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税赋的分类，《大戴礼记》中给出了关于税制的完整论述。上面说：

“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1】

按照孔子的这一论述，我们知道当时有六种税。不过按他的思想，应仅有两种适中的税。他的基本观点是应取消所有的间接税。

孔子的另一段话描述了古代先王的税收制度，那是按能力支付的。他说：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2】

按照孔子的论述，有三种税。一是土地税，二是宅基税，三是个人劳役形式的税。宅基税需要作些解释。妇女织的丝来自在公共土地上由公家管理的房屋周围的桑树，所以宅地要缴纳麻布和丝。这是妇女的贡献，如同以谷物交纳的土地税是男子的贡献。这也是源于土地的所得税。因此要考量家庭贫富的大致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毛收入的税，而是净收入的税，因为，如果穷人家庭没有净收入留下，该税将被豁免。后来，该税成为家庭税，就是所谓的“户税”，即财产和所得税。

三种税在不同时期征收。以布丝缴纳的宅基税在夏天征收；以谷物缴纳的土地税在秋天征收；劳役在冬天。孟子说：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3】

在周代，被雇佣的普通劳工不能服役时，他们要付钱作为人头税（夫布）。如果房屋周围什么也不种，就要付钱作为房基税（里布）。这些是合理的。不过在孟子时代，即使他们已经服劳役，诸侯还要人们交人头税；即使他们已经交了丝和布，还要人们交房基税。这意味着人头和宅地都纳税两次。因此，孟子说：

“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4】

在中国，在法律上，没有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划分。每种税都是国家的，它只是由中央政府指派的地方官员征收。除非经财政大臣建议、皇帝批准，地方官员没有权力强征或使用任何税收。

然而，在事实上，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一直是有区分的。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区分始自夏禹时代。唐宪宗时（1357～1371 A.K.或806～820 A.D.），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开始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属于中央政府，一部分属于州，一部分属于县。宋代与此相同。即使在今天，财政收入也有两部分：一部分留作地方开支，另一部分送交中央。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存在着地方财政与国家财政相分离的原则。但这只是使用上的分离，而不是税源上的分离。这给财政体制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尽管从夏代起中国政府就是中央集权政府，因为税源没有分离，它的做法实际上成为一个地方与中央分权的政府。不过，有关方面已经承诺，今年将把税源分开。

既然中国在税源上不分，我们将不把税收分为国家的和地方的，而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5】

注释：

【1】《大戴礼记·主言第三十九》，意为：从前的明主，对经过关津进入市场的产品只检查而不征税，市居而不收税，农税十取一，使用民众为公劳动一年不超过三天，入山泽砍柴、入河捕鱼在成熟的季节，有禁而不征税。这六点是明主取财之道，舍去其四、节制其二。

【2】《国语·卷五·鲁语下》，意为：先王按照土地的肥瘠分配土地，按照劳力的强弱征收田赋，而且根据土地的远近来对田赋加以调整；征收营业税按照商人的利润收入，而且估量其财产的多少来对营业税加以调整；分派劳役则按照各家男丁的数目，而且要照顾那些年老和幼小的男子。于是就有了鳏、寡、孤、疾的名称，有战事时才征召他们，无战事时就免除。有战事的这年，每一井田要出一稯粮、一秉禾草、一缶米。

【3】《孟子·尽心下》，意为：赋税有以布和麻线来征收的，有以粟米来征收的，有以役使劳力来征收的。君子采用其中的一种，另两种暂时不用。采用两种民众就会有饿死的，如果同时采用三种父子就会离散。

【4】《孟子·公孙丑上》，意为：居民不必交纳苛捐和服徭役，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会高兴，愿意迁到这样的地方来居住。

【5】在现实中，中国另有一类地方税。除了地方官员非法征收以外，老百姓也自行评估财产并征收本地福利税。在乡镇它们由乡绅和长老控制，在城市，它们由商人控制。这种征收是正当的，其管理也是有效率的、和民主的。因此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税，也不称为税。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