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下刀子”，这主要针对《诗》、《书》而言。 最早提到孔子删诗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他称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复的删掉，选编其中合于礼义的三百多篇，上面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 自唐代孔颖达以来，司马迁的上述说法就遭到了相当大的质疑，一个很难辩驳的证据是：在可靠的先秦典籍（包括20世纪新发现的帛书、竹简）中，我们发现的逸诗相对来说很少，如果孔子对《诗经》作了大幅度删节的话，逸诗数量当是很多的，而事实不是这样。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中就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后来，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应用现存的主要春秋信史《左传》和《国语》二书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证，他发现《国语》中逸诗仅占所谓孔子删存诗的三十分之一，《左传》中这一数字为二十之一，可见逸诗的比例之小。在《陔馀从考》卷二“古诗三千之非”中，他指出：“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卫彪引武王‘饫歌’，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也。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丘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丘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其余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余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 今人黄开国、唐赤蓉也统计了《左传》和《国语》引诗情况，与赵翼的统计略有出入，但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删诗一说难以成立。按他们的统计，《左传》和《国语》逸诗仅十五条，占两书所引《诗》约三百条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孔子删定的《诗经》原有三千篇，佚诗的数量至少应多出见于今本《诗经》的数倍以上，而不仅仅是十五条。他们论证说：“春秋时期的15条佚诗，占所见诗文的二十分之一。而史书称，孔子删《诗》曾将古诗三千篇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其比例是十比一。按孔子删诗之比，《左传》、《国语》中所见春秋时期人们引用今本《诗经》有250条以上，那么，所见佚诗就应当有2500来条，但是，所见佚诗只有14条（原文如此，似当为“15条”——笔者注），仅有今本《诗经》的二十分之一 ，其数量未免过于悬殊了。换一个角度来说，春秋时期人们所引、赋的诗文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今本《诗经》，这些诗文绝大多数都是孔子以前就存在的，而且，春秋时期人们的引诗、赋诗都各有所取，不像所谓孔子删诗那样划一，所以，春秋时期所存诗文见于今本三百篇者，绝不可能是孔子所删之《诗经》，而是当时通行于各国的《诗经》。既然当时有通行于各国的《诗经》，见于春秋时期人们所引诗文只有极小部分是佚诗，那么，所谓孔子删诗三千篇为三百篇之说就是极可怀疑的了。”[1] 事实上，除了《史记》的记述，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孔子大量删过诗。一定数量佚诗的存在是可以的理解，因为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春秋时《诗经》已经不完整了。 孔子不曾删诗，后世儒生却曾大量“删书”。进一步说，儒家真正“下刀子”的是中国本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元典《书经》，而不《诗经》。 后世儒生“删书”最明确的证据是流传至今，为学人长期忽视的《逸周书》。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引刘向语：“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则直接称“《周书》十卷，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 事实上很难说孔子曾亲自删书，因为春秋战国时人们并未忽视《逸周书》，而是将之与《尚书》列于同等地位。那么后世儒家为何不重视《逸周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中内容多不符合儒家的意识形态标准，这是他们对《尚书》“下刀子”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学术上的惯性，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逸周书》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取得同今文《尚书》平等的地位。李学勤教授在为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所作的序中叙述该书历史时写道：“《逸周书》是我国重要的古代典籍之一，书中记述的史事，如唐刘知几《史通》所说，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相当丰富。看《左传》、《战国策》，春秋战国时人常征引现存《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称之为《书》或《周书》，同后来称作《尚书》的各篇不加区别。《汉书·艺文志》著录这部书，仍题为《周书》，说明是“周史记”，列于《六艺略》之《尚书》诸家之后，可见其地位相当重要。后来人们逐渐忽视，到清代《四库》，仅收入史部的别史类，与经部的《尚书》就有天壤之别了。”[2] 从某种意义上说，《逸周书》比今文《尚书》更具学术价值，特别是对于研究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这样——我们再也不能对这样重要的中华文化元典弃如敝履了！ 关于后世儒生删书的数量，《尚书纬》中曾提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由于纬书多不可信，此说难从。 据黄开国、唐赤蓉统计，《左传》和《国语》二书中人们引用《尚书》共五十九条，重复的有六条，实际为五十三条。其中，见于今文《尚书》的，有二十一条，重复一条。不见于今文《尚书》的，有三十八条，重复五条。这种情况与春秋时《诗经》引文多见今本《诗经》相反，有多达五分之三的引文在今文《尚书》之外。[3] 从《左传》和《国语》引《书》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推测后世儒生删书的数量还是较大的。 注释： [1]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巴蜀书社，2004 年，第156 页。 [2]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1 页。 [3]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巴蜀书社，2004 年，第190~196 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