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金融调结构经济有出路》。郭树清先生在文中指出，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但是予以支撑的那些老方子，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等，现在都失效了，“已经达到极限”；现在应该“转变发展方式”，将希望寄托在金融“结构”改革上，即“金融体系的深入改革，承担着全局的历史的责任”。言下之意，若不如此，中国经济就没有“出路”了。
中国的传统法宝真的失灵了吗？郭先生倡议的金融改革真的是灵丹妙药吗？对此，笔者并不认可。下面详细分析之。
一、对高储蓄率的指责令人费解
郭先生首先批评中国储蓄率过高。众所周知，储蓄率高，是支撑一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向现代化或工业化转型的时候更是如此。比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大都与居民储蓄率高有关。至于中国，也不例外，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前提之一。如今郭树清先生竟然看不上高储蓄率了，这让我很是费解。难道钱多了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倒成了坏事情？难道中国的这一特点不是正被好多国家所羡慕吗？难道得像美国那样不仅不储蓄、还要提前透支寅吃卯粮最后酿成大危机，郭先生才满意吗？
假如郭树清先生在批评储蓄率过高之后，能进一步建议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可通过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以此来刺激消费并降低储蓄率，那我会理解的。但是郭先生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郭先生对储蓄率高的指责，让我感到莫名奇妙。
如果说郭树清先生关于高储蓄率的言论让我摸不着头脑，那么他关于基础投资的观点，则阐述得清清楚楚，因此我也就敢于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了。
二、工业投资不过剩——促增长和调结构可合二为一
对于投资领域，郭先生首先批评的是“工业投资”，理由是现在早已产能过剩：“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凡属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
郭先生的这一判断，我不敢苟同。最近抱怨中国产能过剩因此不能再进行投资的言论，充斥各路媒体。一个多月前，甚至一度因此闹出一场风波。五月底，发改委批准了宝钢广东湛江、武钢广西防城这两个一千万吨级的钢铁项目。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如陈志武、许小年以及爱玩微博的地产商潘石屹等，纷纷指责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不该再上马新项目。陈志武先生更是批评“权力（即政府）”“真的要（把中国产业）往死里整？”
其实，对中国钢铁产能，用“过剩”来概而论之，是非常片面的。目前中国钢铁产能的确存在过剩，但只是集中在低端领域，高端产品依然有很大缺口依赖进口。宝钢湛江钢铁项目不是单纯的产能扩大重复投资，而是进行“减量置换”，即首先在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614万吨，在此基础上，取而代之的是生产面向汽车、家电等领域的高端碳钢板材类产品，这有助于满足中国对高端钢材的需求缺口。武钢防城项目，也同样遵循了“减量置换”原则，在广西和武钢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070万吨的基础上实施。
事实明明一目了然，可那些批评两广项目的人，却不懂装懂，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乱批一通。如今此事逐渐降温，可能是批评者自知理亏，也就慢慢偃旗息鼓了。
许多人总是将扩大投资与转变增长方式对立起来，将促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其实未必一定如此。像两广钢铁项目，就一方面淘汰了落后产能，一方面又新上了先进产能，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这种投资，难道不该提倡吗？
郭先生，现在陈志武许小年等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人对您的新主张是大加赞赏。敢问您能否向我们详细阐述一下，您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批评，与陈志武、许小年等人有何异同？假如您跟他们的观点没有区别，那我觉得您实在是应该带领陈志武许小年以及潘石屹诸君，一起去向发改委和宝钢武钢的管理者们好好学习一下了。
三、交通能源建设不是超前而是滞后
除了工业领域，郭先生还认为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本来是我们的‘瓶颈’，但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对此笔者依旧不敢苟同。
就拿铁路来说，过剩迹象何曾有一星半点？现在许多人指责近年来中国铁路尤其高铁乃是“跨越式发展”，超前了。事实上中国铁路的发展不仅没有超前，反而是严重滞后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就指出：
“中国铁路多年来发展严重滞后，已经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近几年高铁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既是跨越，更是弥补欠账。1990—2010年间，我国GDP从18668亿元上升至401202亿元，增长20.49倍，在此期间，铁路营运里程、旅客周转量等指标增幅不仅远远小于GDP增幅，与公路、民航、水运等另外三种交通运输方式相比，几乎在每项指标上增长幅度都是最小。”
尤其是有好多人，他们一方面抱怨铁路客运紧张，一方面又反对新的铁路投资；一面写文章呼吁高铁建设和运行速度慢一些，一面又在乘坐高铁时指责去年因故降速后的高铁太慢了，我实在不明白这类人的居心。
至于能源，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长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同步增长，希望郭先生别拿笼统的“局部过剩”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打消不了我的疑虑。郭先生，您不妨具体说说都哪些能源领域投资过剩了，是石油还是天然气？是页岩气还是煤炭？还是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即使硅基光伏发电过剩了，那能代表其他领域也过剩吗？）？是不是苏丹安哥拉的油田该放弃了？是不是“荔湾3-1”油气田不要开采了？是不是西南的水电站该全下马了？是不是海外四大能源供应通道都多余了？是不是像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青藏高原找矿之类的项目，以后就不要再搞了？
基础投资，正因为是基础性的，所以一般相较于其他领域浪费得最少，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经济、国土规模都同时都巨大无比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不仅广大中西部地区，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投资，即使东部发达地区，基础建设也还是有很多缺口的。如北京，尽管近十年来地铁运营里程与日俱增，日均客运量已近七百万人次，可仍旧是拥挤不堪。但纵令如此，对郭树清先生一向厚爱有加的胡舒立女士旗下的财新《新世纪》周刊，依然提出了“地铁大缓建”（《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50期）的主张。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像欧美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多年，不是不想通过扩大基础投资来拉动经济，无奈财政吃紧，有心无力。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推进基础建设的需求，一方面财政充足，制造业和建设施工技术也日趋成熟，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存在。对此，别的国家都羡慕的不得了，为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坏事情？
7月3日，中国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备忘录，由中国为以色列修建一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高速铁路，同时承担部分投资。另外以色列也将在油气开采输送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难道中国自己的钱和技术，只能为别人造福，却不能为自己谋利？
四、不可过分拔高第三产业的先进性
郭先生指出，“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偏离常态，很好地解释了经济产出的结构失衡。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11年第三产业仅占全部GDP的43%。这与发达国家73%左右、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比例差距不小，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08年世界平均的水平是69%。”
请问郭先生，难道第三产业比重高就必然是先进的表现吗？像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人失业后改送外卖，匹兹堡芝加哥因工厂关闭沦为鬼城，华尔街不支持实体经济去搞坑蒙拐骗，数量庞大的律师吃完原告吃被告，如此一来，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然会高。可这与其说是先进的表现，还不如说是衰败的象征。再看现在美国人自己，现在他们也不认为第三产业比重高是什么好事情，正为恢复制造业和加大基础投资而绞尽脑汁。因此，以第三产业比重低为由来否认中国基础投资的必要性，我认为是讲不通的。
美国自六月份以来，因风暴导致大面积停电，而众多地区竟然因修复乏力而迟迟不能恢复供电，以至于拖到7月4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还是只能在漆黑和酷热中度过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假期。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早在去年，某次大停电后，有美国人就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沦为“第三世界国家”了。美国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基础设施建设如此不堪，我们有理由让中国在这方面去学习美国而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吗？
北京炎夏，深夜仍高温不止，幸有空调赐福，我依旧可以轻松敲击键盘来反对郭先生而不至于挥汗如雨。郭树清先生，若依了您学美国，放弃基础投资，大搞所谓的金融创新，您能保证我可以继续这样在炎夏著文吗？
五、以美为师的金融改革不可取
在进行完批判后，郭树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那就是要对金融业进行“结构”改革。金融业，太“虚拟”，非我所长，不过我依旧可以判断出郭树清先生是在号召我们学习华尔街，换做茅于轼先生的话，那就是“大力发展虚拟经济”。
郭树清先生讲到，“从居民个人金融投资的角度看，（中国）银行存款占总额的64%，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比例不到14%，而美国的居民金融资产中，股票、基金和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养老金合在一起，达到了近70%的比例。”郭先生这种时时处处以美为师的谦虚劲儿，令人敬佩。不过尽管中国肯定有自己的问题，对此我并不否认，但是非得以美国为师，就非我所敢支持了。多年来，美国人举国投机，以至于现在自作自受陷入泥潭难以自拔，难道郭先生您也要我们步他们的后尘不成？
郭先生指出“我国经济中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以此来为自己的金融改革提供支持。其实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全球都一样，并非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问题（见拙文《小企业贷款难别只怪大银行》，环球时报2012年6月6日）造成的。好多人打着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幌子，到头来不过是自己想搞投机以渔利，这种例子太多了。郭树清先生提出的建议，我看不出对促进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必然会有太大的助益。
如果说以上两点不同意见还过于“虚拟”的话，那么当我看到郭先生如下言论时，就不禁实实在在地愕然了：
“每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的焦点，都在于各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高效的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
众所周知，美国一方面实体经济江河日下，对基础科研的投入也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大量资金不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研发，而去搞投机赚轻快钱。大趋势如此，怎能说美国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高效”呢？倘若高效的话，美国经济也不至于虚拟化空心化了。
尽管金融业专业性太强，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看到郭树清先生对美国金融业加以如此过高的或不实的盛赞，我就敢于怀疑他对中国金融业的判断和建议是否有道理了。郭先生让我们师法美国，难道也要让中国跟美国一样陷入危机不能自拔吗？
六、民生政策的缺如
除了郭先生关于基础投资、金融改革方面的观点我不赞同外，更令我纳闷的是，郭先生在文中对民生问题几乎是只字不提。难道在当下的中国，经济的“出路”与民生问题毫无关联吗？是不是在郭先生眼里，民生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或不重要呢？一篇自诩为为中国经济指明“出路”的文章，竟然建立在漠视民生问题的基础上，这能让我们放心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林毅夫教授。从世行卸任回国的林毅夫先生，也刚刚对中国经济的“出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令人感慨的是，林教授与郭树清先生的见解堪称针锋相对。林教授首先指出中国的基础投资还大有可为，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长期高速增长；其次指出要重视贫富分化问题并应该尽快解决。尤其难得的是，在时下一片减税的鼓噪中，林教授明确建议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力度，以通过二次分配来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对林毅夫教授呼吁通过“增加富人税负”等措施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一事，一贯热捧郭树清先生的胡舒立的财新网在予以报道时，所加标题为“林毅夫：改善收入分配迫在眉睫”，但是正文却只字不提增加富人税负的相关内容。如此裁剪，这恐怕与胡舒立女士一向主张给富人及企业减税有关。林毅夫教授若称分配不公的罪魁是国企，估计在财新网就会是另外一番待遇了。
扩大基础投资，改善民生，靠这两条腿走路，中国能走得远。学者王小东近期指出，即使出口持续低迷，那么只要在基础投资和改善民生上面下功夫，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增长。当然，某些投资类项目，本身就属于民生改善工程，如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等。至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应该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为重点。目前舆论将重点放在减税上面，这实在是南辕北辙。减税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美国在这方面是前车之鉴。
结语
郭树清先生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对中国和美国的不实认识之上，并且放言不被采纳的话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出路，对此我不禁感到好笑。但是当考虑到郭树清先生是身居要津的大员和媒体热捧的对象时，我就转而笑意全无、不寒而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