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戴帽子”，这主要针对礼、乐而言。

礼、乐完全不同于《诗》、《书》，它属于西周贵族子弟必学的基本技能，与射、御、书、数并称。《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五礼”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六乐”实际是指黄帝、唐、虞、夏、商、周这六代之乐，分别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正是由于礼乐的实践性，使《礼经》（即《仪礼》）和《乐经》远远不如《诗》、《书》一样成书那么早，甚至连《乐经》是否存在都成了问题。

参阅《左传》和《国语》，《诗》、《书》，《易》都被大量引用，唯有《仪礼》，根本就没有被明确引用过。可见春秋时虽有《礼志》之类著作出现，但《仪礼》还没有成书。不过，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的记载看，周代的礼仪已经规范化，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作为礼仪专家，孔子在《仪礼》的形成过程中似乎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据《礼记·杂记下第二十一》，鲁人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由此被正式记录下来了。上面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不过孔子主张的礼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行性，不仅遭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晏婴的反对，就连自己的孙子子思也抛弃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礼仪。[1]

既然孔子的礼不可行，那么秦汉以后的中国礼乐制度源于何处呢？答曰：秦礼。

秦朝统一天下，不仅仅包括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还包括礼制的统一。具体作法是在秦国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山东六国礼制文化中合于古礼的优秀成份。高祖时，熟悉秦礼，曾在秦为待诏博士的叔孙通正是在秦礼的基础上制定上汉家礼仪。《史记·礼书》记此事云：“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大意是：至秦统一天下，收罗六国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与古代相同。到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主体却是沿袭秦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和宫殿、官名，都很少变更。）

公元前202年，叔孙通在向汉高祖建议制定朝仪时也是主张损益秦礼。《史记·叔孙通传》上载叔孙通告高祖言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大意是：五帝有不同的乐礼，三王有不同礼节。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仪则。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略用古代礼节与秦朝的礼仪糅合起来制定新礼节。）

叔孙通不仅制定了汉初临朝的典礼朝仪，还奠定了西汉礼制的基础，终成一代儒宗。《史记·叔孙通传》载：“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大意是：汉高帝去世，孝惠帝即位就对叔孙先生说：“先帝陵园和宗庙的仪礼，臣子们都不熟悉。”于是叔孙通又调任太常官职，他制定了宗庙的仪礼法规。此后又陆续地制定了汉朝诸多仪礼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任太常时论定著录下来的。）

司马迁赞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大意是：叔孙通善于看风使舵，揣摩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能够随着时世来变化，最终成了汉代儒家的宗师。“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整体上司马迁是肯定叔孙通的，但北宋王安石却以为叔孙通用秦礼败坏了纯正的儒学，实乃儒林罪人。王安石《叔孙通》诗云：“先生秦博士，秦礼颇能熟。量主欲有为，两生皆不欲。草具一王仪，群豪果知肃。黄金既遍赐，短衣亦已续。儒术至此凋，何为反初服？”

叔孙通制礼功过任后人评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汉承秦制，不仅在法律上，在礼仪上也是这样。所以，溯其渊源，汉家之礼出于长期行法家之秦——而汉家制度又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礼乐制度。

所以，儒家将制礼作乐全部归入自己门下是极其荒唐的，实际上等于为儒家戴了个高帽子，从而掩盖了太多重要的历史事实！

《礼经》（《仪礼》）后世儒家毕竟立了起来，《乐经》儒家连高帽子都戴不成。为什么呢？因为礼、乐、诗在周人的生活中是联系在一起的，行礼必奏乐，乐之辞即为诗。汉儒只重义理，声乐则由宫廷乐官掌握。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出于汉儒对音乐义理的过度强调，才导致乐在汉以后的衰微。宋人郑樵(1104～1162年)《通志·乐略·乐府总序》总结说：“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主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 

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学人的问题是：《乐经》存在吗？就如同《仪礼》为后儒所记一样，《乐经》也是不存在的，史上存在的只是记载声乐和音乐理论的一些文献。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 就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礼记·乐记》则重在乐论。

最为荒唐的的是，儒家造不出《乐经》，干脆将责任推给了秦始皇。从东汉班固开始，就有人坚信秦燔书而《乐经》亡。事实上，秦始皇根本不可能焚礼、乐，因为礼乐多实践性，和诗、书不同，关键不在文本，不能一把火烧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李斯的建议很清楚：为恢复西周“官守其书”的传统，禁私家之学，才禁“非博士官所职”的私家藏书，且根本没有烧《礼经》、《乐经》。上面说：“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与上文相类，只是没有烧书的记载。录在下面，以免读者翻检之功：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进一步说，如果《乐经》真的存在，博士官手中这类国家藏书是不会被禁的。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秦的《挟书律》才被废止。汉宫中百家图书皆在，却独不见《乐经》，足见乐本无经！

注释：

[1] 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第212~213 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