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物像河图、洛书这样过去一千多年来聚讼纷坛，莫衷一是。直至现代，学者们还要不断地“破译”它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一是河图洛书图形早佚，北宋以前只保存对两图数字序列的陈述；二是至晚在战国时代河图洛书的图与说就已经相脱离，使人们除了面壁玄想以外，几乎没有办法弄清楚两图的实际意义；二是保存在今天《管子》一书中河图说和洛书说被两两拆分为四篇，依次是：河图说《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管子·幼官第八》（该篇内容与《管子·幼官图第九》几乎全同，但顺序不同）；洛书说《管子·四时第四十》、《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这种拆分进一步增加了后人理解河图洛书真义的困难。

学界较早发现在《管子》相关篇章中存在河图、洛书文字说明的是黎翔凤先生。黎翔凤（1901~1979年），字丹池，湖北黄梅人。1925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师从黄侃，专攻汉学。从1961年开始，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79年去世。1962年，黎先生鉴于郭沫若《管子集校》的诸多不足，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管子校注》，其考证之精深，非一般学者可及；《管子校注》一书在1984年由中华书局购得，正式校订出版则是在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距该书成稿已经整整四十年，距黎翔凤去逝也已经25年了。

在《管子·幼官图第九》的题解中，黎翔凤先生注意到《幼官图》实为洛书，《幼官篇》为其说。他写道：“《幼官图》与《幼官篇》文字相同，重复不合理，古人决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庙及长沙轶侯墓画绢例之，《幼官图》是图。是照《幼官篇》文字绘图于壁，即用《幼官篇》文字说明之。《幼官图》即是此意。郭沫若误会文义，用文分列为图而不言五帝、五兽之形象，非是。且篇中数字之意义即用《洪范》，其图为《洛书》。各书有《洛书图》，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可知图不仅是画像，即黑白点亦为图。本图、副图亦有分别者。杨忱本先西方，次南方，次中方，次北方，次中副，次北副，次东方，由左而上中下，合乎绘画顺序，郭不知也。”[1]另外，在《管子校注》的序论中，黎先生着力强调了《幼官篇》居《管子》一书的“脑神经中枢，理论体系由是出焉”，“其数为洛书，‘图’比文字重要，全书每一篇皆可于《幼官》寻其脉络。”[2]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黎翔凤先生错将《幼官图》误解成了洛书，《管子·幼官第八》描述的是基于五行历的时令，是河图数才对，《幼官图》当为河图；但黎先生注意到《幼官》在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黄老经典《管子》一书中的理论核心地位，这是了不起的。因为天文历法是中华文化的本根，《幼官》是对上古阴阳五行历的解读，其当然会成为《管子》“脑神经中枢”， “理论体系由是出焉”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只可惜黎翔凤先生未将《幼官图》和《幼官篇》同天文历法联系起来，也没有能深入研究下去，否则中华文化的的这一精髓会更早地为世人所认识。我们要继续这种学术开拓，恢复河图洛书的本面目，还要从河图、洛书的流传历史说起。

注释：

[1]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182页。

[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序论”第21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