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经历了五次大的变迁：从河图洛书时代漫长的文化草创期到西周王官学的形成，一变也；东周礼崩乐坏，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之学，二变也；战国、秦汉中国走向大一统，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三变也；汉以后，佛学大兴，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排斥诸子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四变也；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西学取代儒学的独尊地位，中国本土学术不绝如缕，五变也——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明，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继西周王官学之后，黄老之学将中华文明推上了新的峰巅！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出土以前，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黄老之学是什么模糊不清。有学者甚至认为黄老是西汉黄生与老子的合称，[1]还有学者认为黄老是老子与黄石公的合称。[2]

造成这种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是黄老之学的许多重要文献都失传了。我们甚至不清楚，在《汉书》和《史记》中，汉人所说的道家实际上就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内术），以法家为治国方针（外术），综合百家的黄老之学，而不是重在个人修持，清静自守的老庄之学。

实际上《汉书·艺文志》对此讲得十分清楚，上面不仅说道家乃治国之术，还批评了后世老庄一派“绝去礼学”、“独任清虚”的理论趋向。上面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大意是：道家这个流派，应是出于古代的史官。他们记载历代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的道理。然后知道秉持要领把握根本，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它符合于尧的自我约束能够谦让，《易经》上所说的谦虚。能“一谦”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四种好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狂放的人来实行道家学术，就排除了礼仪，并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清静无为，什么事都不做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汉书·艺文志》中所列道家文献共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这些书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但伊尹、姜太公、管子、黄帝、老子、庄子、文子名下诸书今人有幸能读到相当一部分，使我们能够看到黄老之学的理论核心所在——中国内圣外王之术尽在斯矣——从内业修身一直到经济思想轻重之术！

那么黄老之学到底是怎样对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诸子进行取舍的呢？参照《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经典，我们发现曾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司马谈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黄老之学如何折中百家，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十分重要，他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意是：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作为汉武帝的史官，司马谈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儒家思想逐步兴起，“儒道互绌”的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所以在《论六家要旨》中他专门批评了儒家治国理念上的弱点。司马谈或许想不到，儒家有一天会取代黄老之学，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干。

司马谈的批判是有力的，明确指出了儒家纯任德政的危害。他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大意是：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言，在汉以后，至唐代这段时间，老庄、道教、佛教大兴，其中老庄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老庄兴起实际上始于汉末。清人洪亮吉（1746~1809年）在《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庄子注序》明确指出：“自汉兴，黄老之学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武帝之世，窦婴田蚡虽好儒，欲推毂王臧赵绾，然势不能敌也。老子之徒有文子，其书述老氏之言为多，世亦并尊之。当时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内及宫阃（阃音 kǔn；宫阃，帝王后宫，亦指后妃——笔者注），莫不服膺黄老之言，以施诸实事，其尊老子文子也与孔颜并。故王充《论衡·自然篇》曰：‘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其尊之若此！盖黄老之道，以迄文子述老子之言，实皆能治天下者也。西汉之治，比隆三代，职是故耳。至汉末，尚祖元虚，治术民风，一切不讲，于是始变黄老而称老庄。”

由黄老蜕化为老庄，再次蜕化为儒，最后为西学所吞没。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黄老之学是西周王官学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次大一统，是中国文化峰巅。

今天学者论及中国文化，除了背两句《道德经》或《论语》上的语录，最喜欢大言“中华儒家文明”、“儒释道”、“外儒内法”之类，实际上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演变进程的无知。儒家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有如雾里看花，永远不知中国文化的主体何其精妙、壮观！

注释：

[1] 夏曾佑：《黄老疑义》，载《中国古代史》，台北学生书局，1970年，第339页。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台湾汉京文化公司，1983年，第9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