。当时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已经收尾了，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提出一个观点：回到子思去。就是说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和荀子，实际上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一方面是深化，比如孟子把儒家的仁学，荀子把儒家的礼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但深化往往也就是窄化，儒家本来是一个丰富的思想系统，但孟、荀只是向一个方向去发展，忽视了其他方面，这样就将儒家丰富的传统窄化了。我的思路就是把孟子和荀子统合起来，儒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要人为地分成两派。
    
    近些年通过郭店竹简的研究，特别是子思的遗篇的研究，我发现子思的思想固然影响了孟子，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二者思想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尊孟或尊荀，在二者之间争来争去很没有必要。合理的做法是在分化的基础上，把二者重新统合起来。所以我用了“回到子思去”这样一个口号式的说法，实际代表了一种重建。
    
    《中国科学报》：现在研究荀子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梁涛：近代以来，荀子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近些年成果很多，但多是低水平重复。那么，如何将荀子研究推向深入呢？我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是历史观念。荀子长寿，一生中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50岁以前，也就是“年五十始游学于齐”之前，主要是在赵国（他是赵国人），荀子是在赵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之后他来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齐国，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受到齐国稷下黄老思想的影响；晚年他又退避兰陵，兰陵当时属于 楚国，但历史上曾属于鲁国，受鲁文化的影响很深。
    
    荀子一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不能不对其思想产生影响。所以荀子的很多作品可能是不同阶段完成的，其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学者注意到，荀子的思想并不一致，比如，他有《性恶》篇，但除了这篇外，其他各篇并没有明显的性恶的思想，因此研究荀子一定要有历史的观点。
    
    引进政治哲学的视角。近些年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很有可能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甚至 “显学”。儒学可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讲心性，讲内在超越，道德自觉；外王讲制度礼法，讲“化性起伪”。内圣外王又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由内圣而外王和由外王而内圣。这二者在周公、孔子那里基本是统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到孟、荀那里，有所偏重，孟子讲内圣多，走的是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子；荀子重视的是外王，强调的是由外王而内圣，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应该相结合的。我下面准备写的一本书是《外王之道——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就是突出政治哲学的视野。荀子本来关注的就是外王、政治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出发，自然可以更好地对其思想作出阐发。
    
    《中国科学报》：这与新儒家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涛：的确。大陆的情况比较特殊，1949年以后儒学 研究基本中断了。而港台及海外儒学研究则一直没有中断过，出现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像牟宗三、徐复观等。我们这批大陆中青年学者基本是受他们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慢慢也有了自己的理解。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大陆的环境下，所处的时代与港台新儒家也有所不同，对儒学的理解自然也不会与其完全相 同。而且，从儒学的发展来看，每个时代都应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儒学——新儒学。
    
    我们与他们不同之处是重视儒家内部荀子的思想，及礼学的传统。我们重新评价荀子，就是要把孟、荀重新统合起来，将儒家制度之学、礼仪之学经过改造，重新纳入到儒学的系统中来。这与他们确实是不一样的。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思考，儒家文化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梁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分歧，应与儒学的分化有关。我们不应在孟荀谁是正统上争来争去，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一种丰富性的基础上重建儒家道统。因此，我不同意传统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儒学 其实是一个更为丰富、开放、包容性的精神传统，可以代表这一传统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可称为“新四书”。今天儒学研究的 一个任务，就是统合孟荀，建构仁礼统一的儒学思想体系。
    
    尽管儒学中的很多内容需要经过调整，但儒学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则是永恒的——只要中华民族存在，这些观念就要一代代传播下去。

作者简介：梁涛，男，西历一九六五年生，陕西西安人。一九九六年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导师张岂之教授），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指导教授卢钟峰、姜广辉），出站后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二〇〇六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为国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訄书评注》、《先秦学术思想史编年》、《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思孟学案》等，主编《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