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法，即刑（形）名法术之学，为春秋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法家所研习者。

法家与形名之学的关系，史家多有记载。刘向《别录》云：“邓析者，郑人，好形名。”刘向《新序》云：“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形，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所为书，曰‘法’。皆曰‘刑名’。”《史记·商君列传》云：“鞅少好刑名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伍非百按：“自邓析至韩非，史多称其好‘刑名之学’。‘刑名’即‘形名’，亦即‘名实’。申韩诸人，皆以法家而兼名家，通言谓之‘形名法术’。析言之，则或称‘形名’或称‘法术’。”【1】

名家与法家不可分。历史上，中国本土法律的总则部分多被冠以“刑名”或“名例”，因为法律中刑罚罪名和定罪量刑的体例最为重要。清代律学大家沈之奇《大清律辑注》释“名例”云：“李悝造法经，其六曰具法。汉曰具律，魏改为刑名，晋分为刑名、法例。沿至北齐，乃曰名例，隋唐以后因之，至今不改。其义例与唐律为准，分合损益，法益精密。名例为诸律之准则，故列于首。”

从形名法术之学，至后来“名法”并称，实属必然。孔子以后，百家之学兴起，“正名”之学主要流入名家和法家，并与道家相联系。“名法”并称，反映出名学对于政治法律的核心意义。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先生精辟地论证道：

名法二字，古每连称，则法家与名家，关系亦极密也。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称之之辞曰名。以言论思想言之，名实相符则是，不相符则非。就事实言之，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世人之言论思想，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为名家之学。持是术也，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为法家之学。此名法二家所由相通也，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源于理，理一于道，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2】

如果说名教与《庄子·天道》九变之说中的“天（道）—道德—仁义—分守”紧密联系，那么形名法术之学则与“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紧密联系。形名法术之学要求领导者以虚静之心，公正待物，以法为符（符，判断标准——笔者注），先“正名审分”，再“循名责实”，最后也如名教一样回归清静无为的大道。《管子·白心第三十八》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名教以治身，名法以治国，内圣外王本来圆融无碍。《吕氏春秋·审分》一语道破：“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尹文子·大道上》甚至认为，治国也与我们修身一样，要百姓“无心”“无欲”才行，实现方法是正名审分：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骈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

作者是说：

名义确定后，人们对事物就不会争夺；分属明确后，私欲就不会盛行。对事物不争夺，并不是人们没有争夺之心，而是因为名分确定之后，人们就无法实施争夺之心；私欲不能盛行，并不是人们没有私欲，而是因为分属明确，人们就无法实施自己的私欲。私心、私欲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们做到没有私心、没有私欲一样，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田骈说：“天下有志的人，没有谁肯老呆在家里，伺候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必定要到各诸侯国的朝廷去游说，求得一官半职，这是受利禄引诱所致。他们到各诸侯国朝廷游说的目的，都想成为卿大夫，而没有想成为诸侯国的君主，这是因为名分限定了他们。”

彭蒙说：“野鸡和兔子在野地时，众人都会追逐，这是因为分属还没有确定。鸡和猪充满集市，没有人企图抢夺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分属已经确定。财物丰富之后而分属未定，即使仁人智士也会争夺；分属确定之后，贪得无厌者也不敢乱抢。”

伍非百先生曾区分了“侵”“旷”两种名分混乱的情况，值得我们详细参究。他说：“君臣上下，各守其职，各尽其责，而不乱也。不尽其职而尽他人之职者谓之‘侵’，不自尽其责者谓之‘旷’。‘旷’与‘侵’皆失其‘名分’，而致乱之道也。”【3】需要强调的是：“侵”“旷”不仅是对被管理者说的，更是对管理者说的！因为管理者最容易“侵”，其后者是极其严重的。《老子·七十四章》警告说：“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名分不定之害，有甚于砍手者！

正名审分，法规明确社会责任之后，还要根据实效依法赏罚，“循名责实”。这要求君主清心公正待物。《韩非子·主道第五》开篇论证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通“现”——笔者注）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韩非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本原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原则来了解成败的起因。虚心冷静地对待一切，让名称自然命定，让事情自然确定。虚无了，才知道实在的真相；冷静了，才知道行动的准则。进言者自会形成主张，办事者自会形成效果，效果和主张验证相合，君主就无所事事，而事物真相呈现。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欲望，君主显露他的欲望，臣下将自我粉饰；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意图，君主显露他的意图，臣下将自我伪装。所以说：除去爱好，除去厌恶，臣下就表现实情；除去成见，除去智巧，臣下就自我警戒。

而实现“无事”的关键就是依法赏罚，不为私欲所动——内圣外王，清静心及清静世界的建立，非如此不可！《韩非子·主道第五》论证说：“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韩非的意思是说，群臣陈述他们的主张，君主根据他们的主张授予他们职事，依照职事责求他们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主张，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主张，就罚。明君的原则，要求臣下说话算数。因此明君行赏，像及时雨那么温润，百姓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君主行罚，像雷霆那么可怕，就是神圣也不能解脱。所以明君不随便赏赐，不赦免惩罚。赏赐随便了，功臣就懈怠他的事业；惩罚赦免了，奸臣就容易干坏事。因此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疏远卑贱的人不会懈怠，而亲近的人就不会骄横了。

《淮南子·要略》论其《主术训》一篇时，与《韩非子·主道第五》的主旨一致：“《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循名以责实，按实以定名，依法办事。实现事由自然，莫出于己，不劳而自治的无为治理，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精义所在。

君主时代已经远去了，但那个时代伟大厚重的领导艺术并没有过时，我们绝对不能如新文化运动中随意抛弃名教一样抛弃名法——事物的发展总有变者和不变者，大道是永恒的！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5页。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世界书局，1933年，第90页。

【3】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