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实力一直是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击退侵略、实现战略利益、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的唯一力量。

如果软实力的实际运用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那么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以及人类自身的历史，自历史诞生之日起就通过宗教和神话熟悉了这种力量，宗教、使者和先知代表了这种力量的真实体现，它依靠对话、交流和说服的方法，通过触及思想和良知。

如果说古往今来人类冲突所引发的战争只产生了破坏、毁灭和只能以暴力来限制的暴力，那么用勒内·吉拉尔的话来说，暴力只会产生暴力，而对话则能带来和平，特别是基于理智和心灵的对话。

冷战与当时世界两极之间的更多骚扰和军备竞赛有关，但这是一场仅在两极之外的地区和地理空间使用物理力量的战争，例如阿富汗战争或古巴战争，或通过支持盟友和通过情报行动机制骚扰对手，而情报行动机制则努力在国际关系舞台上隐藏其痕迹。

这些隐蔽的行动一方面与宣传行动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通过媒体和电视机制以及电影和其他文化、知识和艺术领域（从杂志和书籍到戏剧和视觉艺术）在两个阵营中塑造和煽动公众舆论有关。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断激化，并发展成为各自论点的能量催化剂。

西方宣传和媒体的影响使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因为这股非军事力量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为苏联解体铺平道路的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铺平了道路，同年，世界在新世界唯一警察美国的领导下开始重新安排局势，20世纪90年代成为软实力的世纪。

随着九十年代的开始和第二个千年的结束，围绕程序概念的争论将会愈演愈烈，这预示着软实力时代的开始，文化产业在缓解冲突和战争，引导人们的思想、品味和取向走向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胜利，以及承认西方代表进步、先进、奢华和人类幸福的价值观的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进化路线的终点，也是人类头脑所能发明的最有效的东西，各国人民所要做的就是自愿参与这一模式。

于是，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概念就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中浮现出来，西方的使命就是对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的文化体系进行拆解和重建，其目标是强行整合西方中心主义之外的一切理性和文化体系。

在此框架下，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于1993年问世，它最初只是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随着发表后的讨论而发展。自由民主是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它能够克服先前思想和政治模式的所有弱点，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模式是失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能够确立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个人主义的概念。

因此，它代表了最后的人，正是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宣扬的人，也是对自然的胜利。然后，人神化，成为卓越的自我主宰者。

由于历史随着最后一个人类的消亡而终结，它是人类心智在科学和知识的支持下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代表了后现代阶段，福山并没有拆解现代性本身，后现代思想也没有将人本身排除在外，将人视为纯粹的消费者、技术统治的主体，完全否定道德，并让西方文明主宰其他文明。因此很快，包括西方哲学家在内的许多东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都站出来批评弗朗西斯·福山的计划，称他不过是美国政府中新保守主义的代表。

这加速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出版，该书于1993年出版，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地回应了批评意识形态“历史的终结”计划的声音，该计划旨在加速其他知识和文化体系的自愿强制参与，尤其是南部和东部国家，这些国家很快就会在塞缪尔的计划中变成假想的敌人。

亨廷顿认为，只要苏联和俄罗斯仍然是这个联盟遗产的历史代表和合法继承者，未来的冲突将不会发生在西方各大民族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西方文明，即理性、进步、自由、民主和人道的文明，与中国、日本、伊斯兰、印度、非洲和东正教文明之间。

他不去逻辑地解释这些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因素和原因，不把它们与经济、利益斗争、霸权和剥削联系起来，而是在文化概念中寻找一匹特洛伊木马，声称这些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国家的文化，从根本上与西方文化存在冲突。因此，它们是与自由、民主、尊严、人性、人权价值观相矛盾和反对的文化。

如果说中国代表着亚洲四小龙，是美国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要求多极化和美国霸权时代的终结——它在美国话语中是一个明确宣称的敌人——那么亨廷顿则会精心设计一个假想的敌人，以伊斯兰文明为代表，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垄断和帝国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所有反对和抵制该项目的伊斯兰国家都是假想的敌人。

因此，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口号是：“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为所谓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辩护，仿佛恐怖主义在客观上等同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而恐怖主义是一种超越国籍、宗教和种族的全球现象。尽管伊斯兰教义是对世界的仁慈，是和平、安全和仁慈的典范，

因此，新保守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思想家和媒体人物，把伊斯兰教塑造成一个假想的敌人，并制定了妖魔化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战略计划。这在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政策中都有所体现，这些政策通过支持极右翼势力，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而极右翼势力的言论很快在现代化和启蒙运动的堡垒欧洲蓬勃发展。

但这些战略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建立在一个完全非物质的基础之上，表现为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改变其政府和国家制度之后，美国不是直接用军事力量来弥补在物质和人员方面遭受的巨大损失，而用软实力，即文化力量来弥补。美国和欧洲国家通过文化产业，特别是通过媒体、书籍、电影和艺术，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和取向，通过向人们灌输西方文化的高尚和正义，使那些因为文化和宗教而受压迫和贫穷的人们从落后走向进步，从暴政走向民主，从不公正和剥削走向公正，从反动国家走向进步和繁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软实力”概念将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之一。虽然这一概念最初是为了取代军事力量而提出的，尽管它有着许多富有人性和文明深度的漂亮口号，但实际上，它的含义使它成为强制的同义词，而这一概念应该在文化适应、文化间公平对话、相识和友谊方面占主导地位。在西方词典中，它意味着服从、顺从和控制，但采用的是软手段。

在此背景下，软实力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两位思想家奥斯汀·拉比尼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认为，软实力是指有物质权力的人和无物质权力的人之间的从属关系，一方面是依赖和服从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权威和控制的关系。用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思想家约瑟夫·奈的话来说，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吸引和包容的能力，即以软的、相对不透明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和改变舆论的能力。

这样，外交和民事调动领域将成为新战争的沃土。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从而使人权、民主和少数民族的民间和外交倡导领域转化为新的机制和新的力量，军事力量相对而言已经逐渐消失，有时被道德力量所取代，成为文明、人道和自由的力量，即使这种转变是宣传和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塑造公众舆论，改变其方向和要求，通过教育和课程，通过艺术和文化，通常通过采用和平手段和工具来控制和引导思想，以便通过建立国际服从的概念，依赖性和文化与知识的异化成为这种权力的一个方面。

这种服从塑造了国际关系中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书简》中首次提出的文化霸权概念，他强调资本主义霸权是通过学校、教堂和报纸等机构实现的，这些机构在公众中树立资本主义精英的正面形象，目的是控制这些人的思想，确保他们不会偏离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

只要事情最终与说服、吸引和动员的能力有关，就可以通过宣传、营销、广告和相关的符号操作的机制来实现，这些机制在各种文化产业中都有实际的机制，从图书产业、报纸、杂志、电影、戏剧、电视、电子游戏和其他符号产品，因此在阿拉伯和伊斯兰背景下，掌握这种力量的机制和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努力支持文化产业，丰富和支持翻译，捍卫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捍卫普世价值及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权利，并通过制作针对西方接受者的文化内容，象征性地攻击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妖魔化的行为，试图说服他、吸引他，并教育他了解保守派和极右翼幻想的危险，阐明后现代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中创造假想敌的转变和偏差，这种假想敌只存在于一些歪曲历史、欺骗人们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其危险性只存在于将复数的人转变为市场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的单纯消费者。

在现代性衰落与启蒙的背景下，在后现代话语崩塌的阴影下，今天，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批判和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并用道德软实力来丰富它们。

如今，西方众多哲学家的贡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其文化、道德和宗教内涵，能够改造现代性及其他领域，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战胜超越民族、种族、国家和宗教的人性。

唯一的冲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因为文明的本质是人类最崇高创造的产物，不是超越物质、拥抱精神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消费、商品化、商业化这些将人转化为物质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是自由、尊严、正义、平等这些将人从片面的物质维度提升到广阔的精神维度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是能够实现人的幸福和尊严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在这场斗争中，全人类必须团结起来，打败剥削、垄断和奴役。

（作者系阿亚德·阿布拉尔是摩洛哥作家和研究员，来源：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5/5/4）