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有两个词：“息”和“利”。但“利”一词既可仅指息，又能兼指息和利，由此产生了很大的混乱。然而“息”一词从来不能指“利”，也不能包含利的意思。因此，我们将首先讨论息的问题。

（一）息的合理性

英语中的“interest”在汉语中称为息，意为孩子。《史记》中称为“子钱”。【1】《诗经》中称为“生”，意为生产。最早的相关论述在《尚书》中，盘庚（850～823 B.K.或1401～1374 B.C.）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2】可见，在殷代靠利息营生的资本家地位十分显赫。盘庚不愿任用这些人的原因是，对于官员来说以食利为生是很不恰当的事，因为官员不能像私人一样追求物质利益。但他不禁止取息。任何人都有权利取息，唯一让人三思的是一旦取息就不会被任用为官员。这就是孔子的原则。

按照孔子的原则，取息并不错，因为资本是母亲，息是她的孩子。作为近因，资本能够生息，那是因为它在企业家的筹划下发挥了作用。但作为远因，企业家能利用资本生息，那是因为或者他自己拥有资本，或者他能从资本家那里借到钱，如果什么都没有他就不可能生出息来。因此，利息源于资本，正如孩子源于母亲。在中国文献中，称其为“子”，从未对其合理性有过任何疑问，这一用词本身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它不容争辩的合理性。欧洲语言中用词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取息问题的争论的部分原因，孔子并不谴责取息。

当孟子引用龙子的话说农民以百分之百的利率借钱付税时，他没有谴责高息借贷者，只是谴责了税收体制。【3】他懂得利息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所以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即使这样高的利率孟子都没有谴责，那么他一定不会谴责那些按正常利率取息的人。事实上，儒家认为取息是正当的。

（二）利息率

虽然利息是合理的，但是什么样的利息率才是正常的呢？在这方面，孔子没有涉及。从儒家的原则和“什一之利”这一俗谚判断，我们可以推测说，从儒家观点来看理想的利率应是百分之十。

在《周礼注》中，郑玄提出了他的利息率理论：当政府银行借资金给人们时，年利率按借贷者居住地的不同而不同。在国都，利率是5%；四郊，10%；乡野，15%；州，20%。因此，借贷者离王城越远利息率越高。我们不能确定这一规则是不是周公制定的，不过郑玄的原则十分有趣。既然他是位大儒，他的注对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就是儒家的利率理论。在解释该理论时，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参考意见：因为王城是商业中心，所以利率最低；离中心越远，利率越高。这是供给和需求决定利息率的原则。不过既然最高利率固定在20%，它说明政府银行是为民着想的。

上述利率可能是理论上的或理想的利率。我们现在考察关于利率的历史事实。按照《史记》，汉朝早期，所有农、工、商之间的年利率都是20%，这是正常的的利率。孔子纪元398年（154 B.C.），当诸侯为军事征伐而借钱，其非常规利息竟高达十倍，那是因为风险太大。【4】按照《大清律》，利息率上限为30%，但当今的商业利率比这一上限低很多。一般是8%，虽然上下变化可以很大。

注释：

【1】参阅《史记·货殖列传》。

【2】《尚书·盘庚下》，意为：不要聚敛财宝，要经营民生以建立功劳。

【3】参阅《孟子·滕文公上》。

【4】参阅《史记·贷殖列传》。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